黄毅上电视的机会不算少。但女儿说他“每次上电视你老撇拉着嘴”。黄毅当然高兴不起来，他一上电视，常常意味又有几十甚至上百条生命在事故中消失了。
“每次发布事故新闻都很心痛。”这位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说。
他的亮相，有时是在矿难现场，有时在每季度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时记者直接将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比如去年10月28日，河南大平矿难，他亮相了，那次148名矿工遇难；一个月后，陕西铜川矿难，他又频频出现，那次166名矿工永远留在了井下。
他只发布死亡70人以上的事故。从2001年出任新闻发言人至今，他发布过十几起类似的事故新闻。去年一年，全国煤矿死亡6027人。
这些精确到个位的数字背后，是跟黄毅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类似的数字中，有一位是当年死在他怀里的熊师傅。
那时，黄毅还是一名刚满20岁的矿工，跟着熊师傅下井，当回柱工。一次作业中，有一根铁柱怎么敲打都纹丝不动，干活向来爽利、胆子也大的熊师傅抡圆了铁锤砸过去，只听一声巨响，顶板冒落了，将熊师傅压在了底下。等黄毅和同伴以最快的速度将他扒出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在黄毅眼中，35岁的熊师傅很精干，留着分头，线条分明的五官，穿着“逛衣”（指日常衣服）的时候，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但是，“几秒钟，这个生命就消失了”，黄毅当时发懞，“哭都哭不出来”。最初的两三天里，黄毅不想说话，脑海里盘旋着的，总是冒落那一刻的情景，还有师傅被扒出来时的惨状。
从小在矿区长大的黄毅，见得最多的便是那些在矿门口进进出出的矿工，那些升井的矿工“满脸黑，只露着眼，一张嘴，牙显得出奇得白”。
这些人，在1949年前被称作“窑花子”，新中国将他们称为产业工人，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1971年，19岁的黄毅成为开滦煤矿这个光荣群体的一分子。这在当时已经“很了不得了”。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奉旨开办了开滦矿务局。这个百年老矿即使在“文革”中也并没有停产。当时全国工业战线有个口号是“学大庆，赶开滦”。能成为开滦的一分子，让黄毅自豪无比。他像许多矿工一样，时常带上半袋干粮，一下井就干两天。广播里一遍遍地播送着当班的好人好事，为“保钢保电保城市人民能吃上饺子”，大家“豪情满怀”，争着“多出煤”，“争戴大红花”，“觉得如果不这么干好像就不能算是开滦的矿工”。
“那时一不怕累，二不怕死，哪怕牺牲几个，只要高产，也重如泰山。”黄毅回忆说。
但一个人下井，就把亲人的心也带走了。母亲那时总要到矿门口等候，待黄毅上了井，心才会踏实下来。
所以，每当黄毅发布几十条生命消失的消息，他能体会到“身后是几百名亲属的悲痛”。在死亡115人的鸡西矿难现场，在设起的灵堂里，面对着死难矿工的家属们，黄毅哭了。
煤矿从来没有停止过“吃人”。经济发展的大车迅疾辗过，仿佛也加速了矿难的频率。去年12月，由黄毅参与发布的《全国国有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调研报告》显示，当年全年19．5亿吨的原煤产量中，约有7．5亿吨煤是无安全保障的煤矿生产的，或属于超能力生产的。
“矿工们总说，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上。”黄毅说。
然而也正是事故改变了黄毅的命运。在他下井的第三年，为创“全矿高产日”，累瘫的黄毅在井下睡着了，醒来时发现电机烧了，影响了全日高产，他被责令作检查。在检查中他头头是道分析了事故的原因，以及今后如何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不料，这份“深刻”的检查给领导留下了“文笔很好，文字表达和语言能力强”的印象，他被调到矿上宣传科，从此告别了井下生活。
如今，黄毅俨然成了“公众人物”。他在电视上露面时，还带着唐山口音。昔日的矿友打来电话说：“你的口音不要改。”
“最近怎么没见你在电视上露面？”这句话是黄毅最爱听的，“我没露面，说明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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