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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对转基因稻米是否产业化的争论非常激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罗云波：转基因问题大家比较关注，很难笼统的讲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社会上出现种种的担心，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对一个新事物发生置疑是很正常的。
首先，对转基因的技术很多人不懂，所以肯定会有一些顾虑，这就需要做一些宣传，进行一些科学知识的普及。其次，转基因稻米是否产业化不单单是科学的问题，还牵扯到贸易、政治，也牵扯到一些所谓的伦理，传统观念等方面。另外，还存在一些媒体的过分炒作，很多东西存在证明和证反的问题。比如说“某某食品是安全的”，这样的一句话很容易让老百姓起疑心：好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声明他是安全的呢？难道它不安全吗？转基因的问题有些类似，可以说很多疑虑是被过分炒作出来的。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包括一些科学家的担心，我们可以肯定，科学家的担心往往会构成老百姓更多的担心。在科学界，学科分工非常细，隔行如隔山，如果环境方面的科学家或物理科学的科学家评价生物方面的事情，其做出的结论应该是有所保留的。例如：杨振宁是一个大科学家，如果他说转基因的东西不能吃，那么普通老百姓就会相信，科学家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不是生物领域的专家。转基因的东西也是这样的，有些评价的科学家，不是这个领域内的，但是他提出一些疑虑和一些怀疑，这也是产生大家疑虑的一个因素。
记者：如何看待当下出现的批评转基因稻米的观点？
罗云波：有一种说法：用老鼠做做试验，人吃了就不会出现问题，全国13亿人民都成老鼠了。这种说法未免偏颇。从大的方向看，转基因技术是被积极推进的，在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做的很好，产品很有竞争力，在贸易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各个贸易集团如何竞争呢？唯一可以名正言顺的理由就是技术壁垒，这是贸易上的一个主要问题。例如，转基因大豆冲击我们国内的大豆，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但是我们的产量低，品种不好，而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很大，工厂就想要国外的大豆，价格便宜，品质好，出油率高，我们现在生产的大多数色拉油都是转基因的美国大豆生产的。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产大豆，只能不进口，拒绝的理由只能说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评价不完善等等，但是，这是违背WTO自由贸易原则。我国在WTO前后，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态度不同，凡此种种，转基因的问题和贸易、政治等等都有明显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是观点，转基因的利用，剥夺了农民自己留种的权力。长期以来，农民自己留种、自己种，但是现在要从种子公司购买，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不能说有了食堂，就剥夺了做饭的权力。
记者：转基因稻米的大面积种植是否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罗云波：如果转基因稻米大面积种植，对环境的影响的安全评价要求会非常严格。首先是基因漂移，基因漂移是通过花粉传播实现的。种植转基因植物之前要检验周围环境是否有亲缘相近的、能够相互传粉的植物，如果没有，就可以种。第二方面是有没有传粉的可能性，因为传粉是一种有性的杂交。很多物种是不相近的，水稻和野稗，世世代代不会杂交，水稻的基因不会漂移到野稗上，使野稗也拥有优良性状，而出现难以消除的超级杂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基因逃逸。比如在运输途中，掉落的种子自己生长，因此会规定固定的运输容器、固定的运输路线等等，确保上岸之后不发生逃逸。如果万一出现逃逸，也要做相关的分析。用试验数据说明是安全的。
即使转基因稻米现在被批准大规模种植，也只是限制在一个地区，就是被针对性研究的那个地区，如果要在别的地方种，还要做继续的评估。所以说，真正推广开始的话，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在一个地方推广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三年要进行一次评估。
记者：有人指责主张推进转基因稻米产业化的科学家存在背后利益，您怎么看？
罗云波：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的时候，个人为什么不能致富呢？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致富呢？
转基因的棉花已经种植了若干年，科学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真正最大受益人是农民。最后才是技术开发的科学家。
如果问农民，转基因的棉花和非转基因的棉花种植哪一种，农民自然会选则转基因的棉花，因为农民已经从中受益。给农作物喷洒农药，要花钱，而且有些病虫害喷洒农药还治不住。另外，在没有推广转基因棉花之前，每年接近20万的农民由于喷洒农药中毒，而且很多农民中毒身亡。喷洒农药有若干的规定，例如，顺风，戴口罩，计量要合适，农民往往不能按规定操作。现在农民中毒的数量大大降低了。如果转基因水稻被批准的话，也会给农民带来很多的好处。
记者：如何看待转基因稻米的安全问题？
罗云波：我对转基因食品的理解是：目前能够通过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安全评价的，理论上应该是安全的。
转基因的食品经过一个漫长的科学研究试验过程和安全性评价过程。从试验室开发出来到商品化生产，需要若干年的观察。通过实验室阶段，中间试验阶段，环境释放阶段，最后生产性试验阶段，直到安全证书的获得，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对环境会不会造成影响的，独立性实验，有些实验是没有必要做的，但是要回答社会上的一些疑虑，觉得没有必要也要做。我是学生物学的，曾经做转基因的东西，现在不作了，从我对转基因东西的理解，目前能够通过转基因安全评价的，理论上应该是安全的。实际上，在自然界，基因的交换从来都在发生，而且人为的也在创造。传统的杂交育种也是一种基因的转移，只不过是一群基因和一组基因在交换。现在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进行单个基因交换，有目的的筛选需要的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有很多限制，有些基因交换是被限制的。我们做基因评价的时候，首先对被转基因进行评价，例如花生中的某种蛋白对某些人群是过敏的，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从花生中提取基因，也不会用基因工程去改变花生，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上，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不能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转基因的东西问世了近二十几年，没有出现一例安全问题的原因。
我对转基因稻米的担心，不是安全问题，而是能否达到预期的抗病能力，从技术上讲，我希望他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真正能够达到他预期设置的标准，能够造福农民。
记者：转基因食品有什么特点？
罗云波：现行的标识系统，安全性评价等等都非常的严格，目前没有一种食品像转基因食品那样，受到如此严格苛刻的评价，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转基因食品比其他食品更安全。很多转基因的食品是以抗虫为主的，抗虫的直接意义在于可以少喷洒农药。农药本身它就有残留，如果让我来选，我会选转基因抗虫的农作物。因为我知道它化学残留会少。农民每年使用成千上万吨的农药，很多喷洒到大气中，对环境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巨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意义的。
转基因技术掌握在科学家的手中，科学家会十分严格。如果告诉农民种这个东西不用喷洒农药，农民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样减少了他的投入。另一方面，农民对农药的安全使用不是很重视，需要一公斤的农药用量，他可能喷洒两公斤，为了让农作物好看一些，尽可能没有虫害。一些蔬菜等作物，要求上市前的一个星期不喷洒农药，让农药有一个挥发降解期，但是农民为确保蔬菜好看、好销售，往往在上市的前一个晚上都可能喷洒农药。农药对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罗云波：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包括两个部分：环境安全的评价和食用安全评价。只有通过这两方面的评价才能够大规模生产。
我国是一个生产和消费水稻的大国，我们始终面临人口和粮食的尖锐矛盾，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在逐步减少。转基因技术的出现，能够使高产优质水稻抗病，如果转基因稻米能够被批准产业化的话，应当有非常好的前景。
转基因技术作为人类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向前发展的。不管从那方面来讲，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技术为我们服务，所以有了这种需要，我对它的前景非常乐观。尽管现在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阻力。
记者：您认为转基因稻米产业化的前景如何？
罗云波：转基因食物标识起管理和知情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任何安全与否的含义。而且一定不能理解为国家对此不负责任，把选择的皮球踢到消费者手里，让老百姓自己选择，要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国是强制标识，义务标识。有的国家是自愿标识，有的国家不标识。这三种情况，政府都有各自的考虑，但是对安全的管理来说，都是严格的。从长远来看，转基因标识可能成为商业上的一个金字招牌，如果大家都明白了的话，可能都要买转基因东西。
记者：给消费者一些建议。
罗云波：老百姓应该相信国家推出的东西应该是安全的。不要处在一种恐惧和恐慌中，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要以积极的心态享受新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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