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失落、悸动与思索，已经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心情和体温。
在城市繁华、躁动、杂乱的声音中，你可以从中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有点试探、有点慌乱、有点兴奋还有点好奇，他们是近十几年中城市里新生的群体，来自农村，俗称“农民工”。他们进入城市的姿态如同他们在城市里行到目前为止的脚步一样……一点也不招摇。但就是这些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庄稼人，用他们走出乡村、闯入城市的行为在酝酿和实践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虽然他们还被视为边缘人群，但每当“民工潮”成为春运的主角时，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农民工的奋斗与梦想、痛苦与失落、悸动与思索，已经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心情和体温。
农民工，从他们开始走出农村，以自己的行动冲破城乡分割管理制度障碍的第一天起，就预示着他们将代表中国劳动力就业大军的未来。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我国建筑业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务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已经被农民工所取代。
这些农民工拿着微薄的工资，却从事着最苦最危险的工作。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事故中丧生，也有更多的人带着伤残的身体黯然返乡。
他们带着希望上路，有的却是伴着疾病和死亡还乡
37岁的安徽六安西河口乡郝集村人李光全去年秋天又去了省城的职业病防治中心，这一次他被诊断为矽肺病Ⅲ期。每次到屋后上厕所，三五米的距离李光全要歇两三回，看到围墙下越堆越高的空输液瓶，他马上想到几年前在海南金矿的打工生活，想到这儿，他很绝望。
11月5日，天气寒冷，全天大雨。记者到李光全所在的郝集村采访。两个多小时后到达裕安区西河口乡郝集村。村口的小卖部里七八位村民聚在一起打扑克。记者试探着打听有没有人知道村里人去海南打工得了矽肺病的事，在座的人异口同声又有点不以为然地说“知道呀，得这病的人太多了！”有位在一旁观战的村民顺手一指正在出牌的一位说：“他就是矽肺病嘛！”
记者问他：“你在哪儿打工？”
他回答：“东方县。1988年去的，1998年回来的。”
一位叫乔雨的热心村民说他是矽肺病初期，还能打牌，严重的就只剩在家喘气的能力了。在他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李光全家。
下面是记者和李光全的对话：
记者问：“一般几天吊一次瓶？”
“说不定。”
“村里是不是很多人都整天吊瓶？有钱的吊得起，没钱的吊得起吗？”
“没钱的就死了。”
“你这个病还有希望吗？”
“没什么希望了。家庭条件好，本人不受什么刺激就能多撑几年，家庭条件不好，再受点刺激很快就死了。”
“你现在的活动范围有多大？”
“这么大，”李光全喘着粗气指着房间。
记者打量了一下，这3间房子加起来不到50平方米，迈出家门到村里走走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了，就连到屋后三五米的厕所，他中途都要歇上好几回，采访时说不上一句话就要费力地大声喘气。为此，记者不忍让他说太多的话，关于得矽肺病的原因是一个名叫乔雨的农民代答的。
乔雨说：“以前我们在那儿干活不知道打钻要带水，不带水不能干。打封钻打到下面的洞里100多米200多米，只能站一个人，打的灰出不来，呼吸困难。现在海南金矿已经没人干了，一天给1000块也不干了！”
李光全曾是这个3口之家的绝对支柱，可自从去海南金矿打工后，他的身体状况在近几年直线下降，不断地感冒、咳嗽、喘不上气。起初几年他和村里其他患病的人一样当成肺病来治，随着病情的急剧加重，一同在金矿打工的人相继被确诊为矽肺病，李光全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绝境。他现在维持生命的惟一办法就是输液，因为村里输液的人太多，也因为李光全输液的次数太频繁，他的妻子掌握了这门技术。他的妻子王慧芝说：“他有这个病，我哪儿也不能去，他现在的身体什么都不能干，就是洗脸水洗脚水都要打好，吃饭都要给他送到床跟前，他上厕所都困难！你不照顾他他不能自理。”每次李光全病情严重都是她来输液，输完液的空瓶子就随手扔在屋后的围墙下，时间不长就是几稻箩。
李光全病倒后，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慧芝用家里的一间房开了个洗染店，一月几百块钱的收入是他们全部的经济来源，李光全裹着厚厚的棉衣倚着暗红的方桌坐着，目光无望地投向门外的雨雾中，他右手的房间里妻子正在为一件紫红色的皮衣上色，屋顶挂着两排洗净熨好的衣服，缝纫机旁是一大堆待洗待改的衣服，左手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床上睡着8岁的儿子，书桌上是两大包病历和胸透照片。
在郝集村，到海南金矿打工得了矽肺病的，李光全不是惟一。可到底有多少人得了这种病李光全说不准，因为矽肺病的潜伏期是5～10年，他只知道自己的身边不断有人被确诊，也不断有人死去，去年20多个，今年又有6个。令李光全最感无奈的是，村里人一直在打官司讨赔偿，可因为当年他们出去打工一没和矿主签合同二没办当地的暂住证，用李光全的话讲：“说理都没个门儿！”
全村人的淘金梦被恶劣的作业条件断送，眼下村里人的情绪很是恐慌，也在金矿打过工的乔雨离开李光全家后对记者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李光全现在病得很重，就是等死了。”另一句是“我也下过金矿，真担心不定哪天我也喘起来！”
流血又流泪，这是相当一部分打工者的悲惨境遇
在另一个村子，记者见到了郑永琼。
郑永琼打工的地方是江苏张家港市一家私人开的塑胶厂，每天干活12小时，夜里11点半干到中午11点半，没有吃饭时间，边做活边吃，做一只停一下吃一口。
她的工作是压瓶子，半自动的压瓶机一关开始压瓶，压好后门自动打开，这时她要伸手进去把压好的瓶子拿出来，事故就是在这时发生的，早就应该更换的老化的机器在郑永琼手伸进去的时候关上了门，从左臂肘关节处轧断了她的胳膊。
所幸的是，郑永琼在六安市霍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全力帮助下，获得了18万元的工伤赔偿，这些钱不仅可以帮她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生活，更是对她精神上的慰藉。说起那段打工的艰辛岁月，郑永琼不堪回首。
断了臂的郑永琼无法也不想再回到张家港华升塑胶有限公司打工了，但她的几十个同乡还在厂里，他们的工作状况现在怎样呢？
记者来到江苏省张家港市唐桥镇华升塑胶有限公司，见到了几位郑永琼的老乡。
记者问他们：
“你们几点开始工作？”
“中午11点半到晚上11点半，另一班是晚上11点半到第二天中午11点半。一开始肯定受不了，时间长了习惯了。”
2003年的春天对于安徽六安金寨县农民李传春来说是一生中最冷的时刻。平生惟一的打工经历只持续了5天，他便在作业时摔残。面对当地法院做出的对方不负任何责任的裁决，瘫在床上的李传春傻了。
11月7日，记者翻山越岭来到国家级贫困县金寨县槐树湾村村民李传春的家，与周围不少人家新盖起的小楼相比，李传春的茅草房显得很凄凉。李传春躲在一堆破棉絮里，脸色因为长期不见阳光而变得惨白，床沿上放着一只便桶，腰部以下瘫痪的他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去年5月19日，到南京打工才5天的李传春在为雇主盖房上料时，不慎失足从4米多高的房顶摔下，施工方没给李传春发安全带，现场也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李传春摔残了，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他将终生躺在床上，永远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现在已花去了6万余元。可是，就在他被同乡抬着踏上回乡路的时候，南京蒲口法院的判决却认定施工方毫无责任，一切后果全由李传春自己承担。金寨县劳动保障部门的领导急了，我们好好一个壮汉子出去打工才5天就被抬着回来了，怎么对方竟一点责任也不负？于是，县里临时组成了几个人的维权小组前往南京为李传春讨公道。
维权小组成员槐树湾村村长张永根对记者说：“他摔的时候我去看了现场，上面没有一点安全措施，什么都没有！可是法院却做出这样的判决。”
张永根村长说，不久他还要和维权小组的人再去南京为李传春的事做最后的努力，他说李传春已经瘫了，靠他自己还谈什么维权，维持生活都够呛，只有靠政府出面帮助他争取利益了。可是结果会怎么样他也心里没底，因为那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近20年了，从最初被唤作“盲流”到如今被政府称为“外出务工人员”，走出田间进入城市的农民称谓一变再变，但身份还是原来的那个，在城市干着工人的活，户口本上印着“农业”二字。城里的生活并不好适应，关于尊严的磨擦从未间断，可走在打工路上的农民工却越来越多起来，他们的心情也许并不愉悦，勇气也许并不足，承受力也许还十分脆弱。虽然有时面临着死亡和伤残，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为了生活，他们必须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