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下井上两重天
2004年4月13日上午8时，晴，山东兖矿集团南屯煤矿井口。
“咣当！”
一声闷闷的巨响，罐笼的铁门被牢牢地关上。一阵刺耳的铃声过后，罐笼启动，迅速下降，凉飕飕的风，在耳边“呼呼”滑过。尽管手已经紧紧握住罐笼内的扶手，身体还是明显感到失重的感觉。大约1分钟后，我们下到井下450米深处。在罐笼车停住那一刻，我发觉到，刚才手握紧的扶手上，潮乎乎的，一直悬着的心，总算稳稳地落下。
走出罐笼，通过一条长长的巷道，稍作等待，我们登上行人车（矿井下用来运送矿工的电动小火车，每个车厢能做四个人，需要猫着腰进入），车厢内黑乎乎的，要不是矿灯的光，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方的脸。行人车穿越着时明时暗的巷道（巷道顶每隔5米约有一盏灯），井下的凉风，在身边迅弛而过，尽管没有特别的不适，窒息感还是慢慢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大约10多分钟后，行人车在一条巷道旁停下，接下来，需要步行到达采煤工作面，这段泥泞、曲折的路，让我们真正体验了井下的环境：潮湿，黑暗，窒息。
随同我们采访的王科长说，“这样的路，记不清走了多少来回，反正4000多个日日夜夜都是这样走过的，习惯了。”经过长长的一段巷道，我们的步伐明显变得缓慢而失去了节奏，然而，王的步履坚定，每一步都很扎实，看得出，他已经习惯了这块土地。
王在出任宣传科长前，干了10多年的掘进工，是个业务精熟的优秀矿工。“在井下，如果关掉矿灯（按规定是禁止的），世界就变成无边的黑夜了。”王说，下过矿的人，对光的感受特别强烈。
当我们赶到采煤工作面时，正值检修机器。因而，那轰隆隆的、宏大的采煤场面，我们没有见到，但矿工们投入工作的神情，让我们深深明白：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违章作业，都可能让这煤井，变成生命的陷阱。
说到下井，其实在河北武安镇采访时，记者就向主管领导、矿井负责人提出过，他们的口气很委婉，说正在停产整改阶段（去年12月底武安市某煤矿曾发生特大火灾事故），“实在是不太方便，还是别下了吧？”其实记者心里很清楚，这出于对“整改阶段”的安全考虑。
同样，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巨日合镇的一个设计年产10万吨的小型煤矿，矿主沉思一会儿，说：“还是别下井了。”站在一旁的矿工，低着头小声说：“有啥好看的，里面有木头柱子、煤尘大，上来后弄得黑了吧唧的，图啥呀？”矿主的沉思和矿工的低语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他们的心里，对安全没底。
4个小时后，我们重返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世界仿佛又重新开始了光明。短暂的井下之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矿工的苦与累：在这样一个难以改变的工作环境中，矿工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习惯并适应着大自然带给他们的压力和挑战，进而，它让我们想到了那些小型煤矿的矿工们，又该会以怎样的勇气面对这种境遇？因为，我们清楚，对于那些工作在大多数小型煤矿的矿工们来讲，拥有像南屯矿那样现代化的井下工作条件，或许是他们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奢求。
一般每月能挣1千元
赤峰青年小杨28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尽管只有小学文化，但有过在大连打工的经历，所以回答起问题来，颇有几分“答记者问”的味道。
小杨说，他在巨日合镇的这家煤矿已经6年了，在井下干采煤。矿上有25个矿工，80% 都是小学毕业，除了几个技术员是煤炭学校毕业的，剩下的也仅是初中毕业。
小杨住在矿上提供的房子，刚刚当上父亲的他，脸上挂满了责任。小杨说，他一家三口一个月消费500元左右，除却一些开销，一年下来能存3000到4000元。“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在老家务农，别说干剩，有时种地还得搭钱。”
小杨从16岁开始零散地干了7年矿工，“那时候人小，大人们总会照顾一点，就这样摸爬滚打过来了。”这期间小杨曾去大连打过工，在建筑工地干活，“和现在电视上常看到的一样，太辛苦了，一天干10多个小时，每天23块，一个月也就600元，如果遇到黑包工头，一年下来，一分钱都拿不到，太不稳定了。”
在小杨看来，现在一天下井8个小时，尽管苦点累点，但只要甩开膀子干，一个月能拿1000元。这个收入，拿当地消费水平算，也属于比较高的。
谈到未来，小杨反问：“未来？未来该会怎样，你知道吗？”
小杨说，的确考虑过未来，以后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了,真不知到时候会怎样， “活着，就得面对现实，边走边看吧。”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绝大多数小型煤矿，下井干活的都是农民矿工。他们在从土地上走出来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闷头劳作，他们力图用身体——这个在他们看来唯一的本钱去改变命运。他们出奇地宽容，任劳任怨，有时，他们会执拗地选择冒险，在无任何安全而言的小煤窑上开始他们的“淘金”之路，而恰恰是这个选择，让他们走上一条不归路。
2004年4月8日上午11：30，晴，河北武安镇太行煤矿。
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平方内，住着七八个矿工。还没走进屋内，一股夹杂着哈喇味、烟味和其他味道的气流便袭了过来。老李坐在自己的床边，正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时不时，老李用手，擦拭一下额头的汗。老李的身边有一个简易蜂窝煤炉，上面还有烤过的馒头片，屋内显得很乱，在老李的上铺，一个酣睡的矿工，不时发出沉闷的呼噜声。这就是矿工们临时的“家”。
老李叫李有望，42岁，河北武安市治陶阵固义村人。从1981年开始，他就在附近的煤矿当矿工，自1989年下岗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煤矿打工之旅。他到过很多矿，多年的矿工经验，让他谈起话来，颇有见多识广的架势。
老李说，他刚刚来这个矿不久，还处于“实习期”，待期满后，双方按自愿原则，签定劳动合同。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矿，老李有自己的看法：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安全有保障的是首选。因为2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老李明白，安全是干煤矿最重要的事:“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上有老，下有小，万一出点事，让谁后悔啊？”，“如果你想干煤矿这行，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
老李有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6岁，都在上学。谈起孩子，他很乐观，“我挣钱不为别的，就为他们将来不像我一样，不要靠身体吃饭，要靠本事吃饭。还好，他们书读得都还不错，挺为我争气。”
在老李看来，干矿工凭体力吃饭，太辛苦了。“人都有老的一天，老了，你还能干矿工吗？”因此，他拼命挣钱，供两个孩子上学，贴补家用，他自己花销不大，除了抽点烟，没有什么爱好，一个月有400多元就够了。剩下的1000多元，全都寄回家。
和老李同住一屋的万文祥，今年35岁，有两个孩子，来自武安市的一个农村。他在矿上属于技术工种——电工。应该说吃技术饭的，没有采煤、掘进工种累，工资也不少拿，一个月1600多元，一年下来，出去开销，能存上几千块。
万文祥说，在矿上做技术工，应该是比较吃香的，一来不像其他矿工那样累，二来钱也不少拿。万文祥没有什么爱好，只不过是闲着的时候，到镇上逛逛，买点东西。他说：技术这东西，有些时候决定了很多东西。要不打小爹妈就唠叨我们要有“一技之长” 呢？没错。
有些时候，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同样是矿工，同样是采煤，然而，差别即便用 “天壤之别”来修饰也不足为过。
担心今后没煤挖了
2004年4月12日下午2：00，南屯煤矿办公楼会议室。
29岁的掘进工韩峰，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矿工。戴着眼镜，有些文弱。但是，他却是一个有着8年矿龄的矿工。小韩毕业于煤炭学校，现在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小韩说，在南屯矿，98%以上的矿工都是初中以上学历，其中技校毕业生居多，很多人都已取得大专文凭。素质提高了，矿工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也就强了，对于安全生产相当重要，因为，“很多事故都是不经意间、由于疏忽而造成的。”
小韩说：“当矿工，往往最操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的亲朋好友，一个人在矿上，一群人都为你悬着心。”安全，在小韩看来，比什么都重要，“挣钱多少不在乎，生命最重要。”
尽管现在矿上的条件和待遇都不错，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都给上了，但在小韩看来，远虑近忧同在：一方面是个普遍问题，就是矿工的工资太低，什么都见涨，就不见我们的工资见涨；另一方面，南屯矿已经开采30年了，处于成熟期，以后会不会面临东北老矿区今天的境遇？因为，矿也有老掉的时候，30年后，我59岁，到那个时候，我和家人有没有保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考虑的。
小韩的这席话，引得身边的成世明一番宏论：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国家的应该考虑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我们附近的火力发电厂，无论从劳动强度，还是危险性来讲，我们的工作都超过他们，可他们的工资比我们矿工还要高。我们采出的煤，按市场价格得400元一吨，可供给他们时，才按250元一吨算。国家政策应该向矿业倾斜一下，这毕竟是一个几千万人的大行业。
老成今年48岁，1979年就参加工作了，可以说是个老矿工了。他的流畅的谈吐，不乏真知灼见，仿佛一位煤炭领导在发表就职演说。老成是自信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着辉煌；但同时，他又是矛盾的，因为对于矿区的未来，他有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 “普遍的危机感”。
应该说，大矿矿工关于未来的思路是开放的，在期待提高待遇的同时，他们将目光投向未来，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老矿区的转型。
老成说，我们不希望东北老矿区的今天，成为我们南屯的明天。
家是矿工心底最敏感的区域
支护，在煤炭行业里是一个技术词语，泛指应用在采煤过程中的一些支撑和保护的技术和设备等。它是保证采煤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矿工生命保障的一个守护神。我们常常想，矿工除了需要矿井内的支护外，还需要怎样的支护？家的支护。
武安太行煤矿的老李对此深有感触。老李说：“如果隔三差五的不往家里挂个电话，她就坐不住了，肯定要急匆匆地向矿上打听我的消息。”老李对爱人的唠叨非常理解，他说：老婆的那句话我是装在心里了——“命是自个儿的，多操点心！你要是没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老李乐呵呵地说：这么多年了，不安全的矿井，我是绝对不去那干活的，她的唠叨还挺管用的。
家是每个矿工心底最敏感的区域，家人的嘱托，成了矿工熟记于心的“安全守则”，家，支起了矿工重视安全的半边天。
刘林玉大姐是南屯矿家属协管会的工作人员，她爱人是矿上的掘进工，她们这个协管会说白了就是“矿工家庭后勤保障队”，给矿工尽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刘大姐说，结婚20多年了，到现在，每次下井还依然会“嘱咐个不停，牵肠挂肚”，“就怕出事，真担心啊！”
刘大姐说，现在每每看到发生矿难了，心总会被它揪着，就盼着矿工获救！
郑洪兰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是家属协管会的主任。她说，矿工在井下干活，最需要的是无后顾之忧，“我们能帮助他们干点活，让他们安心在井下工作，挺值的”。
说到激动处，郑主任的眼里饱含热泪，“我曾做过一次遇难矿工家属的安慰工作，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痛了我，那次事故后，我真的明白了矿工的生命安全是天字号的大事。”
郑主任说，她们家属协管会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尤其是矿区领导的支持，“你们好好呼吁呼吁，多给我们点支持，我们不图别的，就图个平安。”郑主任在记者离开家属协管会时，还不忘微笑着嘱咐一句，“给我们好好写写，让大家都来支持我们，回头我请你们客。”
就是这样一些关爱着矿工的家属们，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井下的亲人，他们的牵挂和嘱托，成了在井下作业矿工的另一半强有力的支护。
遇难赔偿何其少！
近些年，矿难时有发生。专家称，我国已经进入了事故高发期。矿难令人心痛，痛定思痛，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赔偿遇难矿工？
死难矿工的赔偿问题，的确不容忽视，对此，有人曾撰文指出：煤矿井下事故夺去无辜矿工生命后，有多少人能够享有烈士称号？有多少家庭得到相应的抚恤或赔偿？又有多少地方为他们开追悼会、纪念会？可能不多，他们的后事往往被简单处理，补偿又很有限，死难者家庭失去顶梁柱，等待他们的更多是艰难坎坷、生活无着，对此，活着的人难道不应当认真思考吗，给他们尽可能的帮助吗？
的确，这一沉重而有力的质问代表了多少矿工和他们家人的心声。采访中，记者曾就“一些人在抢险（比如消防官兵）等行动中遇难了，得到了很高的赔偿；而我们的矿工遇难了，赔偿却很有限。”话题与矿工们交流。他们的回答，令我们惊讶：“人家那叫牺牲，是烈士，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没法比”，“那怎能比呀，人家是英雄！”，“这个没法说，人家是公众人物，有几个矿工成得了公众人物？”，“的确，到了该提高矿工地位的时候了，现在矿工成了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
一位煤炭专家说，这样的回答，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这些年，我们对矿工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太有限了。我们不能忘记矿工，特别是当矿山老掉的时候，当矿工老去的时候，更需关怀和帮助。他们是一个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群体，现在，他们依旧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对于矿工来说，关爱他们的生命安全，关心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未来，就是最好的实践以人为本。
矿工们的梦想
采访矿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在“五一”劳动节，对矿工最直接的关注，就是走进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在采访完每个矿工后，都会记录下他们最期待的事或最大的愿望，现摘录其中的一部分，算是给我们此次调查划上一个句号。
小杨，内蒙古人，采煤工：老婆给我生了宝宝，我太高兴了，他还不到一岁，希望他平平安安，希望我能多赚点钱，让他们幸福。
老祭，吉林人，技术员：我爱人也是矿上开绞车的，我打算明年做点买卖，搞些家庭养殖业，我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不可能一辈子干矿工，多为孩子考虑考虑，趁现在还能干得动，多积攒些钱，用来防老。
李有望，河北人，采煤工：我最大希望是，我那两个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多读些书，别再像我一样，靠身体吃饭，我希望他们做个有技术的人，这样，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不是更大吗？
王科长，山东人，原是掘进工：希望能提高矿工的待遇，让矿工无后顾之忧，从而让矿工以更加积极饱满的心态投入工作，为国家的能源建设多做贡献。
万文祥，河北人，电工：今年到年底争取存一万块！全家人都平安。
老潘，山东人，30年矿龄的老矿工：矿工们太辛苦了，收入太低了，而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太大了，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理解矿工，支持矿工。
老刘，内蒙古人，采煤工：希望矿井的事故少一些，再少一些；希望政府对取缔小煤窑的力度大一些，再大一些；希望矿工的收入多一些，再多一些。
韩峰，山东人，掘进工：当矿工，我无怨无悔，苦中有乐，乐中思苦，何乐而不为？希望普天下的矿工平安，希望矿工们的家属幸福。
……
每个人都怀揣梦想，无论他身为何职，身居何位。矿工也一样，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地藏着这样那样的梦想，尽管这梦想有些终归还是梦想，但我们还是期待，他们能梦想成真。从矿区返回城市，我们常常想，到底能拿什么奉献给我们可爱的矿工呢？或许，这一份份期待和愿望，是我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时，送给他们的最大的祝福。《新安全》 (2004年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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