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煤矿安全事故的报道之多、之频实属历史罕见。在百度搜索引擎，关于“矿难”的网页竟有200万篇。国家安监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道：仅2006年上半年，中国矿山安全事故就达2014起，死亡3393人。
国家监察，公权力怎样才能到位
不可否认，党中央、国务院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一直是高度重视的。2000年成立国家煤监局，2001年组建国家安监局，随后又将其升格为安监总局。同时，每个省都建立了安全监管机构，各地市大部分也都有了安监机构。全国安监、煤监系统专职的监管监察执法人员近3万人。除机制上的保障外，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政令、法规和文件更是堆满了煤矿领导的案头。
一面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面是煤炭安全生产依然严峻的形势，二者似乎形成鲜明的反差，人们不禁要问：这中间究竟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以“5·18”山西左云矿难为例，这个曾轰动一时，造成56名矿工遇难的煤矿透水事件发生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痛斥：事件充分反映出安全监管监察工作执法不严、管理漏洞严重。
不只左云，事实上几乎每起矿难发生后，都能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具有利益色彩的“官煤共同体”和所谓的“执法不严”。当少数监管者以手中的权力为违法者撑起“保护伞”的那一刻，公权力也就成了某些人权力寻租的一个工具，也就有了此前个别人“宁可丢官，绝不撤股”的叫嚣。而缺少了监督和管理的安全生产在所谓“潜规则”的作用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了。
马克思说，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那么，在目前我国以官员引咎辞职为标志的问责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之前，谁来为公权力戴上“紧箍咒”？
客观上说，公权力的存在在于它能够保护个人产权，即私权。而公权力也能将其自身成为一个侵害者，也就有了公权力的滥用。此前，有专家建议，只有除掉“保护伞”，让监管者无法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私利，才能有效缓解煤矿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问题是，即便撤了这些官员的职务，“官煤勾结”这个怪胎就会消弭殆尽？煤矿安全生产就能一劳永逸吗？答案并不让人乐观。黑矿主总会在权力阶层中找到新的代言人。
事实上，仅仅是约束或撤掉几个人的权力，并不能真正约束公权力的滥用。而惩处了几个事故责任人，也不可能彻底纠正错位的公权力。关键在于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来限制公权力的权限，让监管部门不能干预或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让政府成为一个有限有效的政府。
如何摆正监察与管理的关系
以重“管”为特征的煤矿安全监察，和以重“理”为特征的煤矿安全管理，两者互为依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全监察是为安全管理而存在，安全管理是在安全监察之下而进行。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恰恰是本来应该相互补充和配合的双方，却矛盾地纠缠在一起，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抢着管。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具有相应的权威，它在行使监察职能时，应该是不囿于级别，至少在同级别中是没问题的。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都归地方管理，“婆婆”是省国资委，也就是说省国资委具有对下辖煤矿安全生产的管理职能，应该担负一定的责任。可是，各地的煤矿安全监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对各省的国资委实施监察，即使是与省国资委基本平级的省煤监局，也很少对国资委进行监察。
难道煤矿主管部门的煤矿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情况、资金的投入、干部的任用、机构的设置、职工的培训情况等等，不应该被监督？煤矿发生事故后，是否应对煤矿的主管部门国资委追究责任？
事实上，近几年的事故追究中，又有几起涉及到了国资委呢？地方政府对煤矿的“监管”有哪些标准，是否尽到“监管”责任？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又发挥怎样作用？煤矿安全监察的重点放到基层、放到煤矿、放到井下，多往下跑是对的，但在“下跑”的同时不能忽略了上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不应该丢死角、留空白。
尽管有人将煤矿安全监察和煤矿的安全管理称为“一对兄弟”，但不能太“亲近”了，毕竟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事实却令人担忧，且不说煤炭部取消后设立了国家煤监局，即便省以下的煤监局，也与煤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省级煤监局是由原煤炭厅移植过来的，有的连办公场所、主要人员都没变；地市一级的煤监分局，领导和人员也多来自不同的煤炭企业，或者曾在管辖的煤炭企业里任过职，或者曾是管辖企业的领导等等“近亲”关系，如果将这种“近亲”关系带到工作中去，将对安全工作造成很多麻烦。如许多矿难的瞒报、提前获悉执法检查信息而瞒天过海、不达标的验收顺利过关等等现象的背后，都和“近亲”因素有莫大关系。
脆弱的煤矿安全生产，必须得“认真”起来了。认真，就是排斥一切假的、表面的、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煤矿的安全监察和安全监管的认真，就是要真正按规矩办事，凡是不应该做的，坚决不做；凡是对安全生产有益的、应该做的就要做好。只有煤矿的安全管理和安全监察都认真起来了，煤矿的安全生产才能真正安全起来。
传统理念让安全失去自信
在一次向记者开放的座谈会上，一位矿长声音洪亮地向在座领导许诺道：“今年，我们安全生产的奋斗目标是——死亡2人，重伤5人……”这话让记者们听来感到别扭和滑稽，怎么死亡也有了奋斗目标？难道煤矿的管理者们每年都惦记着死人吗？
事实上，放在传统安全理念上理解这位矿长的话不难明白，一直以来，中国包括煤矿在内的重工业企业都是有死亡指标的，如规定年产百万吨死亡×人，某地煤炭行业年死亡人数××人等，也就是说，生产的煤炭越多，死亡指标就越高。于是，每到年末岁初，就会出现矿长们和上级对死亡指标讨价还价的可笑情节，与利润指标不同，矿长们会找出种种借口把死亡指标调高。
在煤炭行业盛传这样一句话：“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是必然，不发生则是偶然”。谎言说了一百次，也就成了真理。似乎正是在这个谬论的误导下，煤炭主管部门也就习惯给死亡制定名额，矿主在死亡指标面前也似乎见惯不怪了，而对于频发的矿难，许多人则有了看似“有理”的借口。那么，矿工呢？对于一个煤矿来说，死一二名矿工也就事关指标罢了，并不影响什么。而对于矿工背后的家庭，一个人的离去，带走的却是全家的幸福。
此前，网络上一篇文章戏谑道：“在和平年代，允许有死亡的行业恐怕只有煤炭。”文章说，在传统安全理念和模式下，口号喊得最响的是煤炭行业，这又恰恰暴露了煤矿安全生产的不自信。
调查得知，在地方政府，在煤炭企业，安全工作被视为“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管。山西某矿长，什么都愿意宣传，惟独谈到安全时小心谨慎，生怕说了过头话。据悉，一次该矿长在市里介绍安全生产经验时，从井下传来消息：掘进头发生透水事故，5人埋在下面。他当即结束介绍，心情沉重地赶往矿上。以后，凡谈到安全生产时，他都会三缄其口。
煤矿是安全生产的主体，“理”是责任所在。但是，将现实中的安全管理放到本质安全的显微镜下不难发现：时下，构成煤矿本质安全的人、物、系统等存在严重缺陷，传统理念让“管”和“理”发生了严重的失衡，而安全生产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自信。
切实做好煤矿生产的安全监管工作，事关我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建设的大局。为此，如何突破传统煤矿安全理念和管理模式，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煤炭行业监管机制和体制，让管理者尽责，让生产者安全，无疑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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