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小煤矿事故频发，人们很容易归咎为这些小煤矿技术落后、安全设施不完善、管理混乱、煤老板不负责任，这也正是山西当下大力整合煤炭资源一条强有力的依据。但新兴煤矿、屯兰煤矿却都是设施完备、安全投入巨大的国有大矿。它们成为矿难冠军，就很难再用简单的技术套路去分析了。葬送矿工性命的是瓦斯，但把他们推上生死线的又是什么？处理责任事故不仅需要把这些责任查个水落石出，还需要找出隐藏其后的制度漏洞。
我特别注意到，今年新兴煤矿因安全生产和信息化建设基础良好，被选定为煤矿防灾项目示范企业。示范企业出了大事故，这无疑是对监管机制的莫大讽刺。而大煤矿屡成矿难冠军的现实，也无疑令那些积极推进煤矿兼并整合的省份颇为尴尬，因为寄望于大煤矿成安全绿岛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生产角度看，规模大、家底殷实的企业，更有能力通过加大投入实现规模化生产。很多人也很容易联想到西方国家采煤业的安全管理先进经验，关键不外乎两点：一是安全违规成本过高，像吨煤死亡率只有我国1／150 的美国（2005年数据），一旦发生煤矿安全事故，煤矿经营者将不得不面临高额的诉讼和赔偿费用；二是煤矿采掘业实现了集约化，科技含量非常高，一个类似新兴煤矿产量的美国煤矿，井下只有30多人。而前一经验是后一经验的前提，正是高额的违规成本，才逼得私营企业主们不得不花血本，尽最大努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否则得不偿失，弄不好还会倾家荡产。
近年来，我国虽然加大了对矿难事故的处理力度，但在官煤勾结、煤炭走俏的种种现实生态面前，已有的惩戒举措根本就不可能令相关企业伤筋动骨。另一方面，如果是国有煤矿，惩戒往往停留于党纪政纪处分层面。至于经济手段，因为企业的“公家”属性，注定惩与不惩、重与不重，均不太可能对管理者形成根本性的威慑。假如把这类企业罚垮了，到头来被拖累的还是政府。
可以肯定的是，小煤矿遇到的许多问题，国有大煤矿同样会遇到，只不过树大好乘凉，要么将问题转嫁于煤炭的高成本，要么寻求政策优惠吃偏食。这倒不是说规模化开采煤炭有什么不好，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如果监管机制，尤其是事后惩戒机制不能对国有煤矿形成更大力度的制约与惩罚，那么，煤矿性质和规模大小，与矿难的多少并无根本性联系。或者说，国有大矿并不具备安全生产的必然优势。
早在新兴煤矿矿难发生前的本月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骆琳在谈到78人遇难的西山煤电集团屯兰煤矿矿难时说，对国有大矿甚至现代化矿井的安全水平不能估计过高，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着重于抽象意义上的提醒早就让人听觉疲劳，也难以真正遏制矿难的发生。在国有大矿屡成矿难冠军的背后，应该反思的恐怕不仅是煤矿本身，更应是整个监管体系为什么会一再被“挂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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