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铁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公司董事捆绑在每辆火车的车头处。”要有效地降低现代工业体系的风险事故，关键在于让最有能力预防事故的主体承担起事故的成本。
“王家岭”成为当下最热词，真实的生命大救援超过了任何虚构的影视剧，目睹一个个矿工被救出地面，很多人热泪盈眶——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
这些年来，惨烈的矿难时有发生，一次次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但久而久之，这种刺激频繁发生，亡羊而不知补牢，反应就迟钝了。这是莫大的悲哀：矿难不再成为新闻。王家岭矿难引起高度关注，是因为这起矿难救援创造了生命奇迹。医护人员轻轻揩净幸存者污黑的双手时，我们的心灵似乎也被轻轻擦拭，最柔软处被深深触动。
这种集体感动，应该化为一种最切实的人文教育，启示未来。人们希望：王家岭矿难，在成就中国矿难救援史奇迹的同时，也能成为中国矿难治理史的一个分水岭。
生死悲欢，最动心魄，但这种情感却如此沉重，望封存于历史，而少见于未来。
历史上的“血煤”
好莱坞拍过一部莱昂纳多主演的电影《血钻》，由茨威克执导，故事发生在上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塞拉利昂，有名的钻石出口国。由于长年内战不断，各方势力为争夺钻石展开血腥厮杀，塞拉利昂的钻石也因此被称为“血腥钻石”。影片震撼观众的，有人性的贪婪，更有人性的伟大。
因为矿难频发，黑洞洞的煤矿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些年来，国内有“血煤”之说——“不要滴血的煤”、“不要带血的GDP”。“血煤”是新词，更多隐含着一种道德谴责，而煤拥有一个更古老与更被追逐的名字，叫“黑金”——其实，从经济与社会学意义上讲，“黑金”与“血煤”，是有逻辑关系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命干将铸剑，众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吴越春秋》又载“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渎、窦通假，“炭渎”即采煤炭后所留下的废坑。在冷兵器时代，煤更多作为熔炼之物，在全国各地，考古学家都发掘出了古代炼铁炉基，一些窑内还存放有煤饼。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记述了言行正直、得罪了豪强的夏馥，他为了逃避党锢之祸，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自剪须发，形貌憔悴地干了两三年采煤劳工。
有人采煤，自然会有矿难。虽然古人采煤囿于设备，只能以碗状下挖，尚不能像今人一般进入地底深处，但危险同样存在。史载，西汉文帝元年，河南宜阳矿难百余人死亡。明代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煤的种类、找煤的方法以及采煤技术等，而且还介绍了如何排除瓦斯、防止塌陷等措施。
汉代有一个著名的矿工窦广国，因为逃过矿难的传奇而名留史册。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外戚世家》以及王充《论衡》中的《吉验篇》和《刺孟篇》都记述了此人的故事：窦皇后之弟名日广国，年四五岁，家境贫寒，被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所在。他被转卖了十余处，到了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里)广国为主人人山挖炭，晚上一百多人睡在炭崖之下，炭崖倒塌，压死了那些睡觉的人，只有广国一人得以脱身。他就从主人家跑到长安，时为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他听说窦皇后新立，老家在观津，姓窦。广国离家时虽然年幼，但还记得县名、姓氏，又曾与姐姐一起采桑叶，并从树上摔下，他以此上书自述。窦皇后把此事告知文帝。文帝召见时，广国回答说：“姐姐离我西去时和我诀别于驿站招待所，她曾要了淘米的泔水，给我洗头，又要了饭给我吃，然后离去。”所言属实，姐弟手把着手，泣不成声，眼泪鼻涕交错下淌，左右侍者都伏地而哭。于是，文帝优厚赏赐广国田地、房屋和金钱。景帝立，拜广国为章武侯。王充评曰：“夫积炭崩，百余人皆死，广国独脱，命当富贵，非徒得活，又封为侯。”
中国古话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王家岭矿难发生后，在地下黑暗处苦苦支撑了八天八夜的矿工被救出后，劫后余生的感言，令人难忘。其中一名矿工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下井了。祝福他——即使不像窦广国那般大富大贵，此生也不再有地底深处的绝望与恐惧。
古风比法律更难重建
矿难，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必然经历的转型阵痛吗?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首先是瓦斯爆炸，几乎每天都有，其次是坑道坍塌，把工人活埋或者弄成残废，再次是下井的绳索往往质量很坏，造成不幸的工人坠落而粉身碎骨。根据《矿业杂志》的统计，仅此每年就要夺去1400人的生命，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彻斯特卫报》每周就要报道两三起不幸事件。即使煤矿工人侥幸活下来，因为职业病，他们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45岁”。
史载：100多年前，英国的煤矿大量使用童工，因为童工个子小，适合在狭窄的坑道里工作，还大量使用女工，因为女工像童工一样工资便宜。英国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使用女工，讨论的焦点在于，女工在井下挖煤，像男人一样光着身子，是否有伤风化。
美国当年也同样有不光彩的历史：191 1年3月，纽约市的三角工厂大火夺去146名年轻女工的鲜活生命。无良雇主以防盗为名锁住工厂通道，女工们在密闭的工作场所内葬身火海，或为避开火舌的侵蚀而在毫无生还可能的情况下由9层高楼纵身跳下。……
这是不能重蹈的覆辙，但是，今天的中国，靠什么才能跳过这一段噩梦?
当然是完善的工业生产的安全法律法规。维特在《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中写道：“从宾夕法尼亚与西弗吉尼亚州深入地下的煤矿，到纽约市高楼内的纺织血汗工厂，从匹兹堡市的轧钢厂，到布法罗市的铁路，新的立法如要扫荡美国工业世界的边角缝隙，强大的制度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每一次死亡人数较多的矿难，往往都会成为美国政府改进相关制度，催生相关法律的机会。
但是，在中国，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严肃的国家政令，在执行的过程中为何往往变成了可随意伸缩的橡皮筋?2005年，山西朔州细水煤矿爆炸，72名矿工遇难，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就发出这样愤怒的责问：“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如果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如此猖狂，今天的矿主却撕封条、砸锁，敢于藐视国法、无视监管?”
《论语-乡党》中有一则记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先问人，这是两千多年前“以人为本”的形象诠释。
相对于法律而言，这种古风的重建，更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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