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地方已经形成“事故瞒报机制”？

　　今年5月11日，辽宁东港市一艘无证渔船近海中沉没。次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来自东港市政府办的消息，19名船员全部获救。但来自民间的消息，该船当日载客40余人，11户找不到亲人的渔民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位在沉船当日举报“有人死亡”的渔民被隔离审查，拘留10天。（11月29日《今日早报》）

　　事故瞒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矿难瞒报、洪灾瞒报、禽流感瞒报、非典瞒报、毒奶粉瞒报等，瞒报的背后牵涉太多东西。这次瞒报事故绵延逾半年才被曝光，当地政府不仅连新华社记者也骗，还要打击举报者，可见其肆无忌惮。我们不禁要追问，到底是谁在操纵瞒报？他们为什么敢封锁信息？瞒报为何屡禁不绝？

　　有媒体评论说，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事故瞒报机制”，然而在我看来，事故瞒报有一整套“程序”，但本身还谈不上“机制”，事故瞒报只是机制的产物；瞒报本身也不仅限于事故，“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一切欺骗和隐瞒上级政府的行为，其实都是瞒报。

　　在古代，由于通讯手段不发达，信息传递速度缓慢，如果某地发生大灾，即便是地方官员不瞒报，朝廷往往也要好几个月后才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典故：某年大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饿殍遍野，官员报进宫来，晋惠帝大奇：事态如此严重，老百姓“何不食肉麋？”在这里，官员本身没有瞒报，但就晋惠帝的表现看，其对天下百姓生活的了解，近乎无知。问题就在这里，皇帝为什么对百姓的事如此不了解？这几可以看成更大的瞒报——一种体制性的隔膜。

　　瞒报形成的直接成因是，“实报”的成本大于瞒报，瞒报的收益大于“实报”。据《华商报》报道，从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份，在两年多时间里，陕西省平利县交警大队共瞒报交通事故420多起，瞒报交通死亡人数52人，其结果是使该交警大队成了“先进”。对事故死亡人数，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指标管理，超过多少人，就要负不同的责任，而瞒报却不用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种体制下，不瞒报简直就是不智。

　　与瞒报相关的一个话题是，一些领导干部常常感叹“听不到真话”。前段时间，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了一次“党政干部如何能听到真话”问卷调查。对于“领导干部有时不能听到真话的主要原因”的不定项选择，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64.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64.3%的受调查者选择“官场‘潜规则’，上行下效”，44.4%的受调查者认为原因在于“讲真话的成本大于收益”。

　　不难看出，这个调查指出了问题的真正原因，也即权力本身。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听不到真话，而是只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陷入这种悖论：本来想听真话，耳边传来的却全是谎言。因为监督者永远是少数，并且高高在上，所以易于欺骗。

　　瞒报的产生机制也是如此，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是向“上”报而不是向“下”报——正如政治学者刘军宁所言，要“公告”，不要“上报”。只有让权力的责任体系向“下”，凡事“下”报、“公”报，才有彻底消除瞒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