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系统性的环保法律法规也已制定，但环保执法却存在诸多问题。有人将环保执法与企业比作猫和耗子的关系，耗子总能找到躲的地方。对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在保经济增长，追求GDP政绩的驱动下，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环保执法遭遇尴尬境地。（4月26日 《瞭望》新闻周刊）
对此，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唐丁丁唐丁丁指出，我国环境法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些重要的环境保护领域立法薄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对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尴尬的事实，也是普遍存在于现实中的现象。有数字为证，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评法执法检查报告显示，许多地方和部门存在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未评先批等现象，一些地方甚至用红头文件为此保驾护航，仅2007年，全国就清理出51件与环评法有关规定不相符合的地方性文件。而环保部对2008年省、市级审批的118个建设项目进行抽查，结果违法率高达24%。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由于受经济指标至上的政绩观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认识上陷入误区，人为对立了二者的关系。有些地方政府不惜以资源的过度消耗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中只求数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充当保护伞，成了环境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让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短板，是执法力量微弱和处理手段过软。执法力量不足，公众早已熟悉，而手段过软，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只是罚款，而就连唯一的处罚手段，其可以处罚的数额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导致罚款大多远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在这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畸形状态下，多数企业往往宁愿选择缴纳罚款也不愿意投资整治污染。据此，有关部门曾统计，我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
许多地区不惜采取高消耗、高污染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式来发展本地的经济。近年来，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大量的污染企业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往往造成污染物的地区间变相转嫁问题。据报道，江西、安徽两省一些地区，为了赶上这一波产业升级的大潮，招商引资心切，不惜降低环保门槛，或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就上马建设，或环评报告流于形式，反而成为污染企业的遮羞布。
在这样的态势下，我们看到的是环保部门的无力现状。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缺乏有效制衡而造成的。
更进一步说，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与发展主义的迷思有关。许宝强博士曾在《发展主义的迷思》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归结到一点就是：是谁的发展，为了谁而发展。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如果陷入极端，我们就可以说，片面的发展主义如果不是不是灾难，至少也是一种幻象或者迷思。笔者以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审视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是恰当的，也是切中要害的。
环保让位经济是发展主义的迷思，更是一种幻象，对此，整个社会应有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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