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出炉的2009年“全国百强县”，神木、府谷这两位榆林经济的领跑者又摘得桂冠，更显风光无限。恰恰在此时，榆林市环保局却对两县抽查中1／3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的煤矿，开出共计400多万元的“环保罚单”。一边是突飞猛进的经济势头，一边是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再一次摆在“全国百强县”的面前。
在神木县高庄一煤矿，道路两边的农作物盖上一层厚厚的煤灰，在距离煤矿下方数十米的一条河沟里，也由于煤矿长期排污，使河道里沉淀着一层厚黑的煤泥，散发着逼人的恶臭。
“这里煤灰尘不稀奇，鼻子每天起码要吸进二两，还有这长期排放的黑水，没办法，平时我们就得用它浇地。”一位高庄村民麻木地望着河道上的煤泥。
“发达国家在100多年里陆续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出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曾提出。
“煤城经济”污染效应
10多年前，随着榆林能源开发第一声号角吹响，榆林市部分富集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县区开始活跃起来。当时，高耗能、重污染、浪费资源的小火电、小电石、小炼焦、小铁合金等“五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加之急功近利的粗放型开采方式，致使围绕在村庄周围和田间的河水不再清澈，大量的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天空，尤其是煤炭储量极其丰富的神木、府谷两县，更是如此。
据说，当时的府谷，不少居民晨练时都戴着口罩。有好多外地人不愿到府谷，本地人则想方设法调离府谷。甚至有人说，府谷已丧失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还有人把一首经典府谷民歌的歌词 “大摇大摆大路上来，你把那白脸脸掉过来”，改唱为“你把那灰脸脸掉过来”。早在2003年以前，神府就多次进行环保专项整治和“五小企业”清理整顿，但由于其县域经济结构仍然是以高耗能产业为主，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环保设备老化，跑冒滴漏时有发生，散烟排放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煤炭开发区煤矸石乱堆乱放侵占河道，堆煤场扬尘污染，矿区粉尘弥漫；城区燃煤炉灶、餐饮业和锅茶炉造成的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等诸多原因，导致收效甚微。
陕北煤企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环保意识，一味地追求利益，久而久之，在利益与环保之间，多选择前者，而忽略甚至放弃后者。所以，政府再三令五申地要严惩污染企业，煤老板仍敢于以身试法。在“五小企业”高额利润的诱惑下，神府污染局面走进了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轮回。
事实上，2005年—2006年间，神木、府谷曾经的铁腕整治让两座污染严重的煤城长舒一口气。关停“五小企业”，停产整改了“三证”不全的矿井，关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电石铁合金兰炭企业，在煤城又能看到蓝天、白云，特别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黑三角”也成为永远的记忆。
不过，与污染企业的斗争一直在两地持续进行。“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高污染企业一有机会就可能死灰复燃。”榆林环保局一工作人员感叹道。
如果算笔账，像典型环境污染事件，环保部门一次最高罚款不超5万元，而化工企业停用几天脱硫设备，就有可能省下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受利益驱使，少数企业主肯定甘愿冒险偷排偷放污染物，依赖于环保部门的处罚，很难斩断污染的源头。
在与污染战斗的10多年间，似乎每轮战斗后，还站在治污的起点上。
“环保罚单”威慑力多大？
如果从“成本与产出”角度来讲，污染企业每年“黑色利润”远远高于那份最高不过百万元的“环保罚单”，试图通过“环保罚单”让企业及时“收手”的努力无疑是隔靴挠痒。
在神木孙家岔镇，笔者看到，从早到晚，拉煤车川流不息，整座小镇弥漫着灰尘，这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复苏、煤价飞涨后给小镇带来的繁荣与焦虑，这背后也隐藏着私营煤矿的惊人暴利。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私营煤矿的实际吨成本只有100多元，甚至更低，而每吨利润净赚250至260元，也就是说，私营煤矿的利润达到了百分之两百多，有钱的煤老板一天就可以挣一百万元。
巨额暴利并没有成就一些企业主的 “高瞻远瞩”：把煤炭环保培育成新利润增长点。
在本次榆林市煤炭行业专项执法检查报告中写道：一，“三同时”制度滞后，多数煤矿没有建设废水处理设施，矿井废水直排；部分煤矿煤炭筛选、破碎设施未采取密闭措施；部分煤矿风机噪声严重超标；大部分煤矿没有制定生态恢复方案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二，对煤矸石、弃渣处置不规范，未按环保要求进行分类整理和覆土碾压。三，煤炭环境综合整治进展缓慢，清洁文明矿井建成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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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家的厂子都一样，时停时用除尘设备。除尘设备一启动，每月电费就需8万多元，再加上设备维修和粉尘收集、运送等费用，每月费用大致为9－10万元，罚就罚吧。”锦界工业园区一企业老板偷偷告诉来访者。
的确，45家违法生产企业共处罚400多万元的 “环保罚单”与一家企业每月9－10万元的“守法成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而对“不差钱”的煤老板来说，更不能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和惩戒力。
调整，不是两三天
事实上，按照国际已有经验即著名”库兹涅茨曲线“，人均GDP5000～10000美元之间，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拐点，进入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而人均 GDP已经远超10000美元的神木、府谷，为何仍徘徊于发展和环境的原始悖论中？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提出：“污染源总量一定会伴随着经济发展加速而不断增大，产业结构不改，环境灾难依旧。”
对于发展中的能源城市神木、府谷，经济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必然靠第二产业来带动，而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是污染最重的行业，依靠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意味着这种高发、高危、有毒、高害的污染源更多。
其实，2006年以来，榆林在污染治理方面也有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先后制定出台了《榆林市产业结构调整意见》、《榆林市“十一五”节能降耗污染减排规划》、《推进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济的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于是，神府一带陆续取缔关闭了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十五小”、“新五小”企业，关掉了273家60万吨以下的兰炭企业。
不过，仅仅这种粗线条的“调整”方式——取缔、关闭，并没有让神府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之路。
“产业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一些追求暴利的煤老板哪能等得及。”一位神木县政府工作人员打趣地说。
其实，以拼资源、拼消耗的原始方式谋暴利的现象不只是出现在神府，今年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
“产业优化升级相当于那些老板们的二次创业，成本太高，投入上千万元，长时间看不到高收益，很多企业主不能接受。”同样又是短期内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再一次凸显。
既然“环保罚单”收效甚微，调结构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那么，令人忧心的神府煤炭污染该如何解决？
“问责罚单”何时开出？
“首先要转变官员政绩考核方式，改变GDP和招商引资在官员为政考核中的成分和地位，把绿色环保当做考核官员干部的重要指标。”一位名叫李松林的网友提出。
事实上，在环保问题上，当制度未能强势的时候，领导者的强势似乎就显得颇为必要。
在基层，环保部门的处境尤其尴尬，由于隶属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权和人事任免权均不独立，由此导致一些地区环保部门审批项目时 “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
其中的症结在于，尚未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而环境指标不纳入官员考核制度，便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大上、快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重化工项目。
“要GDP又要环保，如果没有机制上的调整，权衡之下，官员肯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可见，“问责罚单”的开出相当迫切。
不过，此举在其它省市已有行动，河北省石家庄市对一个县的主管县长进行了处罚，停止了该县长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他全力以赴地抓环境保护，如果再完成得不好，就要免职。像山西省太原一个电厂，领导人由于没有完成减排任务，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好，被免除职务。
目前，环境问责已被提出，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的考核方案也表示要实行环保问责和一票否决。
因此，在开出“环保罚单”的同时，也要践行“问责罚单”，形成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 “双重约束”，才能准确牵住治污的“牛鼻子”，进而对症下药，造福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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