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概要：
小杨十几岁从老家陕西只身来北京打工，工作后她与小余结识并结婚。2006年的6月，小杨在老家为余家产下一个男婴，增加了家庭负担。于是，两人在2007年再次到北京打工。
小杨在一家粥店找了一份面点师的工作，试用期1800块钱，转正后再加工资，每个月能固定拿到2000多元。小余在一家高校食堂当行政总厨，每月工资能拿到3000多元，两人月工资相加有5000多元。夫妻俩打算几年后拿着钱回老家做点生意，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个念头永远落空了。
2007年10月31日早晨，小杨照例去上班，从住的地方出来，横穿马路时，一辆宝马越野车径直向她冲了过去，伴随着刺耳的急刹车声，小杨的身体飞了起来，在车前方几米远的地方重重地摔了下来，还没等送到医院，就离开了人世。事后，肇事司机和小余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达成了赔偿协议，肇事司机一次性赔偿各项费用四十万元。
交通事故赔偿完毕后，小余听说小杨的情况属于工伤事故，可以再要求工伤赔偿。于是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局依法认定小杨的死亡为因工死亡。小余多次找到粥店的老板，要求按照国家规定补偿，均被拒绝，老板后来干脆不见他。粥店是老板买下的，并且老板在北京有一套高档住宅，经济能力很雄厚。
小余见老板不理会，就通过法律程序讨公道。在仲裁过程中，单位方面对主体问题提出了异议，不同意一次性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也不同意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待遇。仲裁委员会最终裁定，单位需向小杨的儿子一次性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6.9万元，小杨父母因未申请仲裁，故不予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同时，由于交通事故已赔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40万，超过工伤赔付的金额，因此，对于一次性工伤补助金、丧葬费等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裁决后，单位方面提起诉讼，再次提出与仲裁时相同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小余的子女为原告，并判令单位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6.9万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单位对判决结果不服并提起了上诉。
据查，在仲裁过程中，单位方面便开始采取转移财产的行为，如粥店停业，店面转租等。本案尚在处理过程中，小余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将来终审判决的执行。
黄律师点评：
从工伤处理的角度来看，本案只是一起普通的工亡待遇纠纷案件，并没有任何的疑难和突出之处。但是，这个案例所反映的，却是带有普遍性、现实性的问题。本案至少反映了3个方面的问题。
一、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事故的赔偿问题。
本案是典型的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事故，同一个交通肇事行为导致了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肇事司机与死者之间的民事侵权关系，另一个是死者亲属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赔偿关系。对于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事故的赔偿问题，目前各地的具体处理措施并不一致，总体而言，有两种处理原则，三种处理办法。第一个原则是双重赔偿制，即权利人在要求侵权损害赔偿的情况下，还可以要求工伤待遇；第二个原则是补差制，补差制又包含两种具体办法，一种是总额补差，即以工伤赔偿为标准，侵权赔偿标准低于工伤赔偿标准的，补足差额部分，另一种是项目补差，即对两种赔偿中的对应赔偿项目进行对比，侵权赔偿项目低于工伤赔偿项目的，补足两者差额。很显然，北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采取的是补偿制中的项目补差办法。
笔者认为，采取双重赔偿制，更符合工伤保险的目的。工伤保险的目的是最大程度上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伤保险的各项制度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侵权损害赔偿，解决的是侵权人的民事责任问题，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工伤赔偿，解决的是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问题，属于社会保障关系，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双重赔偿制，是对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最大保护。
二、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工伤待遇赔付问题。
个体工商户与其他法人的最大不同，在于责任承担问题。个体工商户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业主对个体工商户的债权债务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而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以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而法人股东则仅承担有限责任。理论上，个体工商户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最大，因为业主承担无限责任。
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个体工商户没有注册资金的限制，经济能力也相对有限，而且经营方式灵活，在法律上也缺乏有效的监管，这在客观上造成债权人的债权处于非常不安全的境地，没有充分的保障。在工伤赔偿中，涉及的赔偿金额较大，绝大多数个体工商户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赔偿款，或者如本案的业主一样，采取各种措施逃避责任，从而造成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
本案就是一个个体工商户雇员的工亡赔偿纠纷，从种种迹象看，工亡待遇无法落实的可能性非常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工伤职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在涉及工伤待遇纠纷中，也应当引进先予执行制度。《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先予执行制度，对于涉及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予执行。这一规定没有将工伤待遇纳入其中，而相当于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劳动报酬等，工伤待遇对劳动者的意义更大，也更具有紧迫性。因此，笔者认为，在工伤待遇纠纷案件中引入先予执行制度，将有利于及时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恶意诉讼的问题。
在工伤保险中，法律法规对工伤赔偿项目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仅对少数有争议的问题规定不明确，因此，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对于工伤待遇的确定，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现有的司法制度中，对劳动争议案件仍实现的是“一调、一裁、二审”制。这一制度，更多程度上成了用人单位借机逃避责任的契机。用人单位通过行使程序性权利，阻碍劳动者及时维护其合法权益。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仅保证了形式上的公正，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不公正的结果，诉讼权利被用人单位所滥用。
笔者认为，要解决恶意诉讼的问题，使劳动者的权利得到及时的保护，应当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处理，扩大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范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首次在劳动争议中确定了一裁终局制度，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以及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可以适用一裁终局制度。
一裁终局制度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快速作出处理，解决争端。如前所述，在工伤待遇争议案件中，绝大多数的工伤待遇已经由法律明确作出了规定，如一次性伤残补偿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亡待遇等，而且这些赔偿项目都是工伤赔偿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对绝大多数工伤待遇纠纷案件而言，案件事实是清楚的，争议不大，而且工伤待遇对劳动者而言具有紧迫性，此类争议符合适用一裁终局的条件。笔者认为，将工伤待遇纠纷，或者工伤待遇纠纷中的部分法定赔偿责任纳入到一裁终局制度中，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资源浪费，真正达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及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纠纷。
综上，工伤待遇的及时落实，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在现实中，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造成事实清楚的争议案件一再拖延，并且往往使工伤职工面临着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境地，而用人单位却可以利用诉讼程序所占用的时间，实施转移财产的行为，从而逃避赔偿责任，特别是经营形式比较灵活的个体工商户。因此，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在制度层面上予以完善，最大程度地实现有伤即有赔，有伤即能赔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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