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兴宁矿难凸显煤矿安全监管中的利益死结
兴宁矿难事发当日，一名参加救援的工人坐在井口发呆，工友的命运让他担忧。
本报记者王昕伟 实习生王鹏军/摄
矿工郭新生和他的女儿。本报记者龙志/摄
【编者按】“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背后有什么猫腻？为什么头顶上有1500万立方米的水，还敢在底下打洞挖煤，这不是在拿矿工的生命赌博吗？按道理讲，这种条件是绝对不能开采的。我们有法，为什么不去管，为什么就不敢管？”8月8日，兴宁大兴煤矿，123个矿工在井下生死不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痛心疾首。
123个矿工终遇难！兴宁矿难的典型性在于集中体现了近年中国矿难频发的规律性问题，大多数矿难事件基本上都存在“三违”的现象。为什么会存在？与无良矿主的利益有关，与当地某些利益集团及某些官员的利益有关。
矿难是如此频繁，最可怕的是，公众开始厌倦此类报道，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条生命消失逐渐习惯。8月19日，农历鬼节，滞留在兴宁的419名遇难矿工家属，在矿井前为浸泡在井底的亲人洒上一杯薄酒。令灾难不断的死结究竟是什么？本篇报道试图解答，谨此为遇难矿工献上我们的那一杯。
为什么监管不到位，是不是怕得罪人？是不是与老板背后有什么猫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划算的买卖
曾云高以250万获得四望嶂矿务局(大兴煤矿前身)价值2.2亿元的固定资产
“曾云高不是黄槐首富，比他有钱的人还有好几个，只不过他们更加隐秘，行事更加低调而已。”在一栋破烂的铁门上生锈的砖房前，黄槐镇人邱华群说。这栋大门紧闭的房子正是其中一个家产上亿的矿老板的老屋，作为一种根的象征，它苍老地留在镇上，主人全家已经搬到深圳了。
尽管如此，在兴宁，仍然没有人怀疑曾云高的财力。就像在矿难频繁的山西，几乎没有人对矿老板一次性买去20辆悍马的新闻感到惊讶。
一个私人煤矿主一夜暴富的背后，是一个国有煤矿从衰败到蜕变的历程。
发生兴宁“8·7”特大透水事故的大兴煤矿，其前身四望嶂矿的雏形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口号中形成的。当年毛泽东曾提出“要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号召，兴宁人民以“挖空四望嶂，熔化铁山嶂”的豪言壮语赴诸实践。大锅饭的理想主义激情冷却成一堆灰烬后，煤矿被开决的市场洪水冲向承包制、私人买断、法人责任制、集体买断的命运路口。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东煤炭业面临“生死劫”。截至1998年底，广东省属煤炭企业负债总额达22.41亿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负债为17.67亿元；补贴后实际亏损4846万元，其中煤炭生产企业亏损4659万元，累计超亏挂账4亿元。
为此，广东省政府决定从1998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属煤矿的关闭破产或转制工作，分流安置下岗职工3万人。这意味着，国有经济成分将从广东省属煤炭企业中退出。
四望嶂矿务局正是在此期间宣告全面停产，当时，矿务局下属的两个煤矿的巷道、通风、排水系统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在1999年7月30日，四望嶂矿务局破产的当天，曾云高以“当地政府指定受让人”的身份，买下大兴煤矿。
当时，这块肥肉让黄槐镇上的私营煤矿主们都眼红不已，为什么最后落到曾云高手上？一个姓邱的煤矿老板曾是曾云高的竞争对手，他为此准备了50万元“打通关节”，但被告知来晚了。曾云高以250万的廉价获得了四望嶂矿务局价值2.2亿元的固定资产，得到了四个矿井底车场巷道、泵房、变电所等矿井内的一切设备，并采取承包经营方式获得煤矿的开采经营权。
这样的买卖全国屡见不鲜。
山西沁水县，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峰煤炭集运站“三矿一站”改制时，近五个亿的国有资产变成了1250万元，几家民营公司以3750万元买得“三矿一站”75%的股权，到2004年底按股权分红，累计获得利润3.7亿元，平均年收益率达到了300%；山西蒲县，政府“卖一送一”，一个年纳税百万元的煤矿被当作“陪嫁品”贱卖给了一个私企老板；秦皇岛，柳江煤矿中的长城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邢文利占股45%，达460多万元。
通过多种购股方式，一批原来的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
在曾云高的发迹史上，买断“一矿”的经营权后，开始成立大径里公司，并在近几年实施“大兼并”，以金钱和权势强行买断其他煤矿的经营权，大兴矿和永丰矿(即这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主井”和“副井”)就是“大兼并”过程中归到曾云高名下的。
上峰煤矿一位股东说，黄槐镇半数以上合法煤矿已经被曾兼并或“联营”，矿老板要争取什么政策都是由曾云高去出面，然后在将花销平摊在每个矿主身上，“一般的人去跑关系，人家不会买账，实际上，曾成为黄槐煤矿老板的代言人。”
此时，曾的身家据说早已超亿元。兴宁市统计局提供的一个数据是，在1999年改制前，四望嶂矿务局年产煤50多万吨。大径里公司的产煤量如果不少于这个产量，按现在的吨煤市值计算，曾云高一年的收入就有2亿元。
要马跑却不让马吃草
过去一个通风口有专门的通风队守护，现在私人煤矿连通风口都成了拉煤通道
123条生命在矿难中化为乌有后，人们又重新怀念起原先改制前的煤矿。老矿工们说，四望嶂煤矿从建矿到正式停产的30年间，全局因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累计不超过百人，平均每年才三四人。
1999年，参与四望嶂煤矿改制，并买下上峰煤矿的邱先生说，不论从煤矿安全生产设备还是人员配备，都被接手后的私营矿主砍断。“对利益的追逐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既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矿主们希望到手的是一头能最大限量挤出奶的奶牛。”
邱曾是四望嶂煤矿的工人，干过维护通风设备、瓦斯安全等工作，在他的印象中，“信号房、抽水房”这些曾经需要几个人轮班值勤的设施，私营矿主闻所未闻。在老矿中，单一个通风口就成立了专门的通风队守护，而现在大多数私人煤矿的通风口都当成拉煤的通道了，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经费。
“在以前的煤矿，哪怕是一个开关都是用防爆的，都是铝装电缆，而私人承包后，为了节省成本，都改用橡皮膜电缆。”
国营煤矿注重安全知识的培训，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上一堂课，每天还补贴6元。“但这些，甚至没有进入过私营矿主思考范围，他们早想好了理由——谁愿意出这笔冤枉钱，培训后不干了，找谁去？”
“大兴煤矿渗水，原因就在于，他们把隔水煤层也挖走了。”干煤矿的人都知道，这些煤层是专门挡住顶头的深水，一有松动就得赶紧填补，丝毫不能马虎。重庆籍矿工蓝卓洲证实，隔水煤层掉落已有10多天了，煤矿也没有过问，任由矿工将支撑生死的擎天柱挖塌。
“事实证明，曾云高是不懂煤矿开采的，只善于钻营权术。”邱说。
榨干，榨干，榨干。伴随着不断上涨的煤价和开采利润的急剧膨胀，私营煤矿主竭泽而渔的心态几近疯狂。大兴煤矿改制前，生产许可证规定年生产规模为3万吨。但是据事故调查组查实，今年上半年该矿就已经生产了五六万吨煤，是全年设计生产规模的两倍。为了多产高产，该矿每天超标准地大量组织工人下井作业。
我国约有2.5万个煤矿，其中2.3万个是乡镇煤矿，全部由个人承包经营，每年煤矿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乡镇煤矿占70%，而重大或特大事故占80%。香港中文大学行政学院王绍光教授统计，现在国有重点煤矿平均每百万吨死1人左右；地方煤矿是5人左右；小煤矿死人将近十七八人。8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铁锤在“2005年广东省安全生产会议”上表示:广东近几年来，事故起数和死亡总人数均占全国的1/10左右，连续几年高居全国第一，带血之煤已经形成。
国有煤矿的安全问题也并非高枕无忧，2月14日，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死亡214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矿难，孙家湾煤矿便属国有。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小煤矿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德军认为:“国营煤矿和私营煤矿都存在对煤矿安全投入不够的问题，尤其是私营煤矿，几乎是一片空白。”
据了解，我国对煤矿安全的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安全生产投入占GDP的3.3%。长期以来，大多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主要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提取，比率要求大于20%，而根据实际调查，不少煤矿安全投入提取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安全投入欠账使投产后的生产项目无法正常运转；或不能健康运行。
“一个很浅显的比方，我花100万去买两个抽水泵，不如节省一半的钱多找几口矿洞。”私营煤矿主、黄槐人邱龙坤说。
“影子股东”
曾云高既是商人，又是政府公务人员，是人大代表，还有个隐蔽身份——警察
“几乎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官员违法乱纪的影子。”湖南省娄底市一名处理矿难的官员说。
而像曾云高这样集商人和政府公务人员于一身的还是比较少见。除了兴宁和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身份，曾的另一个隐蔽身份是警察。
“虽然曾云高没有穿警服，但他依然是黄槐派出所的挂职民警。”原四望嶂矿区公安分局一位姓曾的部门领导说，曾云高的警服就是他亲手发的。
1998年四望嶂矿下马，曾云高成了留守人员，负责矿区的保卫和善后处理。2003年，四望嶂矿转制，该公安分局取消，按照有关的规定，曾云高的编制被转入当地公安部门，成为黄槐派出所民警。和曾云高一样，出事的大兴煤矿董事长曾繁金也在黄槐派出所挂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云高是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的兴宁、梅州市人大代表，自家的煤矿却一直没有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又出了震惊全国的特大安全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监察部部长李至伦说:“一个证照不全、管理混乱、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企业，居然可以在政府监管下存在数年，特别是在省里已经明令煤矿企业停产整顿期间，仍然肆无忌惮地组织生产，以致酿成惨祸，这中间有无腐败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一场矿难往往能带出一系列的腐败问题。
2004年，湖南娄底市掀起了整肃“官煤勾结”的反腐风暴。整肃风暴中，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的县级市涟源，包括该市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长和一名煤炭局副局长在内的10名官员被批捕，46名官员受到惩处。
在山西临汾市，51名参与经营或者充当“保护伞”的中共党员干部受到查处。因私开矿问题，一个县的常务副县长被撤职，两个县的地矿局长被撤职，另外一个县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长为非法矿主充当“保护伞”，也被撤消职务。
今年3月14日黑龙江七台河新富煤矿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该矿矿主彭国财竟然是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在曾云高的大径里煤矿公司有65个“影子股东”，当地的工商注册登记无法查到其详细状况。据当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65个股东中，其中有一些身份是入股征集人与集资人代表，也就是说，每个名字下分别代表着一批人，召集人许诺给他们不同的利润与分红比例，他们各自名下还有一本细账。目前，已经归案的大径里煤矿有限公司的十几名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参与过入股召集事宜。
普通人现金入股主要发生在曾云高入主煤矿初期缺乏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演变到后来，尤其是煤炭价格飞涨后，现金入股主要是针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现金入股只是针对这些群体的其中一种象征性方式，更多是以送红股(也称干股)、技术股等形式进行。
大兴煤矿六年多来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能够一直进行开采，与这些股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01年7月广东省政府在一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会议”上，要求对包括大兴煤矿在内的四望嶂矿区的6个煤矿一律关停。但是，这六家煤矿在地方政府的“据理力争”下被保留了下来，从2002年8月以后一直以“试开采”的名义进行开采。
黄槐镇一位姓邱的私营矿主称，他一个星期最起码要请官员吃一顿饭，每次请客都要花费两三万元。“红包小了人家还不要。”
“镇上的煤矿几乎没有一家是五证齐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家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你也只能乖乖顺从，好在煤的利润高，能赚回来。”
未闻矿工荒
矿工们多认为，这份工作轻松、自由、稳定，不用担心老板拖欠工资，唯一担心的是生命安全
“停产整顿要多久时间？”江西人曾春平边打行李包裹边向记者打听，“如果明年开工，那明年还来”。
和几乎所有矿工的理由一样，相对而言，矿工这份差使轻松、自由、工作稳定，不用担心老板拖欠工资——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曾春平刚来广东时在佛山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一天至少要干13个小时，到最后还经常被老板克扣工资。曾春平说，他在矿上平均一个月能拿到1500块左右，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有5000多元。在他的村子里，中壮年进城只有三个方向:砖厂、工地、煤矿，比率分别占60%、10%和30%，矿工占了一定数量。
但如果没有了生命，即便再稳定的工作和工资又有何用？私营煤矿老板邱龙坤说，矿上新进一个工人，矿主是一无所知的，都是由工头领着，把身份证登记一下，有的甚至连登记都不用，下井时，工头象征性地叮嘱，“要小心点，注意安全”。
矿主为了避免麻烦，用工一般只和包工头联系，矿主只管办理各种证件、疏通关系、应付上级检查及煤的销售，从来不下矿。矿主根据不同煤质、不同的价格，每吨煤给包工头抽取一定费用，矿工的井下分工和工资全由包工头分配，矿上的电费、火工品费用也由包工头在这笔费用中支出，矿工发生伤残、死亡后，善后事宜则全由包工头与矿工处理。
43岁的江西籍矿工郭新生说，每个月，工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5%的安全保障金，如果有一名矿工受伤了，则动用这笔钱；如果一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故，这笔钱最后会退还给矿工，“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恨矿主，我们恨那些工头。”来自四川44岁的老陈脱口而出，他对工头的恨意来自上个月工资的克扣事件，一般来说，工头相当于小领主，需要供奉和纳税。
事实上，与矿难直接相关的，还是矿工本人，一次次骇人听闻的矿难都是由庞大的矿工尸体堆积而成。但对于自身的安全，矿工几乎无能为力。
兴宁矿难前一个星期，煤矿出现渗水现象在矿工中间盛传，但马上就被煤矿管理人员的吆喝声镇住了。“他们说，谁要是再乱讲，就要追究谁的责任。”矿工蓝卓洲说。
“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在长年的实践里得出自救经验，矿工蓝卓洲说，在采煤区工作，首先要检查设备是否已经维修好，导火索尽量放长一点，下班后坐绞车要小心，挡板一旦发生煤炭筛漏，赶紧维修。
“煤矿穿水是最危险的。”他说，对于这场瞬间淹没123条矿友性命的灾难，蓝卓洲心有余悸，“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只有靠矿主加强安全措施了”。
几乎没有人反抗，或者对矿主陈旧破烂的安全设备说不，矿工是天生的逆来顺受。四川黔江人张宁才6年前曾在辽宁做矿工，有一次，他发现矿上的粉碎机出了故障，便和表弟两人到矿主那汇报，要求更换机器，被矿主以没有资金拒绝了。之后，兄弟俩联合矿上的其他人为自己的安全争取权利，却被矿主开除了。“只有民工荒，从来没听说过矿工荒。”张宁才说，一个月后，果然传出先前的煤矿出事了，压死2个人。
在矿山，几乎每一矿口都有窑庙，矿工们除了每月的初一、十五要烧香拜神，逢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还会举办仪式。迷信成了他们最后也是最最无用的救命稻草。
一旦煤矿出事后，人命被折算成人民币，这是通用的处理方法。邱龙坤说，以前一个遇难矿工是2万-3万之间，这些年提高了，大概在4万-5万之间，加上打点政府等费用，总共要花费6万-7万左右。
为此，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小煤矿聚集的地方，存在专门“处理”死亡事故的“服务组织”:负责办理医院死亡证明、封锁消息、异地火化、家属赔偿谈判等一系列事情。
“不过今年的赔偿费提高到了20万。”邱龙坤说，7月14日，罗岗镇福胜煤矿16个遇难矿工每人获赔20万，让私营煤矿主们感到了一些吃紧。但事实上，矿主还是付得起，预防事故的成本还是明显高于事后赔偿。
矿难谁来埋单？
煤矿业的全面停产整顿将引起相关产业连锁反应，最终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兴宁矿难以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说:“这是一起典型的‘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的恶性安全生产事故。”
政府收拾残局的一系列举措，折算成货币成本凸显出来。以兴宁矿难为例:救援矿难需要水泵，每套设备都需10辆车运输，2000多公里的路程，光运费就要180万元；此外，政府每天所花费在几百名矿工救援人员、现场指挥人员、公安武警以及新闻记者身上的食宿以及生活资料的金额大约在60万元左右；安置在兴宁林业大厦、华侨大厦等6家宾馆的123名遇难者家属共419人，加上配备的安抚人员，政府实际上每天要承担1000多人的吃饭住宿，这笔开销在30万元左右。
按每人20万赔偿，123名遇难矿工需要2460万元，而大兴煤矿老板曾云高被抓时在兴宁所有户头的资金仅有300多万元，如果曾无法拿出钱来进行赔偿，这笔费用则落在经济本来就不发达的兴宁市政府身上。
除了为私营矿主埋单，政府还要吞下矿难种下的苦果。矿产资源一直是兴宁的经济支柱，兴宁每年产煤量是200万吨，占全省煤产量1/4强。据了解，兴宁每年的财政收入近1.5亿元，仅该市煤矿每年缴税就占1/5左右。因“8·7”矿难，兴宁市的所有矿山包括煤矿和非煤矿山以及整个广东省的煤矿业均处于全面停产整顿状态。而随之亦陷入困顿的除了工业发电，还有钢铁厂、水泥生产、造纸业、造砖厂、运输业等，甚至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市面上的煤价由400元/吨，短短的几天，突破600元/吨。之前，正在兴宁修建的港资电厂兴达电厂也将难逃这次煤炭业的大震荡影响，资方香港东方集团及香港华润集团的相关代表对此表示感到忧虑。
“这一关还能不能恢复生产？”一位石姓矿主试探地问记者，已投资数千万元于煤矿的他忧心忡忡。而另一个矿主投资一个多亿，还处于基建状态，没有进入开采时期。
一刀切的关闭，加剧市场供应的紧张。虽然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本身有一定的煤炭储备，但广东3个月的整顿时间无疑使很多企业无法等待。而这意味着，广东不久即将依靠外煤供输，而这也必将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政策公布三天后，兴宁已经出现煤炭业遭停而引起的相关产业连锁反应。
轰隆隆的炸矿之声使广东境内的煤矿老板惶恐不已，短短的10天内，约30亿的煤矿资产就毁于一旦。据了解，广东目前产煤总量约为910万吨，有煤矿260多个，目前被炸掉的煤矿已经超过100家。
8月22日，受兴宁矿难波及的清远连州32位煤矿主组织部分矿主赶赴北京，为了自己投资数千万元的煤矿谋出路。其中，被炸掉的连州市大冲煤矿是市政府引进外地资金开办的煤矿。“我们32家煤矿企业是完全合法，并依法经营的煤矿企业。”连州的矿主认为，兴宁市矿难他们同样感到十分的悲痛，但不应该全部受到株连，政府部门应该对炸封后的煤矿做好善后安抚工作。
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给违规煤矿的整顿工作下了最后通牒。对于广东兴宁等矿难事故后逐渐浮出水面的腐败现象，《通知》特别规定，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1个月内，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造成中国矿难高发生的原因，一是监管对象有问题，一是监管机制有问题。”香港中文大学行政学院王绍光教授说。
灾难没有停止。兴宁矿难次日，8月8日。1000公里外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17人死亡。8月19日17时许，吉林省舒兰矿务局五井发生透水事故，16人被困井下，救援仍在进行。
数字
今年1月1日至8月21日，全国已有951人在矿难中死亡，矿难次数和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43.5%和134.2%。
去年，中国矿难死亡总数占全世界的80%，6000多人在采矿业的爆炸、透水、塌方和其它事故中丧生。
我国对煤矿安全的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安全生产投入占GDP的3.3%。龙志 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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