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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广东打工者调查 事故死亡人以农民工为主

2006-09-26   来源:潇湘晨报    |   浏览:    评论: 0    收藏
安全文化网 www.anquan.com.cn   一群湖南籍的女打工者在广州街头等待雇主。未来的生活中,充满了艰辛,可是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她们的命运呢?
  
  这是一个典型湖南籍农民工家庭,不同的年龄阶段、学识水平和成长环境,造就了各自的人生态度,也让他们有着不同的诉求和理想。
  
  但是,生活却记录下同样的创业艰难。记者走近这个打工家庭,以及他们的朋友,试图还原出千万个远在广东的湖南打工者的生活本真。
  
  他们的生活飘忽不定
  
  陈明军和张小英有3女1儿,其中大女儿陈红花已在广东番禺结婚育子,另有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广东肇庆和广州天河做工,一人已和男朋友处于热恋中。最小的儿子陈健去年初中毕业后也来到新塘学徒,一家6口人在这片土地寻找各自的未来。
  
  每天清晨6点左右,43岁的陈明军就习惯性地早起。匆忙吃过早餐,他要赶往民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等工。所谓的市场,其实就是民工的零工集散地,分布于增城新塘的路口要道,一旦有货车停下来,民工兄弟们则涌上前去接受“挑选”,大家希望得到一份搬运或其他临时体力活,以获得每小时15元左右的报酬。
  
  在新塘从事重体力活的农民工中,几乎都来自湖南衡阳和邵阳,大约有500余人,其中不乏瘦弱的妇女。他们风雨烈日中等候,生活飘忽不定,也靠极不稳定的工资养家糊口。
  
  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
  
  在爱人张小英出事后,陈明军已没有心思再去上工,儿女们也搁下了工作,来到父亲的住所处理善后。
  
  大女儿陈红花是在丈夫的陪同下,抱着1岁大的女儿从番禺赶到新塘的。2001年夏,陈红花独自跑到番禺,在当地一家玩具厂打工,当年仅有19岁。生活的艰辛与单调,催生了爱情之花。很快,陈红花与同厂工人吴青柏相恋。吴是湖南邵阳人,见识多,人也幽默,这让陈红花很倾心。又是一个秋天,两人登记结婚了。其间,陈红花的两个妹妹初中毕业后,也来到广东打工。但由于工作忙,姐妹一年间难得见面。
  
  2005年,陈红花的女儿出生,她只得放下工作做起了全职母亲。如今,一家三口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间小房子内,一个月租金是170元。丈夫吴青柏告别了流水线,升到了管理工的位置。“虽然他月工资有1500元,但还要负担老家父母的生活费,加上我们母女的开支,一个月余不下钱。”
  
  外出打工5年,爱情是陈红花最大的收获。她说,虽然目前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毕竟自己迈出了农村,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她说,“如果幸福的满分是100分,我觉得我现在得了80分。”
  
  当问到是否会在番禺买房置业时,陈红花愣了一下,随后她说:“还没想到那一步,尽管自己还不算真正的城里人,但不愿再回到农村了”。对于今后,陈红花用最质朴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两大计划:要全力支持丈夫把工作搞好,多赚些钱;即使花费再高,也要让女儿在广东接受教育,直到上大学。
  
  新闻回放
  
  张小英惨死事件
  
  9月20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广州增城新塘汇美西路与荔新路交界处,42岁的湖南衡阳籍女工张小英横过马路时,手持的铁锹刮到一辆丰田轿车,司机将其揪回,抓住她扇了一个耳光,张小英摔倒在地。一辆货车正好经过,她的头部被货车后轮轧过,当场死亡。有目击者说,张小英倒地前,被小车司机推了一下。
  
  有钱了自己开店当老板
  
  陈明军的二女陈红香今年20岁,在肇庆一服装厂的制衣车间打工,虽然每天的工作长达14个小时,但月薪却不到700元。
  
  工作3年来,她不停地在换工作单位,因此工资一直涨不上来,给自己买了台手机和过年过节给父母给点钱后,她也没能余下积蓄。18岁那年,陈红香交了一个男朋友,对方是工厂的同事。2005年,她去了男朋友的老家张家界,并在那里过了年。
  
  由于陈红香之前没有通知家人,这让母亲张小英很着急,她在家胡思乱想,最后匆忙赶到广东寻人。“那是母亲第一次到广州,来了之后,看到这里比呆在家好,就留了下来。”陈红香说。
  
  现在,陈红香感到很愧疚:要是当初自己懂事,母亲也不会来到广东寻找自己,也就不会出了这么大的事了。“每次出门,妈妈都叮嘱我要给家里打电话,可是,我真的不懂事。”
  
  陈红香说:“广东的菜不好吃,每次见到妈妈,她都会给我准备10多个茶叶蛋和咸菜。我知道她最喜欢吃炖猪脚,可我见得最多的是她吃青菜泡饭,只有在全家团聚的时候才买猪脚,还要炖上好几道汤出来,第二天可以煮河粉吃。”
  
  尽管没有多少积蓄,可是陈红香和妹妹陈红艳、弟弟陈健都有了做生意的打算。陈红艳到广州不到一年,在天河城学做皮衣,陈健则在新塘一间美发中心做事,两人都还是学徒,要靠父亲养活着。
  
  陈红艳说:“爸爸妈妈都同意我们出来,也想我们早点赚钱,把日子过得好些。毕竟家里的楼房还没完工,3年前准备修两层楼,因为没钱,到现在还只修了一层。”陈健说,等自己成为师傅了,先工作一两年,赚够了开店的钱后,就不打工了,自己做老板,“至少也要到城市里开个理发店。”
  
  10多年依然走在城市边缘
  
  张小英走了,却留给湖南老乡一连串顾虑:谁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谁来为自己的遭遇说话?当张小英被车撞倒时,近20个湖南老乡是目击者,44岁的陈明定就是其中之一。
  
  “我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建设,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依然只能睡在出租屋里。”陈明定说,“现在,我只能拼命多赚点钱,留到老来时用。”
  
  1993年陈明定就来到广东。10多年来,陈参与过修路、在工厂做工、在建筑工地建房子,起初每个月的工资不到600元;10年后,当年只有2条石板路的新塘镇变成了制衣厂林立的卫星城,可陈明定除年岁增长外,其他并无所获。“当年我是抱着发财梦来的,13年过去了,我的工资涨到1000多,但这点工资能满足一家人的嘴巴也就不错了。”
  
  记者走在新塘街头,饭店、超市中的某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湖南话。据保守估计,目前,陈明军所在的河口村以及邻近的黄石村,大约有1000湖南人分布在新塘镇各厂以及街巷打工,他们大部分每个月给家乡邮寄去200至600元不等的生活费,用于留守在家的老人孩子的开支和自己养老备用。而这座小镇,聚集了大量的制衣企业,其中不乏国际品牌的工厂,有些衣服一件的售价,可能比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坐在拥挤的小房中,陈明军的一番话让大家着实于心不忍。陈明军说,老婆张小英因为用铁锹挂了一辆车遭到不测,“可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坐过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坐过最好的车还是在衡阳拦下的出租车,眼看着跳表就赶紧下车走路了,当时花了我6块钱。”陈说,在广州的士的起步价很高,自己从没有乘过出租车。“每次和老婆到番禺看大女儿一家,都要路过凤凰城和碧桂园(当地景点),我们只是远远看看风景,没敢买票进去,太贵了。”
  
  记者手记:为什么悲剧才唤起注意
  
  张小英死了。
  
  这个42岁来自湖南衡阳农村的女工,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曾一度搞不清她究竟叫“张小英”还是“陈小英”。
  
  不管是姓张还是姓陈,都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如果没有发生这宗惨剧,还是有人会叫她张小英,也有人叫她陈小英,毕竟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工,像她这样的人在城市里多得很,谁也不会过多注意。
  
  是的,因为一幕惨剧,她用生命的代价唤起了我们的注意,但还有更多的“李小英”“王小英”呢,是不是也要等到悲剧发生了,我们才会恍然发现,这个城市一直无声地将他们排除在外?
  
  5月30日,广州市安监局局长梁醒虾说,今年1至5月,广州市共发生各类事故3893起、死亡695人,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占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总数的八成,事故死亡人员的就业类型以农民工、外来工为主。
  
  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职业病防治形势报告显示,全国每年报告职业中毒和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名,受职业病危害人数超过2亿,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农民工承担着城市人不愿或不敢做的“高危活”,是患职业病的高危人群。然而,他们由于缺乏稳固的劳动关系,在健康或生命受到侵害时,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待到发病却为时已晚。另外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因工伤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多数。《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很差,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拿着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重、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与此同时,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对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居高不下。
  
  有评论指出,农民工群体所缺乏的权益保障,集中表现之一在于其生命权和健康权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城市里,不少招用农民工的企业往往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农民工进城无非是为挣钱,“他们是自愿干城里人不敢干的玩命活儿,给他钱就是了”。对此,上海农民工读书会会长胡一心认为:“如果以为农民工是为糊口挣钱,危险的活儿就该他们上,同时也不必考虑生命安全保障措施,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命歧视。”
  
  有关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2005年7月中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宋洪远说,温总理给他们布置了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纪韶随即接受了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并为此专赴东莞调研。她认为,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已划分成了三大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有一部分成了“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父母养着。
  
  在张小英这个事件中,仅仅因为轿车被她手持的铁锹不小心刮花了,丰田车主就在马路中间对她大打出手致其倒地被车碾死,当家属赶到车主所办的制衣厂去交涉时,厂方一女负责人更是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怕打官司,“量你们穷人也打不赢官司!”
  
  当我结束泰国的采访来到广州,已先我到达增城采访的记者龙源将以上情况告诉我时,我只感觉到一股热血直往上冲:这个女负责人来自骨髓深处的情绪,已不仅仅是歧视,简直就是蔑视了,既蔑视她所说的“穷人”,也在蔑视法律,更是一种可怕的歧视。 安全文化网 www.anqu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