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个月内，云南宣威市先后发生两起被瞒报的矿难事故：4月3日宝山镇包村煤矿瓦斯事故导致6人死亡，矿主对事故隐瞒不报；就在政府展开整顿之时，15日该市海岱镇杨梅山煤矿发生瓦斯事故，导致12人死亡，矿主少报4人。此前，云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在调查去年11月昭通市发生的一起矿难瞒报事故时，同时发现了多起瞒报事故。
矿难事故频频发生，已让人万分痛心，而矿难之后又一再发生瞒报事故，更是令人惊惧不安。云南宣威本月发生的这两起矿难瞒报事故，突出显示了此类事件的两个越来越危险的走向。其一，引发事故的多种因素迟迟不能消除，使看似偶然的矿难最后几乎成为必然的结果。发生事故的包村煤矿和杨梅山煤矿都是私营煤矿，尽管在安全生产设施和管理的多个环节并未达标，但他们都弄到了各种手续，看起来是“六证齐全”合格合法，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带病生产，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同时，安监部门的监管形同虚设，使煤矿一次次失去了清除隐患、避免事故的机会。如杨梅山煤矿因电厂变动，近半年来常常停电，隐患极大，但监管部门并未给予提醒和警示。矿难前几天，监管人员曾到杨梅山煤矿检查，但对矿方未经复产验收就私自生产的行为未加制止，对其瓦斯监控系统已经损坏的问题也未能发现。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积累、叠加下，发生事故是迟早的事，所谓“矿难必然发生”，显然不能说是危言耸听。
其二，私营煤矿大多地处偏僻，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其他社会主体的关注也难以触及，从而使煤矿运营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状态。一旦发生矿难，瞒报的操作成本较低，较之如实上报可能受到的严重处罚（包括停产、关闭），瞒报算是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选择。据介绍，杨梅山矿难发生后，矿主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关系快速运作，许诺向每名死难矿工赔偿68万元，部分死难矿工家属在“重金”诱惑下与矿主形成“同盟”，纵容甚至协助瞒报。
矿主如果把瞒报的功夫做到这个程度，东窗事发的可能性将大为降低，用宣威市公安局局长的话说，“调查这些事故真相的难度，堪比杀人案件”。如果瞒报最终败露的风险较低，而实际收益较高，矿主们自然宁愿把更多工夫花在提高瞒报水平上，而不愿将更多成本用于安全生产设施与管理，由此必然形成“瞒报风险越低，安全生产投入越少，矿难几率越高，矿难后越倾向于瞒报”的恶性循环。
欲打破“矿难必然发生”的魔咒，必先斩断“瞒报风险越低，安全生产投入越少，矿难几率越高，矿难后越倾向于瞒报”的恶性循环。为此，首先需要传统的政府监管继续发力，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法加大对煤矿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法规，加大对职能部门的责任约束和追惩力度，通过职能部门将责任和压力传导至煤矿企业，从而强化对煤矿的监管效果。
其次，在传统政府监管之外，需要放手培育来自矿工自身和社会各界的其他监管力量，将传统的政府监管的单边治理，变为由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应当借鉴一些地方在建筑企业里组建工会的经验，由政府强力推动在私营煤矿组建矿工工会，扶持和发展矿工维权组织；引入劳工权益保护组织，对矿工权益保护状况进行密切监控；吸收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等等。
只有以多边治理手段全面、主动地介入对煤矿的监管，以开放的多方合力打破煤矿运行的封闭状态，才能给煤矿经营者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施加足够的压力，加大瞒报矿难的风险和成本，最大限度地打破“矿难必然发生”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