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们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治权威的死亡。我们并非没有制度，但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它们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
至少从2001年开始,矿难在中国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这是中国能源行业最残酷的一面：全世界煤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安全记录最差、因矿难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
让人难堪的是，矿难尤其是特大矿难事故的频发，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是同步的。除了领导们不断地批示，国务院不断发布类似《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之类的明码通知，2001年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也被认为是安全监管走向正规化轨道的不二法门。此后我们每年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数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进入200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总局，担任过中石化董事长和国资委副主任的能吏李毅中出任国家安监总局第一任局长，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
然而，这期间不间断发生的爆炸和矿难表明，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极其严重的背离。即使不算7月15日新疆阜康致83人死亡的矿难，不算7月14日广东兴宁第一次矿难死亡的16名矿工，和“8·7”兴宁大兴事故中生机渺茫的123人，李毅中称，仅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矿事故就死亡2672人，同比上升3.3%。其中特大事故死亡704人，上升114.6%。
对业内人士来说，绝对的死亡数字说明不了问题，一个国家煤矿安全状况的衡量标准是百万吨死亡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9.4亿吨，同比增长9.7%，与3.3%的死亡人数上升相比较，安全状况其实是在好转。然而对不懂专业词汇的民众来说，最直观的印象则是煤矿重大安全事故接二连三，再三再四再五再六，频率之高已经让人对发生在山西、新疆、广东那些陌生城镇的死亡感到麻木。
更让人麻木的，是领导们对矿难“监管工作不扎实，没认真落实，执法不严格，责任不落实”等愤怒的谴责之词。2001年11月14-22日，山西省曾在9天之内连续发生了5起特大瓦斯爆炸矿难，100名矿工死亡。在此期间，笔者正在山西采访，目睹了这厢矿难一个挨着一个，那厢领导们一边疲于奔波于各出事现场，一边下令撤职和逮捕，一边继续三令五申，召开各种会议痛斥和流泪。笔者还有幸记录下了当时山西省政府曾发出的4条紧急指示：第一，对已经发生的事故追究地方领导干部和矿主的行政或刑事责任。第二，对全省所有煤矿停产整顿。第三，全省抽调1100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煤矿安全整治和整顿验收大检查，省成立督查领导组，11个地市设督查组，由省、市长和分管领导任正副组长。第四条，建议省委尽快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追究责任，停产整顿，领导亲任组长的大检查，开会研究，批示，下发文件，流泪。事实证明，这些领导们行之有效的措施都换不来此后越来越多失去的生命。2672人也好，123人也好，在文件里都不过是个数字，没有人知道，这些数字留下多少寡妇和未成年的孩子。
3月19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爆炸，72名矿工遇难，李毅中责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如果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如此猖狂，今天的矿主却撕封条、砸锁，敢于藐视国法、无视监管？”7月15日新疆阜康矿难，李毅中又责问：“这么长时间的超能力生产，为什么不查？”
报纸上描述说，官员们无言以对。领导们的责问和痛斥很有力量，但他们早已不是第一个发出类似质问的领导。自国家安监局在世纪初成立以来，现实已经用越堆越高的罹难者尸体证明：领导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
矿工们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治权威的死亡。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最严重的问题。在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而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多元化的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刻意追求——包括对资源的产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一个权威死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另一个新的权威。我们并非没有制度，但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它们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也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今天移植过来的相当多的制度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法治，它们仍然是“人治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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