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入夜后的重庆开县高桥镇晓阳村和以往一样，依旧是隐隐的蝉鸣狗吠，山梁上错落闪亮的各家灯光，和这些灯光里炉火边围坐的闲聊。晚上9点以后，习惯了早起的村民，在家长里短的余兴里陆续睡去，一天就算过去。
晚上9点55分，晓阳村境内的罗家16H气井起钻时，突然发生井喷，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扩散，导致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面积灾害。截至发稿时止，234名确认死亡人数，印证着这场变故的残酷。
小村庄里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事故发生后，党中央立即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全力搜救中毒和遇难人员，防止有毒气继续扩散，尽量减少伤亡;积极组织疏散周围群众，安排好群众生活，做好善后工作。当天救援部队与有关专家就飞赴现场，灾难的第二天，即12月24日15时，井喷初步得到控制，第一批救灾物资及时送往灾区。在此次井喷事故中共有900多名群众受伤，他们都很快被妥善安置到了14个医疗救护机构进行紧急救治，目前，大部分病人均已恢复健康，而且精神状态尚好。
12月26日凌晨1时，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率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到达重庆开县，指导川东北气田井喷事故的抢险救灾，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受灾民众和参加抢险救灾的广大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医务人员及基层干部民众表示慰问。华建敏当时指出，要切实做好下一步疏散群众返回家园的安置、事故原因的调查分析、事故善后以及社会治安工作，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确保社会稳定。同时，为了查明这一特大原因，“12•23”事故调查组宣布成立，保险理赔工作也相应展开。
在喷井事故发生84小时后——12月26日上午7时，压井封堵成功。同一天，重庆市成立公安突发事件处置总指挥部，500多名民警、武警和消防官兵出发前往现场，随后仍有千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继续开往抢险救灾现场。
从12月28日晚开始，当地政府开始陆续有序、安全地组织除事故核心区外的灾民返家。12月29日，事故抗险救灾指挥部表示，转移的6万余名灾民今天可以全部返家。重庆市有关领导同时表示，善后处理工作都在紧张有序进行。
“12•23”井喷事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事故发生后，重庆开县县委、县政府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电和慰问信，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纷纷致电表示问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重庆开县灾区，及时分发到灾民手中。危急关头，体现了血浓于水的情谊。
悲情来得没有任何预兆
12月23日晚上22时，和以往一样，晓阳村村头罗家16H井轮值夜班的4名钻井队员接替队友站上钻台。李明（化名）记得，他拧开矿泉水瓶刚喝了一口，也就是22时02分的样子，警报突然拉响。
警报意味着监控装置探测到溢流，李明说他当时心里猛地紧张起来，他的队友迅速按防止井喷的“四•七动作”控制井口，但井内压力过高，控制不住。关闭风进器之后，在作业的所有人员只能迅速撤到距离井口100米左右的井场位置。
刚刚站定，20多米高的泥浆就从井口呼啸而起，“嘶嘶地响，像发大水的声音，把人都吓呆了”。事隔4日，李明向记者回忆起来依旧后怕。从业近10年，他说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喷上天的泥浆四散开来，根本由不得他们躲闪，衣服就糊黑了大半，还有人脸上也落了一层泥。井架上的顶驱装置被随泥浆喷出的硬物撞击，窜起的火星瞬间燃烧起来，大约1分钟后，火被泥浆喷射产生的高速气流冲熄。钻井队其余40多人陆续被惊醒，向大门处撤离。
泥浆持续喷射15分钟后停止，井内含硫化氢的气体开始外泄，这时的浓度并不高。“井喷了，我们只能赶快撤离，通知附近的村民和乡政府。”李明承认，在这种状况下，钻井队并没有能力补救，只能选择放弃气井，紧急呼救并组织救援和撤离。井喷最怕的就是拖时间，拖的时间越长，硫化氢浓度越高，死亡的威胁也越大。
此后的夜晚，成为更多人恐怖记忆的开端。
距离罗家16H井最近的，是幢两层民居，就在井场大门右侧。晓阳村1组和3组等几个生产小组还有不少户环绕于井场周围的山梁，从自家阳台平视井架不过100米的距离，走小路下到井场也只需两三分钟。这些人家已经适应了井场施工各种设备运转日夜不断的巨大轰鸣，突如其来的意外因此并没能惊醒太多人。
晓阳村1组村民周克顺是第一时间听到动静的少数人之一，他告诉记者，他家平视井架就100米左右，看到井架上的火光后，他胡乱套上几件衣服，穿着拖鞋骑摩托下来想看个究竟。两分钟后，看到的是黑黑的东西往天上冲，冒着黑烟，火熄了，井队的人叫喊着“赶快跑，没办法了，井喷了”。周克顺说他吓得赶紧骑车回家，从被子里抓起两个小孩，开车带他们奔向1公里外的高桥镇，去找大哥周克安——晓阳村历任20余年的村支书，也是现任支书。
周克安说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傍晚把在高桥镇念小学的孙女送回晓阳村11社给老伴照看，自己再转回镇上帮忙照看儿子开的一个小商店。周克安回忆说，10点来钟，他感觉到窗户像被东西来回撞击，震动不停，以为有小偷。不久便听到衣冠不整的弟弟带着两个孩子敲门。周克顺说他一边放下两个孩子，一边告诉大哥，井上出事了，要赶快通知人撤离。自己随便套上一双大哥的鞋子，接着赶回家去接其他亲戚，一并收拾家里的财物。
“我马上就打电话给镇政府，但一直接不通。”周克安说他只好一边找别的电话，一边着急。看到井口出事的村民姚光玉也赶来反映情况，接下来，近30名井口附近的村民陆续到达镇上，围着他反映情况，镇上看热闹的人也一并围拢过来。镇文书杨必英的电话正好在这时间打过来，确认是否有气井出事。周克安说他把听来的情况汇报了一次，文书传达指示马上通知村民撤离。
周克安说他拿上电筒，摸黑就往村里跑，沿途遇到的第一户是廖德清家，廖正在窗边看不远处的井场，还说自己已经过去看过一次热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回来觉得稀奇，又接着看。周克安马上告诉她，“井场出事了，赶快走”，并让她代为通知其他人走。
把消息传出去后，周克安说他松了一口气，接着跑回镇上通知儿子，半路上遇到跑下来的井队的人，“衣服黑了半边，脸上像涂了沥青”，周克安说吓了一跳，意识到事情“不小”。他也顾不上喝口水休息，又跑回村里通知老伴和孙女，结果家里的房门从外面锁上，叫喊也没人答应，估计应该是已经听到消息离开，这才又跑去通知11组里其他人。
周克安说，他是挨家挨户地叫，一般从窗户看到一家人里有人起床了，才放心去叫第二家。让周克安觉得很遗憾的，是有一户人家有个男孩听到他敲窗户坐了起来，以为他醒了，就去叫下一户人家，结果12月25日上山搜寻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家四口全都死在床上。周克安由此后悔而解释自己的着急——因为山里村民住得比较分散，当时急得没有时间在一个地方耽搁，因为“有好多山路要走”。
接下来的大转移，发生在23点之后。全程徒步，艰难而仓皇。
周克安回忆自己再转回高桥镇上，已经是23点以后，钻井队的人和很多村民已经撤到高桥镇，没多久，又听镇政府人说“浓度超标”，要转移到7公里外的齐力。一行人急匆匆地又继续赶路，开始有人在途中出现不适症状，而绝大部分坚持在天亮之前赶到了齐力。在齐力休息还不到两小时，又接到继续转移的命令，天亮后不久赶到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天和，距齐力3公里。这些匆匆逃出家门的人，大都只胡乱披了几件衣服，远距离夜间行走的劳累，半夜山里的寒气，以及井喷后的毒气，诸多因素之下，伤亡似乎无可避免。
8人死亡65人受伤的数据，开县政府方面表示，就是在这批撤离人员中统计出的数据。而事实上，井口附近的三个村，晓阳、高岗和平阳，并非所有人都有幸第一批成功撤离。这一数据持续到12月25日下午之后迅速增长，截止记者发稿时，死亡人数已增至234名。
除了人，邻近村里饲养的牲畜，猪、兔子、鸡鸭牛羊也大量死亡，用村民的话说，飞禽走兽，难得有几个活的。
守望逃生路
李明用像“打仗一样”来形容他经历的第一次撤离，整个公路上全都是人，仅有的几个手电筒只能提供有限的光亮，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小孩的哭，大人的叹息，有人甚至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到高桥镇的时候，镇上还有很多人不肯离开，说舍不得家。一路上最常听到的话，也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看到我们家的人了吗？”
而60岁的丁维珍老人现在躺在临江医院的病床上，反复拉着记者问，“为什么我家里有电话，却没有人来通知？”之后情绪更加激动，“只要早一点，我老伴、儿子、儿媳和孙子就不会死。”
这是一个曾经令村里人羡慕不已的幸福家庭——丁维珍和老伴张先力向来恩爱，三子一女，除了二儿子夫妇，其余三个孩子和各自的伴侣都在北京和大连打工，几年下来，在当地也算温饱无忧。年初张先力退休，跟老伴合计着以后可以把一直以来的生活变一变，也算享点“儿孙福”。但在这次灾难中，二儿子夫妇、老伴与一个孙子全部遇害。
他们家在晓阳村三组，距井场也就3分钟路程，还是当地为数不多有电话的家庭之一。丁维珍因此很想不通——为什么直到12月24日早上6点多，她仍不知道任何关于井喷的事情。
关于那天的记忆，老人几乎是颤抖着说完的:早上起床，家里7头猪都死了，老二的房门从里面锁着，打不开，大声叫也没有人答应，吓得六神无主。还是老伴先镇定下来，抱起8岁的孙子张伟，说肯定出事了，会死人，带着孩子先走。
丁维珍踉踉跄跄跟在后面，她说自己已经昏昏沉沉的，还昏倒过很多次，沿途看到过3具尸体。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看到老伴躺在前面路上，鼻子开始出血，小孙子在几米外的地方慢慢往前爬。丁维珍哭着拿出手帕给老伴擦脸，依稀听到老伴说他不行了，让她带着孩子快走。丁维珍在路边找了点草给老伴垫着后背，把已经爬不动的孙子抱回到老伴身边，哭了一气，踉跄着又回家去，想找人来帮忙。
丁维珍说她记得自己回到家是中午12点，附近4户人家，只剩下死人躺在床上，大约一共十几个人。儿子房门还是叫不开，她发现夫妇俩已经死在屋里。她根本找不到可以帮忙的，只能又沿原路返回去，抱着越来越虚弱的老伴呆坐着，一直到他再没有呼吸，之后，小孙子也没有了动静。
也不知道呆坐了多久，丁维珍说她开始乱走，原本要往高桥方向，但自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当天晚上昏昏沉沉就睡在了山里。12月25日早上再找到公路的时候，看到有车路过，但丁维珍说她拦了两次也没有人理她，最后是一个小急救车过来，把她送到了天和，后来辗转到达临江。只是司机的名字，她已经记不起了。
诉说这段回忆时，她会明显地激动起来，嘴唇不断地抽动。刚刚平静一点，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拉过被子捂着脸泣不成声。老人的三儿媳赶紧劝慰婆婆，之后偷偷告诉记者，老人很少哭，在医院第一次看到儿女的时候，反倒安慰起他们，之后，她几次看到婆婆一个人坐着发呆，自言自语地说:“是我没找到人来，他们都去了，我也应该去陪他们的。”
12月24日才开始逃生的村民，遭遇到的是难以想象的艰难:面对尸体的恐惧、疑惑和心痛，还有浓度继续增加的毒气无所不在的侵袭。就算得成功到达救助点的，也大都和家人失散，或者分别获救两地相望，或者就是生死永隔。
搜救队在12月25日发现的遇难者中，许多父母保持着同样的姿态——将年幼的孩子抱在怀里或者依在肩上，就算仰面倒在泥里，手依然紧紧抱住孩子。挣扎中，有人痛苦得踢掉了一只鞋，但手里的孩子却一直也没有脱离怀抱……
责任与担当
在目前的234名遇难者里，只有两名是井队的人员，一名罗姓监督员，一名刘姓管理员。其余都是附近村民。
这样悬殊的比例，在灾后转移出来的人群里，终究还是引发一些不满。得知妻子和孙女死讯之后，周克安好容易才平静下来。他说自己没用，当了20多年村支书，从5年前就开始看着钻井队在村里征的十多亩地上施工，就是不知道这事到底有些什么好处，有些什么危险。
他的自责中有抱怨，用他的话说，是自打县政府出面征了地，井队从来就没有人来跟村里打过交道，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防护知识宣传。以致出事时候会有那么多人几次去“看热闹”，还不想离开家，“如果村里人多知道一点知识，也就不会死这么多！”
抛开这话的负气成分，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就值得思考。井场周围民居环绕，而当天拉响警报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村民注意到，引起部分人关注的只是后来的火光和泥浆。
目前井喷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我们所能获知的，是这口井只剩下200多米的进尺就要完工，在之前两班轮换日夜施工的状况下，只需几天便可完成。现在的事故，势必将对整个开采计划造成严重影响。
事故当天在现场作业的川钻12队队员12月24日下午在燃烧池点火之后全部返回，中石油方面调配了相当人员从重庆等地赶来参与压井。记者沿途遇到几辆中石油方面的抢险车，车上的工作人员情绪都比较低沉，他们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公司出了事情，我们很惭愧。”
压井作业的方案，在专家严密论证后拿出，但最后实施这个方案的责任，落到88名挑选出来的突击队员身上。88人的挑选原则不得而知，一名队员用“心一下子就抽紧了”来知道自己被挑到的心情，但是“怕归怕，该做的还是要做”，他这样解释自己和其他伙伴并没有退缩的原因。
人选确定之后，是一次非常严格的清场，无关人员全部撤离，包括专家在内的其余相关人员转移到大门外的两辆大车上，88人被很明晰地被告知任务可能的危险性——简单地说，如果不能成功，那么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井喷，毒气浓度加剧，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和影响。所幸最后压井如众望所归般顺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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