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许多司机都以人民爱戴的领袖像作为守护神(保护神、吉祥神、平安神)，无论大车小车，在驾驶室的正上方的挡风玻璃后，一般都悬挂着经过压塑的毛泽东、周恩来的五寸画像，以毛泽东晚年时期慈祥的形象为多。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作为中国一个时代的开创者和这个时代的象征，他的身经百战，战无不胜；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竟没有任何肉体创伤的传奇经历，使我们这个科学普及还很差、还存在着很多科盲，又曾被神秘文化笼罩了几千年的崇拜英雄的民族，在心灵深处对领袖增添了新的神秘感。加之自古以来，人类就有对亡灵的崇拜习俗，而中国人似乎又更善于此道，尤其是对死去的伟人和品德高尚者，绝不会轻慢。因此，今天不少人不仅把毛泽东作为领袖来纪念、崇敬，更把他作为一尊现代巨神来顶礼膜拜，因而，毛泽东就成了汽车司机们最为推崇的守护神。然而，尽管如此，交通事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车轮下的悲剧却愈演愈烈，全国车祸每天的死亡人数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60余人增至现在的近300人。可见，这种纯粹的精神寄托和靠非物质的神灵保佑，仅仅是民间风习中传承不衰的物象避邪术的现实沿用，。是断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不科学之举。可是朋友讲的一个故事，已在笔者脑海里留存了很久，兴许对大家会有所启发。故事是这样的——
他说那是一个秋天，他在蓉城采访，因事急便打了一辆红色的“的士”。车停稳后，司机主动开了车门，刚落座，他见司机是位容貌端庄的少妇，一种自然的异性相吸加上美的直觉，使这位朋友颇感快适，急切的心情也安定了许多。待车起步后，他便客气地告诉司机去向，然后开始打量车内环境，当他看见座位正前方贴有民警提示：“前排限坐妇女、儿童、老弱病残”的字样时，便有些不自在，欲请司机停车，司机道：
“你不是去大慈寺吗，怎么现在就下车?”
“我不是要下车，我应该坐到后面去。”他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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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着提示说：“因为这座只允许伤残妇幼坐。”
这时司机才恍然大悟，“哎，那是防坏人的，坐吧坐吧，别耽误时间。”
他终于如解倒悬，恢复了先前的快适与安然，进而有了与少妇闲聊的话题。他问她：“你凭什么不把我当坏人?万一我是坏人你怎么对付?”等。在轻松的气氛中，他突然有了新的发现，在挡风玻璃上沿正中央，挂着一张过塑的小女孩儿的照片，着实惹人喜爱。小女孩儿美丽的小嘴微微张开，那神情就像在叫爸爸或者妈妈。他仔细地看着照片，顿觉这驾驶室、这女司机多少有些独特，便问道：“别的司机在这里挂毛主席像或‘一路发’，你怎么挂了一张小孩照片?”
“这是我女儿。孩子她爸在我‘下海’的第一天特意为我挂上的，要我为了女儿，注意行车安全。这不，照片背面还有我女儿写的一句话哩。”
他伸手翻过照片，上面两行稚拙的孩儿书实在令人动容，“妈妈，别忘了来接我。”
朋友讲的这个故事，在当时完全是一般的谈资，在场的几个人都没有去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现在想起来，觉得它或许可以给人一点启示什么的。
将守护神由已故领袖的像换成自己小孩的照片，这体现了人们崇拜的一种极向背反，既符合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又具体实在可感，此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当然，这倒不是说挂了小孩照片就可避祸消灾、保命护身、万事无忧了，而是说小孩的实际存在及其对父母亲的依赖，可以抑制父母工作时心理上可能有的冒险冲动，减少其行动中的冒险成分，最大限度地克服人为车祸的发生，真正起到避祸护身的作用。
笔者在这件事上有这样一点与职业相关的体会，文化的个性决定了文化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民族亦是受一定文化熏染的民族，其中历史的承传、地域的局限等是产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的安全文化无论怎样演变，它都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具有“中华”这一特征的胎记，而现代文明只有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能被人接受并造福芸芸众生。这位女司机车上挂的小孩像，正是这种不断的文化之流的现实表现；所不同的，是由完全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变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和主观的努力。这是应当大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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