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忆馒头

在我记忆的深处，有关馒头的印象最早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那时候的农村，每人每年只能从生产队分到六七十斤小麦，收成好的生产队也就只有一百斤左右，平时想吃个馒头几乎不可能。父亲在离家10公里外的公社工作，每个月只能回家一至二次，为省下钱给母亲治病，每次回家都步行，并且都是在傍晚时分上路，要走整整半个晚上。当我从梦中醒来时，父亲已经坐在我身边，待我急三火四穿好衣服洗好脸，父亲便高高兴兴地把好多个补丁的帆布大书包打开，里面赫然露出十几个白白的大馒头，让我垂涎欲滴。首先拿出几个，每一个用刀切成四块，用小手绢包着，给邻居家的孩子们每人送一块，然后留出一个给我和卧病在床的妈妈，剩下的装在篓子里，挂到墙上留待以后慢慢吃。

那时公社干部的粮食是供给制，细粮多一点，父亲每月的定量大约是30斤，每月省下这十几个馒头，他平时就要挨饿，后来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他每顿只吃二三两饭，填不饱肚子就只好多喝水，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去公社周围的田埂上拔野菜，然后回到宿舍在煤油炉子上用清水煮着吃。父亲每月捎回的这十几个馒头，我们基本能吃到父亲下个月回来的时候，馒头放篓子里风干得裂开了口子，夏天有时长毛了，我们就用清水洗一洗，用刀剁开，放点盐，洒点水熥着吃，那个好吃的滋味比我们现在的山珍海味可要强多了，那种感觉我至今难忘。

1981年，我上初中时，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基本不上课，公社统一安排各学校分别到指定地点整大村子田或绿化路边。我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带上铺盖卷，自带玉米面和地瓜，公社给补足点面粉，就浩浩荡荡地进军了。我们集体寄宿在附近村庄的闲房子里，统一睡麦秧地铺。劳动场地，村头周围红旗招展，喇叭声震天，你挑我抬，热闹非凡。每周我们可以吃上一顿馒头，那个时候，生活贫困，同学们肚子里又没有油水，再加上劳动强度大，所以都非常能吃。馒头做得很大，呈长方形的，现在的人很难想象了，那馒头不叫馒头，而是叫“枕头”，每个都是一斤多。小小的我们每人一个“枕头”，一碗萝卜丝汤，大家都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顷刻间吃得干干净净。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自带粮食，吃啥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决定，学校免费做饭，每月2.5元的菜金。很多同学除了改善生活时吃几个包子或面条外，平时清一色的窝窝头和半碗漂着油星的菜汤。我因为是非农业户口，细粮比粗粮多，虽然吃不饱，但每天可以吃两顿馒头，看着有些同学的艰苦生活，我实在不忍，常跟他们换着吃。虽然食堂的馒头有时做得黏黏的不熟，我们依然吃得有滋有味。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吃馒头已经是家常便饭。我结婚后，便试着自己做馒头，做好后，直接放到锅里蒸，可每次蒸出来的馒头都是硬硬的，跟没下锅时一样大，我始终找不出原因，咬一口黏黏的，难吃极了，难道是我忘记了从前的艰苦生活了吗？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做好的馒头必须先饧一饧，然后才可以下锅蒸，如此蒸出来的馒头才又暄又好吃。

近几年，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馒头早已不是稀罕之物，山珍海味也吃腻了，馒头里又是鸡蛋又是奶粉的，却怎么也吃不出从前的味道，它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得不到人们的青睐。不是馒头自身变化的原因，而是因为人们的舌尖越来越挑剔了。

无论如何，馒头毕竟给过我开心、幸福、满足、纠结的经历，它伴随着我走过了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人生旅程，这记忆历久弥新，催我奋进！(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