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刘勇在报刊发表了大量“青春美文”“理论性文章”，我也是其中一些报刊的作者。在一次笔会上，我见到了刘勇，那时他在县中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再读到他的作品，就是短篇小说了，他用自己的深厚积累，创作出一系列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而今，在中国文学奖的金字塔上，他站到了塔尖。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耕耘在文字的田园里，写作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但这些文字，大多是自娱自乐。如果放眼浩大的文坛，我只是游弋于浩瀚海洋的小蝌蚪。
我最初写作时，所在县城的一些作家是我的偶像，那时他们在外省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还获得了一些文学奖。这些县城的作家，与他们见面时，我总是一副诚惶诚恐的谦卑模样，压抑着自己，但这不是我真实的样子，我只是想小心翼翼求得一个活动空间。
那些年我写作时，俨然一只匍匐在纸上的蚕，纸就是我的桑叶。我把自己在方格纸里写下的文字投稿到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合肥的文学刊物，当然，如石沉大海。我一度愤懑，感觉那些文学刊物的编辑不识货。有一次，我还乘长途客车去了省城，特地去一家文学刊物编辑部，我准备质问编辑，我给你们投了上百篇稿，连一个泡儿也没冒一下，到底是为啥，是不是欺负我这样一个小地方的作者？我来到那栋四周绿荫葱茏的编辑部小楼，看见一个肤白体瘦的中年男人正在台灯下看稿，他礼貌地接待了我。我准备把自己创作的雄心壮志汇报一下，但看到编辑部里成堆的稿件后，我泄气了。后来知道，这个男士就是这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他说话声音细软，态度诚恳，鼓励我在小地方好好写作，一定会有所成就；他还举例，获得大奖的作家周某某，写小说时也是一个乡里的农业技术员。我备受鼓舞。
从省城回到小城后，我转向小散文创作。我可是连一篇小小散文也没写过的作者，但出名要趁早的功利心催促着我。我不舍昼夜地写下近万字，我太想通过写作一鸣惊人。等我把写下的稿子，表面恭恭敬敬实则咄咄逼人地捧给一个本地写散文的作家看后，他双手一摊说：“对不起，你这个确实不叫小散文，完全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在写，没一个能立得起来的人物，你还是写点‘小东西’吧。”我当时以为他是嫉妒我，贬低我。时隔多年，我才明白，他的话是正确的。这个说话率直的作家，后来还凭自己的中短小说获得过文学大奖，那可是靠真枪实弹拼打出来的。
我继续写一些自己“啃得动”的文字。我获得了一点“作家”的虚名后，老家乡下来找我办事的人也不少：患了癌症想找城里名医抢救的，结婚多年依然不孕不育的夫妇，还有因飞机起落噪音影响睡眠的人……他们以为“作家”在城市里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很遗憾，大多数事情我办不成。一些乡人翻翻白眼说：“噢，原来你也就这点能耐啊。”
乡人们不知道，我的苦恼并不比他们少，他们操心着庄稼的收成，我同样操心着自家的烟火人生。写作，只是我活在尘世的一点表达。在我的表达里，有对家乡人和大地的书写，但家乡人几乎都没有读到，我只是在写作里抚慰着自己的心灵。我与家乡人交集的人生，只是血脉里绵延的老家乡水基因。
想起我当初从村里来小城工作时，是一步一桩。做自己的事，我朋友说，你要好好写！”等待我出人头地。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作者，我只是通过文字，如老家的小麦玉米一样，喂养我时时嗷嗷待哺、渐渐老去的灵魂。(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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