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事故的记者经历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时间紧、阻力多、现场乱、路途远……
2004年4月30日早7点15分，山西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36人，伤13人。在做好一切准备后，汪成健、朱巍和我乘坐当晚23点55分的飞机飞太原。5月1日凌晨1点，我们换上了前往梁家河的汽车，颠簸了7个钟头后，终于到达事故现场。在风雨中穿着棉大衣拍摄、采访、出现场，然后再前往车程3个半小时之外的地方传片子。此后几天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了拍到最真实的场景，汪成健扛着机器拍了数百分钟的素材，为了回传片子朱巍两下临汾。既然当了记者，吃不上饭、睡不好觉都挺正常，所以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
我想说的是，当我面对漆黑幽深的井口，面对只剩下眼睛和牙齿不是黑色的矿工时，当我面对死者家属的眼泪，面对浑身污渍的孩子，面对一种不同于我们惯常熟知的生活状态时，在我的胸口里涌动着一种感触和一股想要表达的欲望――它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变成了新闻。
在暗无天日的地底和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你能想象这几乎就是生命全部的生活空间吗？没有合格的通风设置，没有合格的瓦斯检测员，没有自救器，没有保险，矿工们就在四伏的危机里讨生活。事故发生后第一批下井救援的是他们自己的工友，当这些救援者抬出伤者或是死者尸体的时候，他们是该庆幸上天对自己的厚爱还是感觉到唇亡齿寒呢？我没有问这个问题，他们也无法回答。
一个在我们镜头里还抱着孩子痛哭的死者家属，中午便在自家小屋的炕边平静地吃着馒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泰然处之。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仅仅记录事件本身，救援、善后、事故原因和责任？不，我觉得不够，新闻不应该只停留在事件的初始状态，应该展示这种状态、这种人生所深深触动我们的东西，这才有可能触动观众。两条记者调查（事故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强制保险形同虚设）就是在这样的情绪推动下做出来的。虽然它们还不成熟，还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我觉得它们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
我知道我们用新闻讲出来的故事或许并不能在人们心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当我举着话筒在人群之间来回穿行，似乎肩负着某种责任和使命，这种莫名的神圣与感动驱使着我继续向前。
（作者：中央电视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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