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来到曾发生特大爆炸事故的哈尔滨亚麻厂，采访那些在大火中烧伤的青年男女。虽然那是一次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采访，但它仍然让我深切感受到那场大火极具杀伤力的后果。它在顷刻之间就颠覆人生，改变命运，残疾取代健康，丑陋取代美丽，摧毁梦想，淹没希望，无须程序，不容商量，简单而残酷。如今，17年过去了，那些断指残颜依然时时浮现在我面前，不仅让那些残疾男女——也让我感到它的阴魂不散。
从不出门的小朴
在采访他们前，我先来到安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专门为那些残疾人成立的。顾名思义，就是对他们进行安抚。
我向安抚办的一位大姐说明了来意，她面有难色。因为那些残疾男女无法接受那场大火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落差，一个个性情狂燥，火气极大。他们刚刚劝阻了到北京上访的一次潮涌，怕我的采访再掀起波澜。在我再三恳求下，并答应保证不涉及待遇问题，这位大姐才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叫朴祥海，但被那位大姐挡了驾。她说，即使她同意，小朴也不会见我。但她向我讲述了小朴的故事。
小朴23岁，是个保全工。人长得秀秀气气，斯斯文文。好学，稳重，性格内向，自尊心极强。那场大火后，他的面容全毁了。去年7月出院后，就一直没出门。厂里为这些伤残人盖了两座宿舍楼。大家搬来后，开始都不出门。我们千方百计的动员，后来，大家都陆续地出去了，最后就剩下小朴一个。无论怎么说，怎么劝，他就是不出去。从出院后，他一直没理发，后面长得过了肩，前面把脸都遮住了。我们知道，他不理发是想让头发遮住脸上的疤痕。后来，安抚办的主任小蓝带着理发工具来到他家，才算把头发剪短了点。
他的手烧残了，但简单的事儿还能做。医生说要做一下整形手术，可他就是不去。后来他听医生说，如果现在不做，将来肌腱长死了，手就废了，他才去。去医院那天，我们给他带了一个大口罩，把脸捂的严严实实的。做完手术，本应该住几天院，可他当天夜里就悄悄跑回了家。医生只好到他家里给他换药。夏天，安抚办组织他们去看霹雳舞，大家都去了，就剩下他一个。我问他为什么总把自己关在家里，劝他到外面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对身体有好处，心情也可能会好一些。他只是说等整了容再出去。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整容上，要是整容整不好呢？
当时我们想，小朴23岁了，他那么孤独，成个家可能会好些。市公安局也专门做了规定，亚麻厂的伤残工人找的要是农村姑娘，可以落上城市户口。这场大火有不少人都被烧残了，生活不能自理。我们为每人请了一名家庭服务员，照料他们的生活。市妇联办了个家庭服务员介绍所，我们就去那里挑。第一次选了6名，几天后，市妇联又推荐来一个。姑娘姓王，一米六几的个儿，人长的白白净净，秀秀气气，谁见了都喜欢。小王家在农村，因为家里困难，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到城里来找工作。我们有意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和小朴多接触。俩人常在一起下棋、聊天。时间长了，小王也明白怎么回事了。过了些日子，小王提出回去看看。临走之前，我索性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我说，人就是这样，你回去和家里商量商量，不过，你要做好他一辈子整不好容的思想准备。如果你和家里同意，你就再回来；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回来了。小王什么也没说，点点头走了。
说心里话，我当时并没抱什么希望，觉得小王不会回来了。姑娘长得秀气，到哪儿也不愁找个人家。我没想到，几天后，小王回来了。因为我当时已把话挑明，这说明她有意。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尽量撮合成这件事。他们也挺合得来，经常一起呆到晚上九、十点种。小王住在职工宿舍，离小朴家还有挺远一段路。小王是个姑娘家，晚上黑灯瞎火的，哈尔滨治安又不怎么好。小朴本应送送小王，可他就是不出门槛一步，更不用说送。有一次小王提出来你送送我，你要是不送我，以后我就不来了。可小朴就是不送。我也替他着急，心想这么下去，这事还不“黄”了。我就劝他，小王挺主动，你别冷了人家的心，这么晚，你让她一个人回去，放心吗？不管我怎么掰开揉碎地说，他就是不送。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小王是农村的，觉得不满意。他说不是，他说白天挺愿意和她呆在一起，可一到了晚上，一想到要送她，就感到闹心，恨不得赶她走。我知道，他的自尊心太强，他脸上的伤疤已把他和这个世界隔得远远的，除了整容，就是外面有天大的好事，他也不会出门。
其实，小朴对小王还是挺满意的。有一次，我去他家，和他母亲说起他和小王的事。他母亲总是嘀咕，怕小王进了城落上户口再变心。这次，他母亲又说起这件事。正说着，小朴进来了，当时就顶了一句：要是城里人变了心又能怎样呢？说完，就去了另一间屋子。后来，俩人的事就“黄”了。我们都为小朴惋惜，小王人长得好，又稳重，以后再找这样的姑娘恐怕不容易。
活动室里的年轻姐妹
听完大姐的叙述，我在活动室里又见到了被烧伤的女工于美艳。于美艳全家7口人有5人在亚麻厂工作，父亲，她和姐姐、弟弟、妹妹都是亚麻厂工人。她和弟弟、妹妹在同一个车间。这场大火姐妹三人无一幸免，这个美好的家庭被这场大火烧的残缺不全。
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活动室下围棋。活动室是专门为这些被烧残的人修建的。
我推门进去，尽管有精神准备，但还是倒吸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悲惨世界，一个让人体味残酷的地方。他们仿佛刚刚走出炼狱，每人脸上都有疤痕，那是一种古怪的丑陋，而且又都那么年轻。
他们有的在打麻将，有的下棋，有的打扑克。偶尔发出“糊了”的喊声和笑声。但我总觉得那是被压抑情感的宣泄。这是他们唯一获得心理平衡的地方。“我们都这样，谁也不嫌谁难看。”一个被烧伤的女工说。调侃中透着辛酸。
我站在于美艳旁边看她下棋。她拿着一个黑子，却不知往哪儿搁。我帮他下了一步，目的是想和她聊聊。我知道，这次采访不同以往，我必须赢得他们的好感，并谨慎地避免闯入感情的“雷区”。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揣摩我的身份。她烧得不算太重，只是眼睛和耳朵下面有几处疤痕，左眼睑稍稍往外翻，耳朵下面的疤痕被浓密的头发恰倒好处地遮住了。她的两个手掌被烧萎缩了，指头也残缺不全。
“着大火那天，我和弟弟妹妹都上夜班。当时，我正离开机台去墙根取麻。麻刚拿下来，一回头，车间已满是火光。我当时还带着个徒弟，我把徒弟往前一推，说声快跑，就向门口跑去。通往门口的路全部塌下去了，跑不出去，我就转身往别的车间跑。我周围都是火，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的机台在车间中间，我前后十几个人都被烧死了。出了门，厂里的通勤车已开了出来。我上了车，当时还能支撑着，到了医院，全身就瘫了，疼得全身直哆嗦。当时，我还没结婚，男朋友小王正在天津劳动经济学校上学。我们是同学，在一起处了七、八年。他从广播里听说亚麻厂着火了，就急忙给她哥哥姐姐挂电话，打听我的情况。接电话的人说，他们都去医院了。小王知道不好，就急忙请假回来了。我的手、脸和脚都烧伤了，用纱布包着，只有眼睛留下一条缝。我一看见小王就哭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劝我好好养伤，别着急。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弟弟和妹妹也都住了院。妹妹烧的最厉害，整天昏迷不醒。哥哥和爸爸轮流看护妹妹，姐姐和小王轮流看护我。去年8月我出了院，在医院住了整整5个月。妹妹今年6月才出的院，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今年4月，我和小王结了婚。”
这时，我才注意地打量她穿的那件鲜红的西装上衣，一双同样鲜红的高跟鞋，在她侧脸时，耳环悠然一闪。我被这灼人的红色烫了一下。人对美的追求和命运对美的摧残形成强烈反差。此刻我才理解什么叫残酷。
在活动室里，我见到了于美艳的妹妹。她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于美香。今年20岁，留个娃娃头。她比姐姐烧得严重得多，脸上全是疤痕，手也残废了，萎缩的手掌上只有几个半截的指头，胳膊腕上全是网状的疤痕，只有那双眼睛，洋溢着天真、稚气和几分调皮。她穿一身浅绿色西装，里面是粉色衬衣，脚上是一双布鞋，也是鲜红的。她的脚被烧得有些变形，脚趾向上翘着，只能穿软帮的布鞋。我问她出院后去过公园、商店没有，她说除了到活动室外，哪儿也不去。“走到哪儿，人们跟看稀罕似地。再说，我的手也不行，上车把不住，一刹车就摔跟头。”说着，她伸出手让我看。20岁，朝霞般的年华。她们面前应该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而她却失去了容颜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她的路还长，该怎样度过漫长而艰难的一生？
离开活动室时，我见到了她们的母亲。老人54岁，头发已花白，眼睛里盛满了忧愁和苦痛。这是一位饱受忧患的母亲，5个孩子中老大从小就患小儿麻痹，其他4个孩子又有3个被烧伤。丈夫在去年患癌症去世了，全家的担子落到了她一人肩上。“以前，她爸爸在世时，我心里还有主心骨，现在就剩下我一个。我身体不好，还得伺候他们，有时真不想活了，可又舍不得撇下他们。孩子们被烧伤后，脾气特别大。我说给小女儿找个对象，她说我烧成这样，谁还要，就算找一个，还不尽等着受气。”老人说着，用手擦擦眼里涌出的泪水。
还有比他们更悲惨的。一个姑娘，刚满17岁，豆蔻年华，花容月貌。她第一天进厂，全部工龄只有两个半小时，连师傅都没来得及认，就赶上那场大火。当她解开纱布，镜子里出现了一个满是疤痕的脸时，她凄楚的喊了声：“这哪里是我呀，是谁给我换了个脑袋呀！”次后她精神失常了。
一位姑娘面容全部烧坏了，医生给她植了皮，她望着镜子里那张苍老的脸，喝下了一瓶毒药……
还有一个女工，脸全烧坏了。搬到安抚楼后，她想从楼上换到楼下。有人问她：“你不怕楼下不安全？”她说：“要是贼来，我把头往出一伸就把他吓跑了！”
死去的57人不必说了，在被烧伤的177中，每个人都是一首悲苦的歌。
在我离开活动室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苦闷和压抑，我不愿再来，就象不愿看到被冰雹剥光绿色的树木、被风雨摧残凋零的花朵。我望着那两幢白色的“安抚楼”，夕阳把每一个窗口映得一片通红。我还能为他们祝福吗？
永远走不出的梦魇
似水流年。那场大火已经过去了19个年头。那些姑娘和小伙子已人到中年。经过岁月的磨砺，他们大概已服膺于命运的安排，被迫完成了从一个如花少女、青春小伙向一个满脸伤痕的残疾人的痛苦转换。那颗因受伤而变的乖戾、狂燥、无所依傍的心大概已有所安顿。但是，他们将终身难以走出那场大火的阴影。一位女工告诉我，亚麻厂爆炸是在3月15日夜里2点39分，爆炸时电线断了，场里的表都停在2点39分。第二年3月15日那天夜里，一到那个点，他们不约而同的全都起来了，好象是事先约好似的。现在，一听到哪着火，心里就害怕，就特别紧张。冬天路过热电，听到呼呼的放气声就捂着耳朵赶紧跑过去。厨房里的高压锅嘶嘶一冒气，心里就害怕，不敢进厨房。
这是他们永远走不出的梦魇。
我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走近他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与心灵。用他们的经历解读事故，诠释生命，警示人们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作者：一位在安全媒体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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