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日，结束了对陈家山矿难的采访，在返回北京的卧铺车厢里，迷迷糊糊的我不断做梦：井下又发生爆炸、紧急研究抢险方案、家属凄厉的哭声……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从繁荣的都市生生拽到了偏远的矿区，往常按部就班的工作变得充满未知数，平日稿件中干巴巴的数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命，以往那点闲情逸致也被急不可耐地四处打探消息冲得无影无踪。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人时刻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使人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即使到了该停下来的时候，机器仍在转动。回到总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前方分社发回的稿子：抢险指挥部确定了新的抢险方案，正在向井下注水、注氮灭火，家属得到了抚恤金……看到一切都按照我走前了解的情况进展着，心才踏实下来。
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就不会有这样的无法停息的状态。没有对井下状况的切身体会，就无法真切地理解灾难，更不可能走进灾难。
这是怎样的灾难！唯一的一次井下参观经历让我略知皮毛。当我坐在铁栅栏一般围成的升降梯里，沿着竖井下降了三百多米时，我感觉被扔进了地心。我的眼前是延伸的巷道，头顶是几百米厚的地层——一旦发生爆炸，巷道塌陷、充满毒气，那将是怎样的局面？天崩地裂，坠入深渊，梦魇般的感觉纠缠着我。
从接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立刻赶赴现场的通知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将被投入到灾难中了，一次与都市生活和日常工作迥异的灾难报道，将成为我这段时期生活和工作的中心。
调查组赶到矿区的第一顿饭就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一桌特殊的“宴席”：每人两个馒头、一份烩菜、一碗粥。席间宾主没有客套话，大家埋头吃，剩下干干净净的碗碟。
此后，一个接一个会议：情况汇报、讨论抢险方案、善后处理……。抢险工作在几百米深的井下进行，分社同志分兵把守在矿区，向总社通报井口和家属动态，我只有从指挥部的会议上才能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
面对会议室悬挂的密如蛛网的井下结构图，听着“下山”、“上余角”、“双零二四”如同天方夜谭的术语，我费尽力气使自己融入其中。慢慢地，我懵懂地明白了一些意思。没有人向我作专门介绍，但事故的整体情况和抢险思路及进展渐渐清晰：瓦斯爆炸前井下曾经着火；发生爆炸后有一个工作面瓦斯浓度很高，仍有明火，需立刻封堵，以保证另一个工作面抢险工作的安全……
每参加一次抢险指挥部的会议，我都把能够确定的、可以对外公布的最新井下情况和进展用最快速度发回总社。可一些敏感的会议不能参加，有时连续一两天都无法了解到最新的进展，这时我会坐立不安，四处打探。从“偷听”饭桌上的闲谈，到找熟人私下打听，哪怕获得一点确定的消息，比如发现的尸体数量、从外地赶来的专家是谁等等，都如获至宝，赶紧发稿。采访时，我就象吸水的海绵，搜罗一切与灾难有关的信息，而写稿时，又从海绵中把信息挤出来。
矿办公楼里紧张地开着会，救援工作因井下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爆炸而进展缓慢。井下矿工的亲属聚集在办公楼门口，黑压压一片。一些悲痛至极的家属涌入办公楼，哭着喊着要找矿长。
当陈家山矿难抢险工作步入一种相对常态时，井下再次发生了猛烈爆炸，此前说的井下因有明火和高瓦斯“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终于成了现实，幸好抢险人员安然撤出。
１２月２日早上６点多，我被电话吵醒，安监局的同志打来的。我以为又有遇难者遗体运出了井口，但得到的消息却是“再次爆炸”。昏沉沉的我，如同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马上清醒了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让她重复刚才说过的话，记下来，赶紧与分社记者联系确认，往总社发快讯、详讯，然后赶去参加调查组和抢险指挥部的紧急会议，再发稿……
井下的再次爆炸，使得抢险指挥部放弃了任何冒险方案，转而采取先完全灭火再找人的方法。而要用水和氮注满井下巷道，需要数十天，在此期间事故调查和抢险难有新的进展。在局势基本稳定之后，我返回北京，由分社记者继续关注和报道这次矿难。
陈家山矿难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但采访报道的全过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从陈家山回来后，我发觉自己平时抱怨的生活原来是那么的幸运，原本感觉有些麻木了的工作竟然是那么的优越。
（作者：新华社国内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