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5日，地处四川省南川县境内的涪陵地区半溪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瓦斯突出量约21万立方米，煤炭突出量约2000余吨；15名矿工蒙难，6人负伤。这在当时，是涪陵采煤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大事故；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一年之首屈指可数的特大伤亡事故。事故发生后，四川省政府非常重视，责成涪陵地区行政公署立即组成调查组，省政府有关部门、省总工会和检察机关也派员参与调查。2月7日，调查组进驻煤矿，几经周折，撩开迷幔，弄清了事故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并区别情节，提出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调查组的事故报告和处理意见及时呈交行署，按程序再由行署向省政府报告。可是，事隔3月有余，到笔者受命启程前往半溪煤矿实地调查之时（1993年5月下旬），省里仍然没有收到涪陵地区行署的事故报告。
多方调查
当时，笔者供职于一家安全专业报社。4月下旬至5月上旬，编辑部连续收到若干封反映情况的来信。这些来信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事故主要责任人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在继续指挥井下生产。此事引起了编辑部的重视，笔者有幸参与了处理这些读者来信的工作。我们首先走访了曾经参加调查的省政府有关人员，并于5月8日在省政府巧遇正在成都开会的涪陵地区参与事故调查的同志，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矿工反映的情况基本符合事实。
在综合了这些情况后，编辑部于5月17日编发了一封具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首次将半溪煤矿事故的前因公开披露。接着，四川省总工会的委托笔者所在报社，并派出《川工报》的两名记者与我们一同前往南川，对事故作再一次的深入详查，以舆论的力量促使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严肃处理此次影响很大的事故。
在去南川前，我们先到涪陵市，找地区经委和煤管局的同志了解情况，接着就驱车南川。来到矿区后，我们在矿方的“密切配合”下，走家窜户，地面井下，遍访了矿里的各层人士及死难者家属，还请教了矿山安全专家，了解和熟悉煤炭生产常识。经过一周的艰苦努力，真相终于弄明白了，是与非亦更加清楚了。
怎样写
归途中，我们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写，是干巴巴地以生硬的术语来剖析事故，以抽象的数字来描述事故，以公文的形式枯燥地报告事故的前前后后；还是一反常规，把调查报告写得可读性强些，使读者通过再现了的事故经过，在几乎是直接的感受中去分析原因，判断是非？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将事故经过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纠缠中抽取出来，特别是将其从与企业改革的联系中剥离出来，还原事故的来龙去脉。其主要目的是想跳出矿难本身，写出一篇人们读了之后能受到启迪，并从中吸取教训，搞好自身及所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的文章。
写作角度确定以后，材料的筛选就有了尺度，取舍就有了框框。我们从众多的材料中选取了最能反映事故本质的部分，然后再将这些材料放回到产生它的场景中去，于是我们就以如下的方式，开始了《岩层深处的诉说》。
再现场景
全文只有掘进工作面、井口调度室、掘进队办公室三个场景，这三个场景在五个片断里交替出现，场景的出现就是叙述的展开。但是，我们并不用笔墨去描写现场的景象，仅只点出现场的名称，因这名称的特定含义就能使人联想到它的大致状貌。
下面就是我们所写的三个场景的原文
——掘进工作面
1993年2月3日零点10分，值班调度员古桑到掘进队质检员康志的电话报告：“井下东大巷迎头（掘进工作面，下同。笔者注）左下角见了煤。”当过矿工、采煤队长、调度主任、副矿长的古调度心里明白，这意味着东大巷离揭穿石门已为期不远，“潘多拉匣子”就要打开了，祸福就在一念之间。他立即拨通了副矿长钱志勇家的电话，没人接，紧接着又给矿长助理张茂生打电话，张助理果断回答：“马上停下来，待明天上午有关部门去观察后再定。”
2月3日早班未作业。
中班，张茂生助理带着安监科科长江伦、生产科副科长文杰、调度室主任武彬、副主任冉子松、地测人员向锋、掘进队队长卫海、通风科科长代明、技术员江立等同志来到东大巷掘进工作面察看，证实工作面左下帮确有一条几公分长的煤线，煤线变质程度很低,工作面未见有明显的铝土层，而通常情况下煤层底板有一层厚约3至5米的铝土岩。再者，此工作面离地质探测资料所表明的煤层还有150米到200米的距离。经观察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不是接近正常煤层的象征，而是局部地质变化造成的，判断形成以后，结论也随之产生。经大家短时研究，做出决定：“边掘进边观察，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2月3日的中、夜两班，掘进队小心翼翼地向岩层深处推进了2.4米。
——井口调度室
2月4日凌晨两点钟，电话铃声急促地吼了起来。值班调度古桑急忙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岩层深处的报告。那是瓦检员常段的声音：“东大巷迎头左上角已穿了0.8到1米见方的煤面，请示领导，怎么办？”古调度立即打电话请示煤炭生产系统承包人副矿长钱志勇。钱志勇指示说：“左边见煤，在右边打几个眼，再放几炮，但人员必须撤到花道外面。”或许忆起了该矿十几次煤与瓦斯突出的历史，或许是去年8月3日“双突”死难的亡灵提醒了他。钱志勇在作了上述指示后自觉心中无底，茫然中略呈清醒，便又电话吩咐古桑：“你再问问张助理怎么办。”
晨6时，古桑电话请示张助理。贵州工学院采矿系毕业，且有15年工作经历的张茂生此时意识到：石门是不是就要揭穿，半溪煤矿虽然未戴“双突”矿井帽子，却有着“双突”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制定的《煤矿安全规程》第166条说：“矿井在采掘过程中，只要发生过一次煤与瓦斯突出，该矿即定为突出矿井……”而半溪煤矿已有16次突出……这些，张茂生已来不及细想。他立即在电话上命令古桑：“马上停下来。天亮后有关部门看了再作决定。”
古桑接到张茂生的指令后立即向东大巷打电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电话无人接。古桑知道话机离工作面有一定距离，工作面噪声又大，万一在打电话的这段时间……他断然命令空压机房停送压风。压风机停了，掘进作业因无压风被迫中止，所有人员撤出了工作面。
——掘进工作面
东大巷掘进作业停下来了。矿井的宁静与长夜的黑暗共存。1993年2月4日晨7时30分，矿长助理张茂生早早地来到工作面察看，见掘进队质检员杨明慎在收进尺，便问，已通知停止作业，该工作面为什么无瓦检员。接着又在工作面左上部看见确有一米见方的煤炭。张茂生出井后直奔调度室和调度主任武彬、安监科长江伦研究决定：先停下来，打上栅栏。并责成江科长查处东大巷工作面早班无瓦检员之事。
张茂生觉得此事非同寻常，必须立即向矿党委书记兼矿长的邹理汇报。10点钟，张茂生前找到正在开矿党委会的邹理，时值邹理在讲话，张茂生不便打扰，就靠近副矿长钱志勇坐下。张茂生小声地向钱志勇汇报了东大巷掘进工作面见煤的情况和他们研究的处理决定后，还来不及倾吐自己心头的隐忧，钱志勇发话了：“妈的个×，有啥子问题哟，已经穿煤了，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张茂生在钱志勇面前似乎有点“猫鼠”反应，他被顶懵了，懵得记忘了自己有抵制瞎指挥的责任和权利，懵得忘了向邹理汇报一下。
——掘进队办公室
1993年2月4日下午5点到6点钟，15名掘进工人的命运在这里被一个短小的会议决定了。参与决策的人有钱志勇、张茂生，还有掘队的周洪德、黄仕强两名副队长。先由张茂生作情况介绍：东大巷掘进工作面有斗笠那么大一块煤炭，看来由于地质变化提前见煤了，工作面的瓦斯从调度室瓦检表上看不高，只有零点几，东大巷去年曾有几次突出，煤量最大的100多吨……钱志勇接过话头说：“妈的个数×，有啥子问题哟，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就是突出，量也不是很大，打就是了，放炮电线尽量拉远一点，远距离放炮。”这时，掘进队技术员兼副队长黄仕强接过话头说：“许矿长，要掘也要先打几个眼探一下。”钱志勇说：“还是探一下嘛。”黄仕强面有难色地说：“风钻钻杆只有1.8米长，不行。”钱志勇一锤定音：“就用风钻漏几个眼子。”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钱志勇宣布了继续掘进的3条措施：一、在见煤的地方打3至5个眼子，若有喷孔现象或瓦斯超限，停止掘进。二、远距离放炮，放炮地点定在28KW局扇外（28KW局扇距掘进工作面640米）。三、东大巷工作人员全部撤到28KW局扇以外20米处。
以上三条措施的落实责任摊到了掘进队的头上。
——井口调度室
又是古桑值班。
2月4日晚8点，古桑在与上一班交接时，没有掘进队如何掘进，应采取什么措施的内容。而此时，当班的掘进队队员个个整装待发，准备下井。见此情景，古桑好生纳闷，便不解地发问：“前晚（实为2月3日零点过）见煤，昨晚去做，今晚又去做，我没有接到有关指示，是谁叫你们去做的？”与古调度对坐的放炮员白朝兵说：“队长安排的。”“是哪个队长安排的？”古问，白答：“周洪德。”
古调度立即电话通知掘进队副队长周洪德来调度室说明情况。周洪德说：“这是今天下午许矿长、张助理、杨主任在掘进队办公室定的。”古调度无不忧虑地说：“穿了那么大块煤，怎么做嘛？”周说：“说了的，怎么打眼，怎么放炮都说了，并对人员怎么撤离都作了安排。”
古调度毕竟是古调度，约摸晚上9点左右，他仍觉得心里没准，便拨通了许副矿长家的电话，不料家属说许不在。于是，又赶忙给张茂生助理拨电话，电话里清楚地传来张助理的声音：“今天下午和许矿长等在掘进队研究了，可以掘进，具体措施由队上落实。”古调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忐忑不安地放下电话，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加快了他的心跳，他迟疑地，犹豫地放掘进队员下井，并一反常态地一边反复叮咛：要按他们讲的三条措施做，不能麻痹；一边依依目送队员们向岩层深处走去。
在这3个处于不同时刻的场景里，我们尽可能的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事故分析资料再现事发前的情景，这样就使读者在阅读时有现场感、形象感，似乎亲眼见到了当时的情景一样。
巧用对话和内心独白
除去开头的引言和最后的议论部分而外，在每一个场景里，我们都恰当地使用了主要当事人的对话。在对话里，我们似乎能看到张助理的谨小慎微；古调度的责任感与忧虑；许副矿长的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
例如，当值班调度员古桑接到“井下东大巷迎头左下角见了煤”的电话报告后，在给副矿长钱志勇打电话没人接的情况下，给矿长助理张茂生打电话，张助理果断回答：“马上停下来，待明天上午有关部门去观察后再定。”事发前一天的凌晨6时，古桑针对东大巷工作面左上角已穿了0.8到1米见方的煤面，电话打到张助理那里，张助理的心就急了：石门是不是就要揭穿，半溪煤矿虽然未戴“双突”帽子，却有着“双突”历史，因为半溪煤矿已有16次突出……于是，张助理立即电令古桑：“马上停下来。天亮后有关部门看了再作决定。”
又如，2月4日晚8点，古桑在与上一班交接时，没有掘进队如何掘进，应采取什么措施的内容。而当时掘进队队员却个个整装待发，准备下井作业。对此，古桑好生纳闷，便不解地发问：“前晚见煤，昨晚去做，今晚又去做，我没有接到有关指示，是谁叫你们去做的？”与古调度对坐的放炮员白朝兵说：“队长安排的。”“是哪个队长安排的？”古问，白答：“周洪德。”古调度立即电话通知掘进队副队长周洪德来调度室说明情况。周洪德说：“这是今天下午许矿长、张助理、杨主任在掘进队办公室定的。”古调度无不忧虑地说：“穿了那么大块煤，怎么做嘛？”
还有一个细节也能衬托古桑的责任感与忧虑：2月5日2∶30分，当竖井升起一柱烟尘，调度室的电话惊喳喳吼起来时，这位和煤打了28年交道的调度员心头一惊，因为他知道井下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他在回忆中说他当时想到的两个字用在了引言里：“拐了！”这两个字生动地表现了古调度对事故的预感、担忧和无奈。
钱副矿长与部属们的对话更有特色，如张茂生在向钱志勇汇报见煤的情况时，钱说：“妈的个×，有啥子问题哟，已经穿煤了，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此前，他与古调度的对话口气也是这样。1993年2月4日下午5点到6点，在决定15名矿工命运的会上，许还是这样说：“妈的个数×，有啥子问题哟，瓦斯又不高，要突出昨晚就突出了，就是突出，量也不是很大，打就是了，放炮电线尽量拉远一点，远距离放炮。”
这些对话和内心独白的使用，能使读者在读完全文后对事故中有关人员的是非功与过有一个大致的评说。
刻划人物
我们着重写了3个人物，一个是古调度，一个是张助理，还有一个就是许副矿长。先看看古调度：这是一位和煤打了28年交道的调度员，2月4日早晨6点，古桑接到张助理停止作业的指令后，在打电话无人接的情况下，考虑到万一在打电话的这段时间出事……便断然命令空压机房停送压风，迫使所有人员撤出了工作面。2月4日晚，古桑在井口调度室对掘进队员整装待发的疑惑和三番五次打电话找人问明情况的焦急情态；以及不得已而放掘进队员下井时的反复叮嘱等等。通过这些情节的再现，将一个责任心极强、敢于承担责任、熟悉煤炭生产、有安全意识的称职的调度员形象，活生生地放在读者面前。对这个人物客观真实的描写，旨在证明这个事故的人为性和可避免性（调查组也认为这是可避免的事故），还可证明即使是在没有防突专家在矿上的情况下，把这一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该矿本身就有这方面的能人（调查组认为该矿用人不当）。
汇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我们发现张茂生和钱志勇两个人物可以对比着来写。我们抓住两个重要情节，不加评说地用白描手法将其记录下来，一是从2月3日零点10分现煤到2月5日2点30分发生突出的这50个小时内，张助理到井下现场察看两次，许副矿一次都没去；二是从3日零点以后到4日21点左右，古调度3次分别在有新危情的夜间给许和王家里打电话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第一次许不在王在，第二次许在王在，第三次许不在王在。这两个情节的还原，使读者能够看到两个工作态度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大难当前迥异的所作所为，让人物自然的有了各自的人格归属。
措施缺陷分析
通过上述三个场景五个片断的再现，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已不言自明，但我们所进行的毕竟是一次尚未结案的特大事故的调查，既然是调查，总得有调查者的意见。因此，我们特意增加了一个没有场景的第六部分，这部分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分析了钱志勇的“三条措施”的无用性。我们这样写道：
“三条措施的落实情况怎样呢？三条措施就是落实了又能怎样呢？
“首先，用风钻打眼达不到打探眼所要求的深度，深度不够未必出现喷孔和瓦斯超限，未出现喷孔和瓦斯超限未必能说明放炮时煤与瓦斯不突出。当然，在放炮前是否有喷孔和瓦斯是否超限已不得而知，因为瓦检员和质检员自2月4日下井后就永远地不能说话了。或许出现过，他们没有报告，这种严重的违章蛮干，死而不冤，或许他们压根儿就是糊里糊涂倒下的。
“再看放炮地点，放炮地点显然不在28KW局扇外，28KW局扇离工作面（事故点）640米，而放炮员白朝兵死在离工作面350米的地方，据说是引爆电线长度不够之故。其实，即使是拉到28KW局扇外，白朝兵也难逃厄运，因为遇难者之一的肖德辉窒息死亡在离工作面约1700米的主井附近。据此实证，人员全部撤到28KW局扇外的第三条措施也毫无意义。事故发生后，除了放炮员白朝兵的尸体是在工作面到28KW局扇的中间找到的外，其余14人均遇难在局扇和主井之间的巷道内。即离事故点640米到1700米的区间内。另外，回风巷道贯通尚差70米，未形成独立的回风系统；没有做反向风门。显然，三条措施等于毫无措施，15名矿工的命运是在2月4日下午掘进队办公室会议上决定的。”
问题的反思与观点的提出
有了场景的再现和措施缺陷的分析作辅垫，我们在结尾部分进行了大段议论，并表明“安全高于一切”的观点。我们这样写到：
“恕我们没有去讲述事故抢救的场面和善后工作中数不胜数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纵使它能谱写成一首壮歌，我们也不愿去吟唱，更不愿去重唱。我们不能够在一个并非自然灾害的事件中去寻找冲淡事件本身的危害性的所谓好人好事来应付读者，我们只能在这次事故中，借助15个亡灵的英魂，从岩层深处，穿过重重叠障，举起一面大旗：安全高于一切。半溪煤矿“2·5”特大伤亡事故几乎使半溪煤矿淹没在人言汇成的烟波之中，一时满城风雨，哀声、怨声、骂声不绝于耳；当人们把感情的闸阀关闭后，回过头来作理智的思考时，人们惊奇地发问，我们是不是变得比以前聪明了许多呢？
“是的，我们本应在2月4日下午那个草率的会议上，按《煤矿安全规程》第185条的有关规定，请总工程师和安监部门负责人参与决策；我们本应按《煤矿安全规程》第166条规定将该当做“双突”矿井来管理；我们本应按《煤矿安全规程》第184条规定在没有符合施工要求的探钻时，拒绝冒险掘进；我们本应尊重科学……
“其实，从见煤到事故发生，围绕着掘进与否，分歧很大，分歧中不乏真知灼见。从前面的述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人员，包括决策人员的心中都犯着狐疑：许副矿长不是也要古调度问问张助理怎么办吗？张助理不是也有两条正确的指令吗？黄副队长不是也提醒许副矿长，说风钻不行吗？等等，等等。这一切，也许是鬼使神差，许副矿长居然在没有总工程师和安监科长参加的会议上贸然做出事关存亡的决定，而这决定又畅行无阻地得以贯彻；虽然古调度在不明真相以前亮了红灯，但得知是许副矿长等人的决定后，又开了绿灯。难道这是天意吗？
“当然，也有人说，这次事故固然不幸，但比起发生爆炸来，那又是不幸中之大幸。的确，在煤与瓦斯突出的那一瞬间，巷道里，那怕是井口有星点火种，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两翼正在作业的100多名矿工将连同整个矿井化为乌有。”
写到这里，我们笔锋一转，“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因不幸中之大幸聊以自慰，更没有理由不把事故中暴露的种种主观因素作为深刻的教训加以记取；我们只有以科学的态度来正确处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不安全因素，安全生产的客观需要是排斥和否定权力的，其科学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我们：权力不能成为违章蛮干的盾牌。”这样写，既阐明了写作的目的，又总结了全文，使整篇文章所涉及的人与事真实公正、褒贬分明、寓理于事、无懈可击。
有益的尝试
把严肃的事故调查报告写得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这是我们的初步尝试。《诉说》见报后，编辑部听到不少反映，我们也征求了四川省煤管局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对此文颇有好评，更重要的是，报道促进了事故的处理，使有关责任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作为安全专业媒体的记者，有机会独立承担事故的调查工作，在完成调查任务的前提下，又给非专业读者奉献了读之能懂的新闻作品，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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