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窑发生爆炸已经成为岗子村最敏感也最难堪的历史，就好象最不愿意看到的伤疤。爆炸之后，可能他们被有关领导吩咐不能透露只言片语，可能他们已经被无数的记者刨根问底地追问，而今他们不愿提起，因为那是伤痛，地底下还有亲人们未寒的尸骨，因为那是风险，他们宁愿背负着愤怒和悲痛缄默不语，也不愿因为“多嘴”引来更多的“横祸”。所以他们不愿意说煤窑，不愿意说爆炸。煤窑，曾经埋葬了他们的亲人，但是也曾经是他们生存的支柱，如今支柱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村里的人天南海北地去了，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代言，帮助他们维护自己失去的权利。从小煤窑的暗无天日到今天的无事可做，这些勤劳朴实又有些莫知的人们，哪一天才能真正享受到正常工作、劳动的快乐？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2001年7月22日，江苏省贾汪区岗子村五号井发生爆炸，死亡89人，其中人们发现了有国家禁止下井的女职工的尸体。
从徐州火车站坐25路公交车到工业园站下车，一条宽阔笔直的公路延展开去，贾汪区工业园的巨大招牌横跨公路，顺着这条公路一直向南不到10分钟就到了岗子村。
村子里很冷清，村民们对我们避而远之
村子里家家大门紧闭，一把把生锈的锁守护着安静得有些过分的村子。村子里的两家小商店没有客人，冷冷清清。大路上不时有佝偻的老人和穿着校服的孩子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没有等我们开口，他们就迅速地离开了。除了老人和孩子，我们几乎没有见到其他人。
走进一家药店，穿着白大褂的店主直把我们往外撵：“我是今年才到这里来开店的，你们去问别人！”药店旁边的小杂货店老板也一样客气地轰我们走：“我只是卖东西的，下井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也不知道。人家到这里买完东西就走，谁跟我这破老头子说啥！”
村口一个破烂的小棚子里，一个修车的老师傅正坐在小板凳上裹烟卷。他四十岁上下，身材敦实，皮肤乌黑。他说村里的青壮年全都出门打工了，山西、江苏、浙江都有。煤窑关了，人没事做了。以前小煤窑开着的时候，一家子男男女女劳动力都去挖煤，挖得多，挣得多。好的一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女的也能弄个400、500元的。现在出门去打工，都不好做。懂的知识不多，还被人欺骗。
“你以前在井下干过？”
他警觉地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看着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们解释说是来这里做社会调查，可此后无论我们提什么问题，他都拒绝：“我就一直修车，从来没下过井。井下的东西我都不清楚。这村子里家家都有下井挖煤的，就我没有！”
我们在村子里继续打听，连在屋外摊烙馍的老头老太太都很干脆地回绝：“这村子里有在小煤窑里挖煤的，就我们这几家没有。”
我们走进几家开着大门的人家，说明我们的来意之后，他们几乎用一样的话打发我们：“你到那边去问，村里下井的多了，我家没有！”
爆炸已经过去5年了，各种各样的人给我们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村子后面是漂亮的厂房，这些厂房是工业园开发以来兴建的机械厂、染料厂和宠物食品厂。我们都很奇怪，虽然小煤窑关了，但是村民们为什么不到工业园的厂子里干活？
厂门口的对话
2002年5月，江苏省关闭了所有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窑，结束了乡镇开办煤矿的历史。但是对于贾汪区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历史上就依靠煤矿为生的地区，无疑是给当地财政和人民生活断炊。贾汪区调整经济结构，决定重新调整产业，吸引了国内最大的水泥企业，投资18亿新建了环保型水泥生产线；兴建了贾汪区工业园，工业园内的风机厂、机械厂、染料厂等就在岗子村。
我们带着疑问继续往前走。三家工厂周围已经开始有来自苏州的绿化公司开始绿化工程。刚刚种下的树木和花草在春天的太阳下有些焉了，而工厂四周的油菜花却开得一片金黄。
机械厂新修的大门外有一个卖烟和矿泉水的三轮车，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瘦小妇女坐在三轮车后面打着毛衣。时间是13点30分，陆续有穿蓝色工服的人骑车上班，一个人停下来买了一包2.7元的白壳红杉树香烟。我们买了两瓶绿茶，借机和瘦小妇女搭话。
“大姨，摆这个小摊一天能挣不少吧？”
“挣啥钱啊，这才摆上没几天。这个机械厂也刚开始生产一个月，工资还没开过呢，谁有钱买这些啊。煤窑关了，人都走光了，有啥人来买呀。就像这样的红杉树，卖一包才挣一毛钱，你说这钱怎么挣！还不如以前挖煤呢！”
“以前在煤矿一月能挣多少？”
“男的能多拿些，女的一月也能拿个400、500的，凭劳力吃饭！还就是煤窑挣的钱多啊，勤快点的能拿到千把，而且离家还近，出去打工一去一来车费都好几百。”
“危险不？”
“危险是危险，但是关了就不危险了吗？这煤窑关了，又没啥其他手艺，出去只能下力气，除了挖煤还能干什么？有些人去了山西，还不是去挖煤，景况还不如在我们这里呢。活不好找啊。找不着活儿只能去‘黑井’，白天不敢干，晚上偷偷的采。一个月只能干10个班，拿不了多少钱。”
“为什么不在工业园的厂里找活干呢？”
“工业园的厂子，你要能进入啊！根本进不了！这些厂的工人都是从外地挑来的，招工也只招从中专技校毕业的年轻学生。我们这儿以前都是挖煤的，没有啥技术，能干啥呀。有关系的行，工业园、大队里的干部把自己的亲戚都弄进去了，一般的人，想都不要想了。”
在我们攀谈的半个小时中，她只卖了三包红杉树和我们买的两瓶绿茶。她有一个19岁的儿子，已经在外面打工一年了，现在好不容易进了这个机械厂，只有这点，还让她多少有些安慰。
他是采访中唯一对现状感到满意的人
走进染料厂，跟一个主管模样的人说明来意之后，他指着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人说：“你们找他吧，他以前在煤窑挖煤。”
他姓常，进染料厂一年多时间。说起现在的工作，他止不住地乐，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笑容。
“以前在煤窑，现在在厂子，一个地下，一个地上。生命安全、工作环境肯定都好了很多，没得比！挣的钱嘛，不太好说。离家近，离家近！比起村子里其他出门找活的人，当然好得多、好得多！”
染料厂一共有近60名职工，岗子村的村民只有十来个人。常师傅有一个上小学的小孩，爱人没有工作，呆在家里，他对自己的状况很满意。
村民上门反映情况，群情激烈
听说我们是来调查的，李大娘从三轮车上跳下来抓住我的手，已经69岁的她，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你们是来调查的，你们去我们村子里调查去，还管你们饭。你们要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反映反映。”对比刚才在村子里的冷遇，她的热情让我们感觉有些突然。
关了小煤窑，建了工业园，工业园建在岗子村亩产丰盛的肥沃耕地上，而兴建工业园占用土地的钱，村民们至今没有拿到手。工业园早已经把钱给到大队了，可到了大队这里钱就没有往下发。村民手中没有地，没有钱，甚至也没有工作。苏州的绿化公司来了，雇了几个当地的村民种花种草，一天从早干到太阳下山只能拿到十几块钱，即使这样眼瞅着这个活也快干完了。
“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找不到活干！别说我了，就连这些年轻有气力的也找不到活干！” 赵大娘的嚷嚷引来很多人，大家极度不满地附和着。“以前在小煤窑吧，还有做的，也有钱拿，现在哪找活儿呀！村子里年轻力壮的都出门去了，留下孩子和老人，有些连孩子也一起带走了。像我们这些没有技术没有手艺，三四十岁，可正是最有力气的时候，正是干活的时候。一家人，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关系进不了厂子，就说去那里的建筑工地吧，人家还说不要女的。”
“去煤窑里挖煤太危险啊！”
我们说到这里，大家都不做声了，刚才的群情激愤一下子变得悄无声息，有人偷偷看看人群中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太太。她低着头，楞楞地盯着太阳照耀下明晃晃的水泥地。有人悄悄跟我们说：“她老伴在煤窑中给炸死了。不是2001年爆炸的五号井，是在三号井。”她抬起头，眼睛已经红了。打那以后，她一直沉默着不说一句话。她以前也在煤窑里挖煤，老伴死在煤窑里，她还是在煤窑里挖煤。
“危险的事情谁愿意做啊。谁都怕死！谁不想平平安安一家老小呆在一起。人要吃饭，孩子要读书，处处要用钱啊。我们这里一个人就分把地，能养活谁啊？不去挖煤，吃什么？现在煤窑关了，地也给占了，活儿也找不到了，出去下苦力也是招人白眼，在家里却是一天活得不如一天啊！”
赵大娘问我：“你们只是来调查的，不是记者啊？”
我点点头。她脸上一脸的失望。人群中有人自言道：“哪天要是有个大官啊、记者啊到这里来访问一下，给我们报道一下才好！”和刚才在村子里的情况相比，我们惊诧不已。
“要是我都绝望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大家说着、怨着，有一个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有什么好说的，国家不是在讲科学发展观吗？不是讲要创建和谐社会吗？这些问题要一点一点解决嘛。就是做得那么好的《焦点访谈》，解决问题也要一个一个慢慢来。什么时候能解决到我们这里来？！我天天都看报纸、看电视，我相信国家一定会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他姓李，穿一身旧迷彩服，一个地道的煤炭工人，以前在韩桥煤矿夏桥井工作。现在井被封了，夏桥井4000多职工要么提前退休，要么一次性结算，好的能拿到一万多块钱。
“他以前也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夏桥井的。”李师傅指着身边一个衣服破烂，脸上尽是失望与无奈的矮个子。看着马上就要结束的绿化工程，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
李师傅的大女儿正在河南郑州读大学，念的是音乐表演。艺术类学科的学费非常高，李师傅说，就是贷款也要把女儿给供出来。小儿子也在上高二，成绩挺好。“我的两个孩子很争气，所以我不能悲观，不能绝望。要是我都绝望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是没有这样乐观的心态，他们那么对待我，我早就不行了。”李师傅说的是，他在夏桥井负了工伤，井关了，在住院期间就给他一次性结算了。他卷起裤腿，脚踝处长长的伤疤清晰可见。“这里的活结束了，我准备去前面那个厂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干的！”
李师傅说，夏桥井下还有320万吨煤，至少可以采10年，一纸命令，说关就关，夏桥井的职工联合申请也没有办法。虽然李师傅并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建立和谐社会的涵义，也不理解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的小煤矿必须关闭，但是让村民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失去的权利得不到维护也决不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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