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瑞忠被判了死刑。尽管这个判决来得晚了点，但对于始终关注南丹矿案的人们来说，总算是或大或小地舒了一口气。我想，最该为此额手称庆的，当属那些遇难矿工的家属们。
南丹矿案本身的残酷、野蛮就不用说了，而其被揭露过程的触目惊心更为共和国历史所罕见。其中，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矿工的生命已在官商勾结的“生产关系”体系中被视为极为普通的生产资料，而这个“生产资料”的全部价值仅仅是活着时支付的工资以及死后随意打发家属的抚恤费。这项“生产资料”的成本，相对于安全设施的巨大投入，相对于巨额利润，轻得简直微不足道。南丹矿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从各个角度的抨击已有不少。但笔者以为，万瑞忠等人之所以敢于对81条人命的大案隐而不报，是因为他们自信，靠着他们的一手遮天能把这天大的窟窿堵上。他们自信能封住活着的矿工们的嘴，能让死者家属服服帖帖地顺着自己划出的道路走。别说万瑞忠们愚蠢，山西富源21条人命的矿难，矿主和当地的一些官员们不也同样演出了这样掩耳盗铃的丑剧吗？
南丹矿难在事发17天才被披露出来，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媒体的穷追不舍，是高层领导的直接过问、是中央调查组的不懈努力，事件才逐渐揭开盖子。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矿工敢于公开揭露？是因为矿工们怕丢了这又脏又累又危险的“饭碗”，还是另有其它更深刻的原因？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从精神到肉体都已被控制，向外界反映真实情况，他们要支付的成本，同样要以生命来度量。
为了封锁消息，矿主们在矿工中培植亲信，安插内奸。这还不够，为避免遇难矿工的家属们与外界接触，矿主不仅派人严密监控，而且还把死者家属随时变换地点集体转移，并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没人怀疑，死者及其家属绝对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亲人死了，别说讨个说法，就连人身自由都没有，那些“准黑社会”的矿主打手，对死者家属及活着的矿工们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震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没有条件举报，而出于对身家性命的担忧，他们也不敢公开站出来。
据报道，南丹矿难当事矿主黎东明犯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妨害作证罪、单位行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万元。可在出现这起大事故之前，黎东明不仅在当地势力非常大，而且在不少人心目中“口碑”还不错。当地的矿山为什么他能非法开采，他是用什么在铺路开道，他发了大财之后拿出“九牛一毛”办上一点公益事业，博得更多人的喝彩，明摆着是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样的人物有多少，不用我说，人们闭着眼睛都能在自己熟悉的地面上想出几个来；这样的人与当地官员是什么关系，连小孩子都能猜的出来。几十名矿工为矿主送了命，而他们的家属连句硬话都不敢说，也无处去说，是谁让矿主们如此霸道？是谁在最需要给弱者撑腰的时候，却缩起脖子不肯或不敢出头？
抛开万瑞忠们渎职受贿等犯罪行为不论，目前一些官员们的从政观念就很令人担忧。现在在一些地区，经济指标成了冲击一切的“装甲车”，“三个代表”被异化得只剩下“税收增长”这四个字。为了这四个字，把当地有限的资源“一包了之”，坐收包租，于公于私皆大欢喜。至于经济发展的后劲，至于后患，至于弱者被欺的哀号，则一概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样的官员就算还没有发现受贿等罪行，也足以让他们的上级组织警惕。
南丹矿难，假如知情者们真正言而无忌，万瑞忠们则不可能隐瞒的那么深。而知情者为什么言而有忌，而且“忌”是那么多，那么深，这样的社会环境本身就很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