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丧母的谭传军原本清晰记得母亲最后的容颜，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10月20日上午，44岁的谭传军静静地坐在床边，闭上眼睛，像播放幻灯片一样回忆着一个一个他认识的死难工友。这是他的纪念方式。
“提前好多日子，我就开始留意日历，等着这一天了。”谭传军是“10·20”矿难中伤势最重的一个。
事发时，井下掘进工谭传军刚刚下班，因为腿上有旧伤，他走得比其他人要慢。当强大的冲击波把谭传军甩出去的时候，他甚至还来不及听到爆炸声就深度昏迷。经历七天的抢救后，谭传军第一次醒来，发现自己骨折的双腿被石膏固定着，因为颅骨粉碎性骨折，头上缠满了绷带，剧痛仿佛从皮肉一直钻到骨头里。
从感情上说，谭传军觉得自己还在矿难中失去了臂膀——“亲兄弟一般”的湖北老乡、32岁的杨乾勇，以及另一些平时一起打牌、喝酒甚至说荤段子的朋友。
杨乾勇出事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谭传军觉得愧对小杨兄弟的是，自己一直住院，竟没有对其家属有任何形式的问候和关照。
为了体现对重伤矿工的特殊照顾，谭传军住在空调、彩电、电话、独立卫生间一应俱全的高级病房里，但他却认为自己的脾气越来越糟糕。“经常因为饭菜不可口和老婆、孩子吵闹，以前我可是从来不挑食的。”而且谭传军每次冷静下来的时候都明白，妻子对他的照顾要远比受伤前用心。
谭传军目前每月领取1000多元的工资，矿里还允诺将其转为正式职工。
与普通的综合性医院不同，郑煤集团总医院的外科比重最大，11个病房中有5个是外科病房。“10·20”事故之后，谭传军和另外31位重伤矿工被送到这里。现在依旧住院接受治疗的还有19个人。
受伤之后，谭传军经常会头疼，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也严重减退，尤其让他懊恼的是，幼年丧母的他原本清晰记得母亲最后的容颜，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只有那次事故是永远不会忘的。”谭传军肯定地说。
就如同永生难忘的灾难记忆一样，谭传军及另外几位伤员将永久性地丧失重体力劳动能力，他说自己将来只能去“看大门”。无论身体还是心理，治疗和康复或许将贯穿他们的下半生。
遇难者家属的艰难时世
张家人，面对不幸，他们反而比以往更加和睦了
“矿上工会来看望了我们，很感谢，别的没什么了。”提到“10·20”的周年感受，遇难矿工张永刚的父亲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他认为家人的心情根本是没法用语言表述的，说这话时，他使劲挤着眼角，以免泪水涌出。
九月初七是张永刚农历的祭日，父亲专程赶回百多公里外的河南中牟老家，到坟上祭奠了惟一的儿子。遇难的时候，张永刚还不满30岁，他的两个儿子当时一个只有6个月，另一个也不过1岁零10个月。
过去的一年，在北山生活区一间逼仄的一楼小屋里，张永刚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张永刚是机电队的正式合同工，在矿上已经工作了15年，按照国家规定，他的父母每人每月得到300元的补贴，加上妻子小袁的500多元工资，一家五口勉强维持温饱。鸡年的春节，矿里组织的遗属慰问组还曾来家探望，送来一些年货和500元的慰问金。
“真正的困难，不是钱能解决的。有孩儿在和没孩儿在，差老远了。”张永刚的父亲说，除了家里人不全了，这一年他也感受到了太多的人情世故，“这也正常，意料之中啊。”
张永刚的母亲和妻子小袁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甚至“张永刚”这样的字眼都会刺痛她们内心的伤口。采访过程中，小袁心绪不宁，她时而站起身抱着小儿子走到院子里，时而又掀起门帘回到屋子，看看公公在和记者谈论什么。
国家发放的10万多的抚恤金，张家人一分钱都没敢碰。张永刚的父亲说，他希望两个孙子将来多读书，不再从事危险的劳动，但国家只能负责他们18岁以前的生活，这让老人略显焦虑，“过了18岁，要是上大学，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
日常的焦虑是，如何承担好爷爷和父亲的双重责任。老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不幸发生后，他放弃了家里的农活，专职来大平负责两个孩子的教育。
张永刚的父亲最为感动的一点，就是儿媳小袁主动提出要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的稳定，直到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使每个人的情绪都不稳定，非常难得的是，这一家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谐的氛围，就像爱惜一只易碎的瓷瓶。为了避免情绪失控，孩子的爷爷现在已经很少喝酒。
张家人说，面对不幸，他们反而比以往更加和睦了。而在100多户遭遇矿难的家庭中，也有不能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的。
登封境内的沁水村和王楼村相对贫困，村民说在煤矿打工的人非常多。从大平煤矿得到的信息是，这两个山村中至少有6户是“10·20”遇难家属，但是他们对矿难讳莫如深。关于村里是否有人遇难，几乎所有被问到的村民都回答“没有 ”或“不知道”，事后了解到，在记者询问的村民中居然有三位是遇难矿工的家属——刘发展的父亲、儿子和另一位刘姓矿工的侄子。
村民和当事人回避那段经历，一个原因是不愿意谈论意外的不幸，另一个原因，则是不幸后面还有着新的不幸。按规定，每个遇难矿工家属得到了10万元出头的抚恤金，刘发展的儿子拒绝把其中一部分交给爷爷奶奶，致使70岁的爷爷现在还得靠磨豆腐维持生计；另一位刘姓遇难矿工的妻子也是一分钱都没给公婆，最后一家人闹掰，儿媳搬出去单过了。
大平不再盲目追求产量
发生事故未必都是管理者的问题，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责任
在大平煤矿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每天下井前都要进行安全教育，但矿工们很难对程式化的宣讲印象深刻，24岁的曹鹏说，反倒是队长的一句浅白的“威吓”对自己触动最大：“照顾好自己，老婆还是你的；照顾不好自己，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触目惊心的矿难和无处不在的安全宣传，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去年矿难发生前，曹鹏发现，为了避免自动停电，巷道里的瓦斯探测器被人为调低了，“10·20”事故后，再没有人敢如此胆大妄为。
大平煤矿并不缺乏在安全方面严格管理的决心。仅今年9月份，全矿的安全罚款就达28340元。这却无法让一些矿工免除担心。曹鹏就说：“在一些基层管理人员那里，罚款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还有很多情况下，违规矿工买两盒烟，安监员就高抬贵手了。”
有的运输工人，在幽暗的巷道里耐不住寂寞，打了瞌睡，按规定平时睡一次罚30元，“安全月”期间一次60元。
罚了那么多钱，得有多少人违规啊？这么一想，曹鹏就感到害怕。他承认，发生事故未必都是管理者的问题，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责任。
某些时候，见到个别工人心存侥幸地违规操作，曹鹏会大声斥责，结果往往闹得很不愉快。“除了以后干活离这样的人远一点，我还有什么办法？”他无奈地表示，在各种煤矿事故中，真正自己能把握的命运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去年吞噬了148条生命的21下山岩巷和西大巷，如今仍处于封闭状态，它们埋葬着个别矿工未能找到的身体。而在矿工更衣室里，那些遇难矿工曾经用过的衣柜，早已被新工人的生活用品填充进来。
死难者的矿工帽等遗物都交由家属领走，多数随尸体一起进行了火化。在大平煤矿，机关楼上悬挂着“接受教训”一类的鲜红条幅，触目惊心，不过深入矿区，已很难再找到那些矿工在此生活、工作过的印证。
厚密的云层直到10月24日才完全撤离大平矿上空。在宽敞的职工浴池里，下班的矿工们洗去满身的黑泥，朗声的说笑显得比前几天多了一些。
深秋的寒意正由北向南漫过中国大地，能源供应的卖方市场特征更加突出，煤炭生产又到黄金季节。今年9月，大平煤矿的原煤产量为5.11万吨，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一半。职工们的效益工资减少了，好在基本工资的增加有所补偿。
郑煤集团党委宣传部的刘部长介绍说，今年集团将不对大平煤矿的产量做硬性规定，该矿最重要工作就是做好防突( 煤与瓦斯突出)示范研究。
一位大平煤矿的中层干部表示，客观地说大平矿的安全情况是让人放心的，他倒担心一些周围的煤炭企业尤其是小煤窑，在安全隐患依旧突出的情况下，盲目追求产量的做法又有些抬头，“难道非要亲自去经历灾难才能接受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