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新华社的文字和中央电视台的声像，都提供了石家庄特大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靳如超的“供述”。此前，石家庄特大爆炸案“告破”的结论，已在靳如超被抓获的时候发布。播发靳如超的供述，可以理解为对“告破”结论的一种肯定。
靳如超的供述，解释着人们头脑中的一系列疑团，填充着一般人早先推理过程中的盲区，也在使他作为真凶的公众形象定型化。
声像传神。电视上靳如超神态平静地说着作案的过程，口齿还不算特别含糊，供认也极似诚恳，整个场面有些像开新闻发布会。犯罪心理学上，负案在逃者难免惊慌，落入法网以后反而变得踏实。靳如超现在的表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
靳如超“招了”，但“招了”并非大功告成。
在法院审理定罪以前，靳如超的身份仍然是石家庄爆炸案的重大嫌疑人。靳如超“招是不招”，并不影响案件的依法办理，定罪依靠严密的证据体系。靳如超不招，我们需要证据；靳如超“招了”，我们需要证据；靳如超的招供是否完全真实，我们还是需要证据。对靳如超的全部供述，都要以人证、物证、书证加以研判。
如果靳如超所供属实，他为什么能够作下这一大案，就值得我们思考。靳如超在云南杀人，身份已经暴露，跑回石家庄后，短短几天时间里又制造系列爆炸案，其准备和实施过程相当“原始”，却最终得逞。得逞之后，又在短短时间内顶着公安部A级通缉令，操着他不太灵便的耳朵和口齿，手提装着炸药的编织袋跑到了北海。靳如超落网前10天的接连得手，应成为我们反思犯罪控制和社会管理问题的典型材料。
根据已知材料，靳如超纯属个人报复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心理得到安抚，毕竟他的疯狂是其来有自。然而，我们仍然无法完全平静。如果石家庄爆炸案的后面果真只是一个罪犯的家庭变故，这种犯罪就完全可以归于“细故杀人”。家庭细故在罪犯那里足以演变为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可见其理智丧失到何种程度。这种情况虽属极端，但个别人的极端行为可以对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其极端情绪又可以由细小的缘故而产生。一个靳如超可以给整个社会制造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们的社会可以承担多少个靳如超的打击？
社会生活中冲突无处不在，个人变故、利益纠葛和思维碰撞在不断发生。如果社会处在躁动不安和浮泛极端的背景之下，就容易发生或大或小的毁灭性灾难。一切极端情绪和极端意识都蕴含着巨大的危险，一切极端思潮和极端行为都是社会的大害。警惕新的靳如超，缓解极端情绪，矫正极端意识，反对极端思潮，预防极端行为，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刘洪波(南方周末)
冷漠的氛围--石家庄爆炸案主犯日记剖析之三 2001年04月29日10:42 新华网
新华网石家庄4月29日电 (江山 宋晶) 记者通过研究靳如超日记，发现他不时流露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对个人需要的强烈渴望，但他的一些正当愿望一直无法实，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了种种误解、焦虑和失望。从这里不难看出，他虽然是一头吃人的凶猛禽兽，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也是一只理应得到关爱、理解、教育和警惕的困兽。
由于得不到理解，靳如超对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得出了消极的结论：“人可怜：无人 相互(信。以下括号内的字均为记者所加)。人疼(痛)苦：无人结(接)触。人生气：无人解气反而给你再加气。人没有爱：反而无人可怜爱你。人生气：别人就高兴。人求人：别人越知道你无能，反而人们离远了你。你穷：别人越破你的财，让你穷。你高兴：别人越不让你高兴。”
了解情况的人告诉记者，靳如超对父母很孝顺，其母亲死后，他曾在监狱里烧过许多纸钱。这次爆炸案时，他恨继母，要炸她，可又怕炸了父亲，就把炸药放在了楼房外面，结果只炸了个洞，起了个吓唬作用。
靳如超耳朵有病，深感身体健康的重要，因而对空气是否清醒等十分敏感，几次在日记里提醒和要求自己：“人生身体健最主要的是室间清洁，空气无臭氧化气。把室内所有的旧物品和有产生气体的物品，全部除掉更换新的，要室内明亮宽广，室外要有草平(坪)绝(绿)化，以向室内提供氧气。有病不能好转反而加重，我的耳聋就是这个关键。最好在南方，丛林，天气热，空气潮，四周满面(地)都是绿化。”他还一再谈到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每天要长跑、要吃点好的。虽然他的要求可能有点过高，但这些正当愿望在监狱里根本无法实现。一位有识之士指出，要彻底改造一个人，不仅要靠法律和监狱等有形的手段，更需要无形的感情特别是爱的给予。
靳如超对生活有时充满着憧憬和追求。1997年，当他离开监狱获得新生时，是多么高兴啊！这天，他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1997年9月15日，我顺利度过8年11个月零1天大狱获得新生了，减去了1年零29天余刑，1997年9月15日上午9点30左右出了监狱大门，获了新生，在狱大门，二次乘坐面包车，第一次乘面包车15元，乘换第二次面包车240元，直接送到家门。到家后是12点40分左右，乘坐石市1路公共汽车到达人民商场，乘车在路上看到街头上双侧，高楼商厦和人群，社会生活方面都不繁荣，很土气，所以本人看着非常不顺利本人在狱中回忆的印相(象)本人决定要到达南方和苏联、香港和起(其)它边贸边界繁荣经济收入维持生活。”
然而，当身在监狱的靳如超即将回到社会时，高兴之余，也有不尽的疑虑与担心：“你回社会后你要高大的(特别地)警提(惕)注意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不要麻脾(痹)你自己，因你是住过监狱的狱人，社会上的人都把你看成了贼的坏人，干坏事的人，杀人出坏的人，你要注意，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看待你的，只要你有一点坏事，社会上的人都不会放过你的，你不干坏事，社会上的人也是说你是坏人，也顶着你，你说话他们也认为你说的是坏话，你出门上他们也认为你出门去干坏事去了，你吵架他们认为你要杀人，你说话他们什么也不敢给你说，你问他们什么事，他们都不敢告知你，也是怕你知道后会干坏事，怕你问的事有目底(的)。”
可是，当时有谁能解除他的这些疑虑呢？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靳如超出狱后，或者是因为单位看不上，或者是因为自己好逸恶劳，结果几次找工作，几次失业。讥讽、嘲笑甚至打骂，那是常有的事。一位有识之士指出，社会本是教育和改造人的地方，但他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关注，导致他的复仇之焰逾烧逾烈。靳如超内心的仇恨和愤怒如同一颗定时炸弹，而周围人们的冷漠，则是这颗炸弹的导火索。一旦引爆，同归于尽的悲剧就将发生。
“我原来没有想杀人。”当靳如超被抓获后，公安干警问他为什么要去云南杀韦志花时，他交待，他和韦志花先是同居、生活了3个月。这期间，他的父亲、后母及姐姐都不愿意他俩结婚。去年11月11日，韦志花不知何故，突然离开了石家庄，走时还把靳如超家里的600多元钱也偷走了。今年2月18日，靳如超带了6800元钱，前往云南寻“妻”。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准备在那里跟她好好过日子。”但没有想到，靳如超到了云南后，韦志花不但拒绝跟他结婚，而且大把大把地花他的钱。靳如超说：“她与我结婚的事，她家提出要我出6600元钱，说是奶母钱，我觉得这不是卖人吗，我不成了买人的人，我发觉上当了，受骗了……我想她们是想白花我钱。这样我在韦家住了有15天。钱花了一千多，什么事也没办成。我想韦肯定不想真心跟我结婚，我十分生气，使产生了要杀她的想法……我知道，光杀韦志花这一条罪我就活不成了，所以我想反正也是一死，便想到用爆炸的手法，把石家庄与我有矛盾的邻居章小飞等人杀死。”
虽然靳如超想杀的只是自己的仇人，可爆炸案却伤及了许多无辜，造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本来，他不想滥杀，不想危害社会，如他在石家庄制造爆炸案后，虽然身上还带着半斤炸药和34根雷管，却一直没有作案。在石家庄第一拘留所里，他交待说：“在我想在北海把我制造爆炸和杀人的事写成材料寄给公安部，然后我就自爆结束自己。”后来，在法院一审时，当他在法庭上听到由于自己制造的爆炸致使108人无辜丧生时，他两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一位心理学家说，改造人的心灵是最难的了，心的创伤和扭曲必须靠心来挽救。遗憾的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关部门没能及时发现这本日记，也就谈不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他的思想工作，包括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否则很有可能避免这场爆炸案。由此看来，冷漠的人际关系、不良的环境熏染、错误的教育方式和麻痹大意的管教办法，是靳如超犯罪的外因。
正是由于靳如超的病态心理和肮脏灵魂，以及社会和家庭的冷漠氛围，终于挖成了他的死亡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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