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丈夫的赔偿金在家乡盖起了一座大房子，房子盖好后，她却更加迷茫无助，对未来也没了方向。
二妮抱着一岁半的小佳伟（孩子的父亲李丰友生前给孩子起的名字），坐在自己新盖的二层小楼中发呆，每天她都要这样，这已是她日常的“必修课”。
2005年10月15日，大平矿难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了大平矿职工宿舍。时隔一年，职工宿舍少了去年那种戒备森严的气氛，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寂静，只有几个中年妇女在楼前闲聊，一切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渐渐淡忘。
记者来到二楼，还是那幢桶子楼，直接来到右侧靠边的黄二妮家。还是那幅破旧的门帘挂在门上，敲了几声，没人回答。又敲，还是没人。下楼来，几个妇女还在。你找谁？黄二妮。二妞（妮），早都搬走了，回老家了。去哪里了？没人知道。矿难后不久，整个宿舍楼里十多户遇难矿工的家属，大多回老家，只剩下一户正式职工的家属还住在这里。
当记者正为怎样找到黄二妮而犯难时，过来一位40多岁的妇女。聊天的妇女们告诉记者：她知道，她是二妞（妮）的老乡。记者上前说明了来意，黄大姐说：“中——，你能来看二妞是好事，我带你去，不过你得负责我的车票，有二百来里地呢！”
经过近半天的颠簸，记者和黄大姐来到了黄二妮的家乡，开封市尉氏县君李村。在村边，老远就能见到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显得很打眼。推开红色的铁皮大门，正遇见二妮抱着儿子在院子里干活。见到眼前的二妮，记者差点没认出来（她瘦了很多，后来二妮说发生矿难以前她的裤子腰围是二尺六，而现在是二尺二）。而二妮则一眼就认出了记者，没有说话只是尴尬地笑笑，那笑有几分苦涩和无奈。
进入了二妮的新屋，二妮给记者和黄大姐每人冲了一碗白糖水（家里最好的饮料），放在地上，招待记者。没等记者说话，二妮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倾听她的痛苦和烦闷。她太闷了，无从诉说。
2004年10月底，也就是大平矿难十天以后，黄二妮抱着丈夫李丰友的骨灰和赔偿金，回到了家乡，河南开封尉氏县君李村。自从她跟丈夫李丰友到大平矿工作以来，已经11年没回君李村了。刚刚遭遇不幸的二妮，回到家乡后，倍感凄凉。由于她和丈夫的父母都过早过世，同时自家原来的老屋又坍塌，她只好带着4个孩子，住在自己姐姐家。4个孩子都是生在大平，回到相距100多公里的家乡后，有3个水土不符，生病。为了不太打扰姐姐家的生活，二妮带着4个孩子在自己妹妹、孩子的姑姑家轮流住。可二妮的生活苦恼，并不在于居无定所，而是很多人对她手中厚厚的票子产生了兴趣，借钱的人纷至沓来。穷怕了的二妮，死抱住丈夫用命换来的钱不放，就此她得罪了一批人，也有人开始误解她。
为了不让人再来借钱，为了给孩子留个后路，二妮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盖房子，盖大房子。2005年春节，二妮开始张罗盖房子。可是，由于农村的旧俗，很多人不愿意给她盖，因为丈夫的突然死亡，村里人有一些忌讳；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妮新寡，易惹闲话。这是我国一些农村的世俗，难以打破的习惯，让人无所适从。
难得的是当地政府为了照顾二妮一家，市长特批一块地来给她盖房子。在亲属的帮助下，二妮家的房子终于盖起来了。二妮为了4个孩子将来有所依托，盖的是二层大房子，矗立在村东，但与其他村民的房屋相比，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坐在自己新屋子里，二妮对记者说她后悔了。二妮盖大房子的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有个依靠，可她没想到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2005年5月，房子盖好了，二妮一家5口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新竣工的房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收拾，可当涉及到一些体力活儿和一些不适合女人干的活儿时，二妮就着急。因为，没有男人愿意帮助她。为了避嫌，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男人们不敢经常登寡妇家门。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千年陋习没法被打破，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二妮说：她为了安装一个电灯，早早就把电线和开关买了回来。可就是没有男人愿意帮她安装，已经半年了，现在还没安上。二妮说每当她干重体力活时，就会想起她和丈夫丰友曾经在一起干活的情景，两个人恩恩爱爱，从不吵架。二妮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不幸就发生在她身上，她十分思念丈夫，她对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的丈夫是那样的满意，可思君如逝水。如今二妮一家在村里由于很特别，所以很少有人到二妮家来串门。她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被人怪怪的看着、谈着。
最让二妮后悔的是，盖完房子她很难回到矿上去了。矿难发生后不久，大平矿上的负责人曾答应说为了照顾她家的特殊情况，可以给她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房子盖好以后，二妮一直想回矿上工作，或者找个别的什么工作，来贴补家用。因为，她盖完房子后，丈夫的赔偿金已经不多了，由于二妮在农村没有地种，同时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在县里上学，开销很大，自己压力也很大。二妮现在只有两个愿望：一是能回到矿上找个工作；二是把4个孩子抚养大，对得起丈夫。当记者问二妮是否打算再嫁时，她说不太现实，她也没有考虑。我们无法想象一个36岁的女人，将怎样度过她的生理难关！
《易经》中说“艰则无咎”，不忘记过去的痛苦，才能免于今后的祸患。可记者发现一个很怪的现象，很多遇难矿工的遗属，都想回到夺走她们亲人生命的地方再谋生。记者在大平职工宿舍，采访了唯一没搬走的一家遇难矿工遗属弋女士，她哭着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否回到大平矿上，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来贴补家用，和二妮的想法不谋而合。生活有时，就是那样无奈。
在我国每年有6000多名矿工（官方统计数字）失去生命，这6000多条生命的背后是6000多个被破坏的家庭；这6000多个家庭就是6000多个不同况味的悲情故事。大平矿难中，一个30多岁，右手残疾的妇女，失去了丈夫。她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来到矿上为丈夫收尸。不久，矿上就发放了遇难人员赔偿金，她让丈夫的两个哥哥先把赔偿金带回去，自己等见到丈夫的尸体后再回去。可当她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家乡后，丈夫的两个哥哥就不认账了，说没拿什么钱。如今，这个可怜的残疾女人与两个幼子，在农村老家相依为命。
我们的社会已进入文明的时代，提倡以人为本。可又有多少人愿意倾听这些从角落里偶尔发出的微弱声音呢？矿难发生后，我们是否觉得金钱就可以抚慰一切创伤？我们是否听到受伤的人们默默哭泣的声音？一个文明的时代，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其自身应具备能有效帮助不幸人的机制，所有社会机构都应以能形成这样的机制来设置。目前，类似二妮家这样需要安抚的家庭，需要社会来重新点亮她们对生活信心，使她们的生活有奔头有快乐，而不是让她们在迷茫中空守。
归途中，二妮家的事情还在我脑海回荡。打开随身带的MP3，正巧播放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再度重相逢》；可此时，那句本很喜欢歌词透着凄凉——“说好了，下一辈子，再度重相逢”。如果上天真的有知，那么下一辈子，丰友肯定愿和二妮再作夫妻。那么，丰友还愿意当矿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