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尘埃落定，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尤其是长期排放权分配问题，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日前表示，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当依据科学事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的方案必须要考虑各国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要在操作层面上完成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就必须有一个为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接受的责任体系，而其中的焦点就是各国今后的排放权分配。”丁仲礼说。
“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现象。”丁仲礼说，“因此，要发展就难免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福利过程中，都不能避免能源驱动这个模式，也避免不了碳排放的增加。美国和英国在1900年的人均碳排放就分别达到2．4吨和3．2吨碳。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经济国家还是那些以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最不发达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低碳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丁仲礼说，“即使今后低碳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关于二氧化碳减排，目前国际上有多种方案，绝大多数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那么，这些减排方案是否科学公正？
丁仲礼课题组对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案、G8国家方案等7个主要方案进行了评估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年到2005年期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到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他说。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70PPMV （百万分之一体积）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约有60％来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而这些减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丁仲礼说，“同时，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时间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没有一个方案考虑人均累计排放量，从而规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些减排方案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减排量更多；殊不知，在减排话语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
丁仲礼指出，这个陷阱由6步“逻辑推理”构成：第一步，论证全球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第二步，强调升温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第三步，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在本世纪内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增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第四步，计算出不超过2摄氏度增温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450PPMV；第五步，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第六步，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450PPMV的目标浓度确定后，2006年至2050年期间，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丁仲礼说。
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25％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40％，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2021年而已。
“这样的方案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气候变化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果这些方案得到实施的话，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他说。
丁仲礼认为，用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今后的排放权，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他指出，从19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样，我们今天的排放也刚刚达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这也只有美国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这必须作为未来排放权分配中充分考虑的因素。”
他特别说明，通过计算，发现在450PPMV的控制目标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排放赤字，“但我们并非主张这些国家今后不能再有任何排放，而是主张这些国家应该用资金和技术来‘交换’今后的排放权。”
“在未来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中国应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以‘排放配额’为议题展开谈判，变被动为主动，捍卫国家发展权。”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