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伤维权要多管齐下

　　案件概要：

　　2006年11月22日，李某在老乡的介绍下，到北京一家工地去做电焊活。当天，李某就和包工头取得了联系，双方就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包工头让其第二天到工地来试工。第二天，李某到工地试工，经考核，李某的电焊技术基本合格，包工就决定用他，当天，李某在工地干了一整天。

　　李某正式上班的第二天（11月24日），一个天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差点让他丢了性命。当天早上6点多天还没亮，李某从租住的地方坐车赶到工地，摸黑走到堆放安全防护设备的二楼工地，因为单位有要求，早上7点钟点名的时候，所有工人必须穿戴防护设备。由于二楼工地没有照明设备，只能借助外面的一点灯光照亮，李某在上到二楼找防护设备的时候，一脚踏空，从二楼摔到地下一层的电梯井里，颅脑严重受伤，大腿骨折，当时就人事不省了。直到驻地工人上班的时候，才发现了处于休克中的李某，工人们立刻向工地管理人员报告，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在住院期间，单位在李某家属的多次强烈要求下，才拿出3万元交到医院，给李某做了手术。

　　事情发生之后，李某家人要求单位给予一定的赔偿，但是单位方面根本不予理睬，无奈之下，李某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在申请工伤认定过程中，由于缺少劳动关系证明以及诊断证明书，劳动部门下发了《补正通知书》，要求提供劳动关系证明以及诊断证明书。由于李某是上班第二天发生的工伤事故，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甚至连出入证都没有，所以只能通过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第一次仲裁时，李某以工程总包方为被申诉人，要求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总包方在庭审过程中出具了分包协议书，以及包工头出具的证言，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后来，李某又以分包人为被申诉人，要求确认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提交了总包方提供的分包协议书和证言。在仲裁过程中，用人单位以未办理入职手续，本人系工头私自招用为由，拒绝承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最终，仲裁委员会根据李某提供的证据材料，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李某受伤近8个月后，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一方没有上诉，该判决生效。

　　在确认劳动关系之后，李某到医院要求出具诊断证明书，本以为可以很迅速解决的问题，却因为拖欠医疗费等情况的存在，院方考虑到自身的风险，一直拒绝出具诊断证明书，最终在补交了医疗费之后，院方才出具了诊断证明书复印件。

　　在取得劳动关系证明和诊断证明书后，劳动部门重新启动了工伤认定程序，但由于缺少事故发生的相关证明材料，以及考虑到最后可能对李某不利的认定结果，劳动部门提出进行调解，以尽快落实相关的待遇。最终，在劳动部门的居中调解之下，李某获得了8.5万元的赔偿金。本案最终解决，距离事故发生已一年多的时间。

　　黄律师点评：

　　李某的工伤认定案件，是非常特殊，也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伤认定案例，如果继续坚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下去，则很可能出现冗长的诉讼程序，给工伤职工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压力，精神上的考验更是严峻的。综合来说，农民工工伤维权之所以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于证据的稀缺。证据是展现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只有经过证据证明的事实，才能作为法律事实，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因此，证据是所有诉讼行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笔者所接待的许多农民工中，他们都会详细地向笔者陈述案件发生的始末，但是当笔者问到他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他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时候，他们只是强调事实就是他们说的那样，但自己没有任何的证据。难以举证，导致劳动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以李某的案件为例，造成农民工证据缺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对来自单位的证据不注重收集，对自身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没有一定的防范意识。一般而言，用人单位为了企业发展及管理的需要，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在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类似于工作证、工作服、工资条、招工表、考勤表、工作记录等都可以作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然而，由于缺乏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绝大多数劳动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物品的重要性，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没有很好地保护好此类证据，造成在发生争议时的举证不能，因此而承担败诉的责任。

　　其次，用人单位的故意违法是造成证据缺乏的主要原因。目前，农民工所在的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建筑业为最。这些行业在管理上较为混乱，没有严格的用工制度，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都是由包工头直接招用，根本不存在办理任何手续问题，也不给任何证据，工资也只是年底以现金形式发放，更不用说签订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其他劳动纠纷，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维权成本较高，超出劳动者的承受范围。维权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里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上的成本，也包括精神成本。对于劳动案件而言，目前北京市律师行业的收费标准，一个程序的代理费的起点至少是1000元人民币。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力上，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一般情况下，单位的违法行为都是群体性的，所以如果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的，单位为了制止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争议，会将程序进行到底，直到将劳动者拖到妥协的程度。维权成本的居高不下，使普通劳动者对法律望而却步。

　　诉讼周期过长，也是劳动者维权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尴尬问题。以李某的案件为例，仅劳动关系确认程序就耗费了近8个月的时间，而这仅仅是工伤案件处理的第一个环节，此后还可能面临着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等多个程序，根据笔者的粗略计算，一个工伤处理案件，如果必须进行所有的法律程序，则耗费的时间至少将达到4年的时间。如此漫长的处理过程，劳动者在面临多重压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所有的程序，不得不选择放弃或者妥协。

　　个人认为农民工维权难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农民工维权的投入力度不足。我国的《劳动法》以及相关立法虽然将进城的农民工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之内，但农民工就业的行业特点，决定了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力度不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话题近年来被社会所广泛讨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关注的不足。另外，有关机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缺位，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国家行政权力的分配，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行政职权的划分也是确定各自职责的依据。不用说对农民工，就是对一位法律专业人士而言，也只是对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划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对其中的详细划分并不清楚。劳动者在产生争议之后，经常在各个机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往往是因为涉及到多个部门的职权划分不清的问题，造成争议无法得到解决。因此，笔者期望全社会能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更多的关注。

　　李某案件虽然处理过程较为漫长，反映出的问题也较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为广大劳动者依法维权提供了一个思路，突出表现在劳动关系确认方面。从该案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李某与分包单位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首先是以总包方为切入点进行的，通过该种手段，取得劳动者不可能掌握的证据材料，再重新启动劳动关系确认程序。这一处理方式，使得劳动者具有了一定范围内的主动性，能够最大程度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要依靠劳动者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但最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加强对用工行为的管理和规范，同时，还要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