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某重大工程好不容易破土，而开工典礼的鞭炮尚在耳边炸响，谁知桩机绷断，数吨重的钻头从20多米高飞泻在捧场的来宾中，造成一死三伤，喜庆会当即变成了追究责任会；上海有一个工地，上午兴高采烈地拿到市级文明工地的奖牌，下午1名操作工检修设备时不慎，触电身亡，一年白辛苦不算，还搭上重点整顿的“恶名”，更惨的是陕西某煤矿基础扩建工程，上午主管部门领导还在现场检查表示满意，不料下午大开挖的支撑断裂，数名民工被活活地包了“饺子”……可以说，目前相当部分的安监站站长每天都忧心忡忡，听钤色变；也有相当部分的安监站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最后因事故超标砸了锅不算，有的安监站站长还被指责为：“监督管理不力”，有的甚至被调离岗位。莫以为笔者在编织笑话，这是笔者近阶段采访时所遇到和听到的现实。血的教训，重复着一个内容：建筑工地怎么会成为“老虎口”？我们应如何遏止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
客观地说，我国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制度不谓不严。从60年代的《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六大纪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乃至近阶段颁发的一系列安全法规，都在三令五申“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既然有这么多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安全事故还是频频光临？一位工作多年的安全监站站长向笔者透露：那些规章制度只是行政规定，到下面就走味了，关键是要抓落实。现在的工程质量牵涉到市场和任务，尚有人关心，而现场的施工安全和防护则失控了。
实际上，建设工程的安全和质量是一对孪生兄弟。自从1984年国家颁布《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条例》以来，全国县级以上城市成立了2400个质监站。经过20年的实践和探索，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水平整体上扬。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国的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相对质量管理却滞后了，全国每年于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人员达数百人，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现行的安全监督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的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是由施工企业负总责的。由于市场激烈竞争，施工企业能承揽到的任务只能是保本或微利。对待工程质量，相当部分的老总和项目经理深知这牵涉到市场和生存，因而舍得投入，力创精品，而对人命关天的安全防护设备投入则不那么热情了，能少则少，能减则减。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们的建设工程向“新、深、大、广”进军，一大批新工艺和标准亟待完善，而在施工现场唱主角戏的则是未经过专来培训的农村建筑队伍，他们缺少必要的安全自身防护知识，稍有不慎，就出事故。而被政府委以安全监督管理的各级安监站则显得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首先，安监站与质监站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从事质监工作的人员达到数十人，担负安监重任的却只有数人。以上海闵行区安监站为例，全区从事安监工作的人员仅6人，面临着分散在几十平方公里的400余个工地的监督任务，即使每天24小时连轴巡检，也不可能将这些工作走遍。市级的安监机构也是如此，近10个人面对着数千个“老虎口”，如何转得过来？其次是收费问题。目前，我们建设工程的安全监督绝大多数没有经费来源，连添置一些必备的检测设备也只能从有限的质监费中“挖东墙补西墙”，长此以往如何是了。第三，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层出不穷，作为肩挑重任的安监人员理应不断的“充电”更新知识，然而缺少经费以及人手不足，很多需完善的知识，只有留下空白。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相当一部分的质监站（也就是安监站）站长一致呼吁：既然我们能够在施工现场推行质量监理，为什么不能推行安全监督。况且，相当部分的监理单位人员平时在现场就发现了不少安全漏洞，亦想有所作为，但囿于职责不愿“狗捉老鼠”多管闲事而得罪人。但是，如果真的要实行安全监理制，监理单位也需要重新“充电”，更要提高取费率。当然，能否在施工现场推行安全监理制？安全监理制能否成为遏止日益膨胀的安全事故的“良药”？还需要有关各方的论证和政府放这部门的决策。（朱广喜）
摘自《中国建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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