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何时不再枉去

　　“10·20”大平矿难犹如导火索，让我们随之又看到了一幕幕令人心悸的灾难。无论是包头空难，还是沙河矿难，直至发生在2004年11月28日的陈家山矿难，几百条无辜的生命，就这样令人痛心地去了；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难道我们真的就只能被动承受？
　　不绝于耳的警笛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似乎证明重特大灾祸的频发势不可挡。但静而思之，笔者发现，近期发生的几起矿难均源自国有大矿，而不是那些设施条件简陋，采掘技术落后，矿工素质差的小型煤矿，它们的致祸原因是一致的，均为瓦斯爆炸。所以，从事故的规律和特性分析，不管你是大矿、小矿，也不论你是国企还是私企，在事故面前“机会”均等。惟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制度科学、技术过硬，才能摆脱灾难的风险，有效地降低损失。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矿难，应该说，各级政府是极其重视的。仅从2001年起，就利用大量国债资金支持煤矿进行安全改造。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安全改造项目531个，正在实施的安全改造项目488个，总计安排国债补助资金59亿元，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投入54亿元。经过改造后的煤矿，技术与工艺装备升级，井下采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安全设施及应急救援功能增强，大部分重点煤矿基本上实现了安全管理信息化，对改善与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总体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但问题是，随着近期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大矿小矿互不相让，超能力扩产，野蛮开采。混乱无序状态又对煤矿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淌泪”的煤与“带血”的钱在强劲的市场需求、高额的利润驱动下，让萧条多年的煤炭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纷纷地抢机遇、抓生产，但如何妥善处理好增产增效和安全的关系，就成了新形势下摆在各类煤炭企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据辽宁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王占洲介绍，辽宁省2004年1月至10月共生产煤炭5655万吨，同比增加13%。全省各类煤矿事故死亡108人，而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15起，死亡76人，同比增加8起，多死亡20人。不难看出，事故的发生率与煤炭产量呈同步增长趋势，而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又不仅仅局限于辽宁省，在其他产煤地区也司空见惯。然而，凡是见诸于报端的原因分析，都无外乎那么几条：一是安全投入欠债多，很多隐患得不到根本性的治理；二是安全设施陈旧，预警装置不灵，防范技术落后，难以抵御灾难的侵袭；三是淡薄的安全意识，单调滞后的安全培训教育，严重缺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埋下了隐患。其实，坦率地讲，上述原因分析不无道理，而且十分直白明了。但如此“老生常谈”为什么一触及到安全问题的实质就走味变调，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每当我们看到酿发事故的巷道口贴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标语时，胸口就觉得堵，心头就汪着酸，眼眶就涌满泪，甚至在默默祈祷：别再自欺欺人地糟蹋无辜的生命了！
　　有人预言，新一轮煤矿事故多发期已经来临。特别是在政府改革、企业改制、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安全生产这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难题，如果得不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企业的格外关注，并进行理性的阐释和符合国情民意的科学探究，那么“按下葫芦起来瓢”的现象就不会得到有效的遏止。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府谋发展与地方政府搞建设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而这个目标里面，包含着安全生活与生产，也是大家公认的。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在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差距，用法治手段和国际眼光，彻底走出旧体制“惯性运作”的怪圈，真正摆脱旧观念的“束缚”，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别再把“安全”二字写在文件的背面，一旦需要它“充门面”“唱主角”，便很容易地翻过来，念上几句，表演一番。然后，就若无其事地该干啥就干啥，该赚钱就赚钱去了。
　　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全生产方面，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绩。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安全监管体系的完善，政府从行政管理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承担组织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职能，而不仅是制定管理目标、规范技术标准和完善执法规则。作为企业，则无论规模、体制、行业差异，都应严格执行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制度、标准，设专门机构、配专门人才、拨专项资金予以保证。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例如，当民航安全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我们不难发现，安检时的疏忽、飞行时的分心、维修中的漏洞、制度上的缺陷，民航部门竟将旅客的生命当作一种赌注——是“输”是“赢”飞起来再说。于是，就在包头空难前后，曾有两个少年轻而易举地从昆明机场爬上飞机；而上航的一架飞机从延吉起飞后不久，因起落架故障被迫返航；紧接着国航的一架飞机也在某机场冲出跑道100多米，险酿大祸。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国家民航总局和改制后的航空公司，在新体制的转轨与磨合中，总不该将改革的成本全都算在乘客的头上吧？毫无疑问，航空公司的安全性十分重要，天上的不测和地下的隐忧，同样会招灾致祸。矿难与空难不但削弱了安全管理的绝对权威，而且将新体制下的政府监管职能弱化。或换言之，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却一揽子包到底，致使“买药的钱用来处理善后”总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况且，一旦不分责任、不论损失、不讲成本、不计后果的风气渐行渐浓，将一发不可收。在政府应高度干预的领域里，单靠一两个红头文件，两三次安全会议，四五条行政禁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首先体现于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与安全性。如果忽略了安全因素，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和灾害预测防范机制，那么，政府就不会成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同时也不会成为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与维护者。
　　因此，我们必须要正视改革进程中的安全问题，不能将它视为包袱，而应视为动力。毕竟，市场经济的宏观目标不会改变，改革改制也不会走回头路。因而，只有想方设法找出阻碍安全生产管理的各种不利因素，有效地化解安全与生产、安全与生活、安全与效益的矛盾，才能顺利地实现安全工作的市场化转移、规范化管理和社会化普及。
　　当然，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当前政府改革与企业改制的实质是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相联的。尤其当行政监管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时，作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就应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绝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隐患和事故苗头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况且，屡禁不绝的矿难其直接受害者，除了国家、企业，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无论如何，常挂嘴边的种种借口——诸如“管理缺位”和“监督不力”等，早就应该在阳光之下辨明是非、鉴别真伪了。只要暗箱操作还在继续，腐败行为就会肆意滋蔓，安全话题就不会轻松。
　　据统计，这次包头空难，仅寿险赔付就将超过1100万，而我国民航客运输量，截至2004年10月底，已超过1亿人次。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如果没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如果不能切实在法制框架下，将政府、企业及个人融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不仅是利益共同体，那么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只能是一句空谈。
　　总之，对安全法律法规的陌生，就是对灾祸的姑息；对失职、失责行为的漠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犯罪。祭悼亡魂不如珍惜生者，空喊口号不如悄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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