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副市长陆昊要求当地安监部门打通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通道，建立科学抓安全的工作机制，将政府对安全生产的重视转化为企业的重视，有效控制事故发生。对此，北京市安监局十分重视，以“政府重视”、“企业重视”和“科学抓安全”为题，特邀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展开研讨，随后，本刊记者对部分参研人士进行了跟踪。
多头监管，事倍功半
唐伟是北京建工集团安全监管部部长，他认为目前政府十分重视对企业的安全监管，但头绪太多。他对记者说：“我曾计算过，就我们集团这一级，对应与安全沾边的政府部门，就有6个，6个部门乘以18个区县，就是108个，有安监、建委、城管、公安、消防、环保等。”据了解，北京建工集团在全市18个区县都有工程，面对众多的监管部门，应接不暇。有个项目经理说，他有40%至50%的时间是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检查，这个部门刚送走，那个部门又来了。街道、乡镇也去检查施工现场，因为这一级承担着属地监管的责任。唐伟感慨地说：“这么多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检查，哪有时间去抓工作，但也没办法。”“检查得越勤，隐患就越无藏身之地，这是在帮你们的忙，是好事啊！”唐伟接过记者的话头：“说得没错，企业欢迎专业机构人员的检查，如果检查者真正能够在安全技术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迎检陪检还是值得的。”
唐伟告诉记者，抓安全，不能像搞运动那样，紧一阵、松一阵，一哄而起；这样，是控制不住事故的。安全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专业人员一点一滴地去做。他说：“头绪太多，事倍功半。这既是教训，也是经验。”
在谈到监管体制时，唐伟说，现在的政府监管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吻合。安全管理是属地管理，但党内是垂直领导。我们各大集团党的组织关系都不在属地，况且政府也好、部门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党在领导；所以在日常工作的很多方面经常有冲突。为什么有些东西到不了企业，与现在不同管理体制之间的不相交、不合缝有很大的关系。这对安全工作是有影响的，有关部门不能视而不见。
监管体制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属地管理绕过了集团公司和二级公司。唐伟建议道：“在考虑政府监管的责任方面，我觉得这不能回避，应该很好地探讨、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或相应的办法，以完善政府监管这套体系。”
谈到企业主体责任问题，唐伟认为，这本不是问题。企业就是安全生产的主体，就要负主体责任，出了事就要依法处理责任人，这无可非议。不过，作为企业的安全监管部部长，唐伟更关心的是企业主体责任的具体内涵。他说：“有两个现实问题需要明确：一是企业在安全方面的主体责任都有什么？是不是企业法人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那几条？现在主体责任的内容不确定，版本也太多，至今没有看到一个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我觉得应该依法明确企业主体责任的内容，这很有必要。安全研究机构、安监部门，应该很好地去研究、探讨它的比较细化的东西。
“二是主体责任的内容得有针对性，比如陆昊副市长要求跟企业讲清的5个问题中，就有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我想，是不是对所有的企业都讲一个主体责任。比如建筑业，它的行业特点、它的流程、工艺和工厂不同，和其他行业也不一样。它在完成整个建筑工程的过程中，安全的责任主体不只一个，但现在笼统地把它放在总包方，是否恰当？比如一个农民工发生事故，这个农民工是劳务企业的员工，劳务企业也是企业，劳务企业与总包方没有隶属关系，但现在建筑业发生了伤亡事故，就叫总包方负责，这等于把劳务企业的主体责任转移给了总包方。而总包方又管不了劳务企业，人员、工资都不在它这儿，招工的标准也不由总包方定……像这种细节问题，如果不去分析就想落实主体责任，就没抓到点子上。”
唐伟还提出了一些只有行内的人才能看出的问题。例如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是什么？工程款不给，安全防护资金不到位，如果发生事故，它负不负主体责任？再就是设计单位，现在钢结构，有几个钢结构的设计，在设计时考虑到了施工的安全防护？在这个问题上，鸟巢和北京电视塔就是典型。北京电视塔近300米高，设计要求在钢柱、钢梁的施工中，一不许施焊，二不许打眼，施工人员安全带没处挂。这么严重的安全问题，设计时不考虑。那么，作为设计单位，它的主体责任在哪儿？此外，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新楼竣工不久会倒塌，为什么电缆老是刨断，究其原因，就是勘察单位没给或给的地下资料不准确。
唐伟举一反三：“我觉得这不单是建筑业，其他行业也这样，生产过程是阶段性的，责任主体在过程中是有变化的，其责任也应与之对应。只有抓准每个阶段的责任主体，主体责任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你老逮住一个，其他那么多真正的责任主体没抓住，能消灭或减少事故？”
企业安全管理是政府监管的延伸
姜华是中建一局的安全部经理，她的感受跟唐伟相似，她说：“在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方面，政府搞的比企业做的还多。”这位在企业从事安全工作多年的女性，本来经验丰富的她，现在却有无所适从之感。“我对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是这么理解的，我认为是政府安全监管的延伸，政府应该依靠企业加强安全管理。”姜华所担心的是，如果政府一竿子插到底，企业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以致把主要精力放在迎检和整改文章的写作上；而在长效机制和标准化建设，以及措施的落实上，会因此而有所弱化。
姜华还提到一个现象，即在境外，他们很容易配合当地政府处理事故；而在境内，一起事故，光报告就要写上四五份，要符合政府不同部门的特殊要求。这个部门说是这个原因，那个部门说是那个原因，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原因弄一个，那个原因再弄一个。
谈到企业重视不够的问题，姜华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她的认识。她说：“我觉得这可能是沟通和协商的机制无效所致。因为这种机制不仅表现为事后的约谈和事故的处理，更主要的是事前的沟通。政府应探索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帮助而不是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信息交流，避免同类事故
首钢的叶凯是安全科班出身，现任首钢安全处综合管理科科长，他认为安监部门应多多促进行业间和行业内部企业间的交流，落实陆昊副市长要求讲清的5个问题，其中就包括本行业安全作法的交流，行业内部事故教训的吸取。叶凯说：“我在参加大钢系统行业会议时私下了解到，相同的问题各行业都有，各个企业都有很多疏漏，但现在都不愿拿到桌面上来交流，使事故教训难以吸取，同类事故你那儿出了，我这儿又出。这跟事故处理机制带来的客观后果有关，也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叶凯特别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疏通信息交流渠道，以避免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叶凯还用自己的体会道出了他对行业管理的认同。他说：“在企业搞安全管理，你得懂生产，不是干这行的，不懂生产，还真看不明白；如果看不明白，怎么管理？”叶凯 1990年毕业后就一直干安全，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可谓老安全。但他却十分谦虚，实打实地对记者说：“我对企业里的有些岗位，也看不懂。”据叶凯透露，首钢自去年以来，多次主动请区里、市里，还请国资委的专家来为企业把脉，找毛病。
叶凯对属地管理也有困惑，例如职业危害普查，要向街道报。叶凯说：“街道报完了，他们不懂，又叫我们去；弄完后他们仍然不懂，还要我们去弄。”再就是安全检查，叶凯说：“现在总局、市局、区局查我们，这是专业的，就不说了；街道也查我们，就差居委会了，听说居委会以后也去查。但有一事不明，就是街道检查，查完就走，有什么问题也不告诉我们，我们跟人家还说不上话。”
政府管行业比直接管企业效果好
周慧是中央党校副教授，长期关注生产安全问题。周慧认为，企业主体责任要落实到位，必须抓住六条，首先是企业法定代表人要确实履行安生生产职责。第二，企业必须做到有法必依，要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第三，强化企业的安全管理。第四，要严格监管，严格监管有几个方面：主要是行业管理、专业监管和安监部门的综合监管。第五，要实施有效的指导，通过调查研究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进行有效的指导。第六，靠新闻媒体来监督企业。企业如果对安全不重视，政府可以借助媒体对外公布。因为企业最怕亮丑，影响它的效益。
周慧说的这六条，一部分是外因，一部分是企业的内因，周慧侧重谈了外因。她说：“外因有两个，一是政府监管，一是行业管理。政府监管力度不小，但为什么收效甚微，这说明政府的抓法有问题，再这么抓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安全工作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所谓机构，就是行业管理机构，政府依靠这些机构并通过行业协会管理企业。政府管行业，比直接去管企业效果要好。依靠行业协会，依靠专家去检查。把行业的专家归到某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国家安监总局成立化学品行业协会，帮助安监部门制定安全标准，有效地减轻安监部门的压力，还可帮助安监部门衔接与国外行业协会的关系，帮助其完成评价标准。总之，行业协会应该成为政府连接企业的桥梁。同时政府要引导行业协会健康发展，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将机构建到乡镇、村里
郑建辉是怀柔区安监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他认为北京这几年在机构建立上还是可以的，起码到区县这一级有了机构。但他觉得这条路还得继续往深处走，他说：“主要是重心下移，把机构建到乡镇、村里，这就健全了。”据了解，怀柔区自2005年开始在乡镇建立安全机构，大乡镇3到5人，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小乡镇2人，全区一共批了46个指标，都是事业编制。乡镇有了，村里也该建立相应机构。比如庙城镇，村里有安办、有安全领导小组，由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职；但他们只有检查权没有执法权。郑建辉说：“别小看这检查权，基层有了这个权力后，隐患就容易被发现，隐患早发现就不至于酿成事故。因此，从政府这个层面看，机构不仅要建立还要健全，这是非常必要的。”
安全标准化建设也是政府重视，并带动企业重视的有效措施。郑建辉说：“2006年，怀柔区在福田南厂（北京欧玛柯轻型汽车厂）搞安全标准化建设，搞完之后，企业认为好，觉得搞对了，就给我们局里送锦旗，感谢我们所做的工作；很多企业到它那儿去看了后，也认为该搞。”据郑建辉介绍，现在，就是安监部门不要求，企业也想搞安全标准化建设。企业有这个想法，政府再推一下，两方面结合，安全标准化就搞起来了。可喜的是，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在怀柔区已被列入政府2008年的折子工程。郑建辉信心十足地说：“今年推几个明年推几个，逐步推开，效果肯定是显著的，哪怕慢一点也可以。”
谈到企业层面，郑建辉认为应从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入手，因为企业安全文化包括的内容很多，安全意识、安全理念、安全目标、安全责任、安全素养、安全习惯、安全科技、安全设施，还有监管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等，什么都涉及。他以兴发水泥为例来说明他的主张。他说这是一家法国企业。这几年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面作得不错，还有了一套理论。它在企业内部建立隐患查找奖惩机制，比如职工在本岗位查出隐患，一条奖励20至30块钱，从建立隐患查找奖惩机制上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2006年，仅职工查出的隐患就有500多条，涉及300多人；厂里拿出两万多块钱奖励发现隐患的职工。郑建辉强调说：“通过建立事故隐患奖惩机制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兴发水泥的作法有推广价值。”
创新不是另搞一套
任满生供职于丰台区安监局，他认为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监管部门控制手段乏力，是长期制约安全生产两大薄弱环节，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任满生对记者说：“已经形成了的有效机制、体制，一定要坚持好、运用好、完善好、发展好。”他认为，一些具体方法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可我们没有在落实的方法上去认真研究；因此，在落实当中，很多好方法就难以到位。其实，如果把过去已经成熟的、有普遍指导性的东西坚持下去，把它用好，落到实处，就是与时俱进；创新绝不是出花点子，搞形式主义，更不是另搞一套。他以丰台花乡为例对记者说：“花乡从2007年开始统一培训村安全员，村与村之间进行交叉检查。这些作法不是新玩意儿，更不是丰台创造，但管用。”据了解，现在丰台区村村都有自己的安全员。因为丰台的特点就是城乡结合，以出租土地和房屋为主要经营形式。如果离开与生产经营单位接触最多，经济利益关系最紧密的基层去搞安全管理，按任满生的说法，就是没了抓手。任满生告诉记者，这就是走群众路线，也不是什么新招，但就要这么做才行。当然，还有很多作法，例如安全文化活动、专家讲座、安全培训班、标准化建设、一票否决制、安全形势分析、四不放过原则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都应该继续坚持。
谈到安全管理方针的落实，任满生站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对记者说，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国家还会处在快速发展期，其城镇化和城市化水平会越来越高，产业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根据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针对各种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在做好传统产业安全监管的同时，多做一些迎接未来的前瞻性准备。任满生认为，安全监管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要保护和发展以人力为优势的基础性生产要素，提高各个产业部门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安全发展。因此，而今的“安全第一”理念，是以人为本。任满生说：“你办企业，你赚钱，可你保证不了人的生命安全，那你就不能存在。”
任满生一再强调，应依法鼓励和支持符合安全条件的企业发展壮大；让安全问题多的企业有切肤之痛，让企业负责人尝到忽视安全就难以生存的苦果，以达到源头治理的目的。
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唐明明是个老安全，现任北京市安监局监督二处处长。他认为安全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他说：“现在事故总量大，是交织在一起的各种矛盾、各种利益、各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的后果。要想解决，必须建立系统观念。”谈到政府应如何管理企业的生产安全，唐明明说：“关键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唐明明看来，政府监管的切入点应该是行业协会或企业集团。现在，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反过来政府累，企业累，既管不好又得担责任。政府应该研究长远的问题，不能充当安全员。
安全管理应该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一些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连居委会老太太也参加，唐明明认为这很不妥当。他说：“这到底是给现场增添隐患还是消除隐患，值得思考；更值得思考的是，还说这就是综合治理。”唐明明意味深长地问记者：“这是综合治理吗？”
2005年，首钢发生一起煤气中毒事故，有人就说安全部又死人了，这话的意思是安全部门脱不了干系。可是唐明明不这么看，他说：“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应该是企业的执法者，而不是被管者和事故责任的承担者；正因为这样，安全员不是谁都可以干的。”记者问，那什么人才能干呢？唐明明给记者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的片断：某单位领导的司机想另找事干，有关人员就问，能干安全吗？说到这里，唐明明十分感慨：“把一个系统工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庸俗到如此地步，好像谁都可以干安全……”唐明明说的这种情况，现在又被另一种倾向所掩盖，观其实质，如出一辙。据了解，人们对注册安全工程师议论颇多，不说其作用是否发挥出来，就说其报考条件本身就没把安全当回事儿，不像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注册医师那样，需要专业背景。对此，唐明明认为，安监人员的地位虽不高，但需求量和工作的重要度可不小，而北京市就首经贸一个学校培养点人，是很难满足需要的，而这些人毕业后还不一定干安全，为什么不愿意干？唐明明说：“这里面有很多矛盾，而且都是深层次的。”
谈到责任体系的建设，唐明明站在系统的角度认为，责任主体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有政府、有企业、还有从业者。唐明明说：“政府监管的对象应该是行业和企业集团；企业的主体责任是一种有限的管理责任；还要确定从业人员的安全行为责任，通过企业去管从业人员，从而提高其安全意识和技能。不把这个分清，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是累死，也不可能盯住这么多人。应鼓励一线职工自查隐患，政府无须代劳。”
问其对综合监管、行业监管和专项监管的看法，特别是安监部门与行管机构一同检查企业时，各自如何分工，怎样配合的问题。唐明明说：“我觉得职责应该法定，否则就各说不一。尽管《安全生产法》提了，但综合监管的具体内容不清楚，内容不清，外延从何谈起。”唐明明对安监部门的日常工作有一个建议，即指导与执法并重。他说：“行政指导是服务，行政执法是惩处不利于安全的违法行为。这两手都要硬、都要抓。”
关于立法的群众性问题，唐明明的观点独特，他对记者说：“立法并不比执行好现行法律重要；你立了法不严格执法，法有何用？”在立法方式上，他主张用社会的智慧立法，把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作对法律的普及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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