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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消未酬怨,难报百姓恩”——访刘潜

2004-05-11   来源:安全文化网    热度:   收藏   发表评论 0

       我们要给年过七旬的刘潜老人照相。刘老说,去睡房找件衣服。可去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找来换上。以前,衣服放在哪儿,都由老伴刘鹏经手,他脑子里只有安全科学。现在,老伴去世快一年了,这些事他还没学会料理,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生活仍未放在心上。
    “有西服吗?穿上西服照相显得精神一些。”
    “我为中国安全生产服务,我不穿西服。”刘老说得十分自然,语调平缓,没有强调的语气;但好像这句话就是为搭配“不穿西服”来的。
    虽是隆冬,室外午后的阳光还是暖洋洋的。
    “照相时我要戴这顶帽子,这是我父亲留下的。”虽然因病住院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戴好帽子,又在紫红色茄克外披了一件军大衣的刘老,让人感觉精神多了。
    刘老说:“人老了,病也就欺负到你的头上来了。”不过,今天他气色不错。
    照完相,回到屋里。20几平方米的客厅里显得很乱,地面、桌几上零散地堆放着书和多种安全期刊,还有日用品、药品混杂期间。四面墙都占满了,南面墙上是李戴给刘老父亲刘力子书写的对联,对联之间是刘老的台湾同道汤兰瑞夫妇在其退休时赠送的一幅老翁垂钓图,再就是老舍夫人胡絜青为刘老题写的横幅“中国安全科学”。东面窗两侧是书柜,西面墙陈列着各种奖牌和纪念品,以及刘老夫妇游览三峡时在奉节的留影,北面的旧式屏风上挂着刘老夫人的遗照。房间不大,却透着文化味。
    老人沏了一杯茶,同我们聊了起来。
    “我的一生大致可分成四段:第一段主要是“求学”;第二段是“工作”;第三段是发挥“余热”;这第四段嘛,是余生,就可能动不了了,到那时,就成‘废物’了。”
    刘老说他现在正处在第三段中后期,想尽可能延长这个阶段,多为安全生产培养点科学理论人才。他在第二三阶段里,有近40年时间一直在搞安全;正因为如此,刘老的人生跟中国的安全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家与《大众日报》

    刘老的老家在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山宋村。刘家算是村里的旺族,他祖父的祖父是个开明的地主,同时又是一个被乡亲称为“刘善人”的乡间郎中,一直到他的祖父、伯祖父和父辈们,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站在社会进步的前沿,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发展作着自己的贡献。
    多年来,《青年报》改为《大众日报》的事,一直令刘家的人引以自豪。因为这事儿,刘老的父亲刘力子和战友李戴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由刘李二人与中共山东分局取得联系,于1939年1月1 日,把一个由山东进步群众自发创办的《青年报》正式改为《大众日报》,作为中共山东分局的党报。
    那时,刘老的伯祖父是党领导的山东参议室副议长(建国后任山东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刘老的父辈中有十几个人是报社编辑部、经理部、电台等部门的领导或骨干。所以,提起刘家,《大众日报》的同仁没有不知道的。而对刘老本人来说,与《大众日报》相联系的那段人生经历,就成了确立他终身“为人民服务”这一人生趋向的关键时期。
    1942年,刘老随母来到《大众日报》,开始过供给制生活。组织上安排他母亲在鞋厂工作,把当时才9岁的他送到山东分局干部子弟小学住读,开始了独立生活。
    就在这期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残酷的相持阶段,日寇扫荡不断。为战胜日寇对山东滨海解放区的扫荡,子弟小学的同学们经常被迫分散隐蔽。特别是1943年那一次,令刘老终生难忘,他被老乡藏在夹体墙中,得以生存下来。这段人生经历,奠定了他对父老乡亲深厚感情的基础。因此,他的人生座右铭,是从吴祖光的一首诗里克隆过来并稍作改动的联语:“易消未酬怨,难报百姓恩。”
    1954年,刘老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1955年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电工学院雷达专业学习。

从北大到劳保所

    1960年,刘老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无线电基础课助教,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
从苏联归来,踌躇满志的刘老想干一番。到北大后,发现北大并不适合自己。北大一直以文理为主,学工的他觉得无能为力;工作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做个高级实验员,跟自己的理想有很大的偏差。这成为后来他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
    1964年,刘老调到劳动部劳动保护研究所机电安全研究组任技术员。这对当时的他来说,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为实现理想找一条出路,又能解决他与妻子两地分居的问题。
    这次调动,使他没了后顾之忧;这次调动,使他有了钟爱一生的事业。

试办中国安全学科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1978年,又恢复研究生教育,中国高等教育重新焕发活力。但是,那时中国劳动保护人才奇缺,科研只能就事论事,严重缺乏“科学”二字。恢复研究生教育,使刘老从中得到重要启示。按当时情况,哪个领域在国内科学研究上领先,哪个领域就可申请招收研究生。刘老想,劳保所是我国惟一的中央级劳动保护综合性科研机构,也应该招收研究生。这个想法得到了所领导的支持,于是领导指示他在所里办研究生教育。
    1979年,劳动所成功的招收了4名研究生,开了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为了办好研究生教育,刘老主持编制了培养规划,确定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并具体落实师资等,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事务性工作。经过一系列努力,1981年,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成为了我国“安全技术与工程学”专业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并正式实施该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为日后中国安全专业研究生教育写下了重重一笔。
    创建安全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成功实践,坚定了他为安全科学事业奋斗的信心。

学会加入中国科协的幕后故事

    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 1981年3月开始筹备,1983年9月17日成立。学会成立后,第二天,原国家劳动总局副局长、学会首任理事长章萍对刘老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说服中国科协,让我们加入中国科协,你怎么说我都不干涉,只要能加入……”
    关于加入中国科协,刘老讲了一件事。一次,刘老代表劳动人事部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工科本科通用专业目录》审定会。在争取将“安全技术”专业名称改为“安全工程”的过程中,刘老大胆的找了当时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钱学森先生,没想到钱学森热情地让他到自己的房间交谈了半个小时。通过谈话,不仅找到了具体实现安全工程本科试办专业目录的途径,同时因为向钱学森呈上了一篇题为《劳动保护科学及其学科、专业建设——科学学问题》的论文,此事使学会加入科协有了可能。
    事后,刘老对钱学森能否理会自己的论文没抱什么希望。过了一个星期,钱学森寄来了亲笔信,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提到了科学学的高度,就得实事求是,讲学科本身的内在联系,我们决不能搞部门所有制。
读此,刘老茅塞顿开,便潜下心来认真琢磨这个问题。可就在这时,他的周围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刘潜闯进钱学森房间送稿子,让人家给否啦!”
    “刘潜这么做,让钱学森对学会没了好印象,学会进科协没指望了。”
    “刘潜这人怎么啦!这不是惹祸吗?”
    ……
    面对议论,刘老并不心慌。他坚信钱学森所指出的,恰恰就是加入科协必须解决的,带方向性的问题。只要去努力创建学科理论,有了独立的学科,学会就能加入中国科协。
    经过对科学哲学、系统科学和科学学的深入研究,刘老提出了安全科学的学科研究范围,这为安全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只有具备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才能被中国科协接纳。后来“安全科学技术”成为国家一级学科,大大提升了学会在中国科协地位。这样,经过老一辈安全专家的共同努力 ,1985年3月20日,中国科协正式转发了国家体改委的批文,同意学会为中国科协团体成员。

“安全科学技术”成为一级学科

    在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安全科学技术”被列为一级学科(代码620),刘老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使安全科学成为一级学科,他在许多安全专家的支持下,论证了安全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从劳动保护到安全科学》、《一个发展中的交叉科学领域——安全科学》等论著,提出了安全科学技术学科体系标准框架。1993年1月19日,《中国劳动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安全科学的开创者——刘潜》的报道,这篇报道首次对安全科学学科理论体系作了肯定。
    安全科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在学科分类中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设置了 “环境、安全、管理”三个一级综合学科。1995年,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的朱光亚先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把环境、安全、管理列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为综合科学学科,这在世界科学学科分类史上产生突破,做出了贡献。(用朱的原话)

库克曼:这是中国安全科学

    1991年1月20日,由学会主办,刘老任主编、徐德蜀任副主编的《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创刊。1993年11月,第二次世界安全科学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刘老带团出席,并将《中国安全科学学报》送了一本给大会发起人、德国学者库克曼。不料,库克曼在主席台上高举着这本学报说:“这就是中国的安全科学。”当时,与会的刘老一行感到我国的安全科学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心里无比的喜悦。
    还有两件事情让刘老感到高兴,这两件事情对我国的安全生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一件是刘老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有关人员共同努力下,终在1997年,使安全工程师在工程技术职称系列中有了单独的职称位置,使广大安全专业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职称归属,结束了以往评职称时东挂西靠的历史。
    另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三版)中,确立安全科学为一级类目“X”。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刘老和隋鹏程教授分别在分类与内容上,协助科技情报研究人员,研究劳动保护、安全科技图书资料分类问题,并向我国图书资料分类专家、学者做深入细致地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在《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三版)中列为一级类目“X”。随后,刘老又承担了单列安全科学分类主题表的制定,表中有“安全某某”的词140个,有“某某安全”的词145个。这为计算机标引、检索和电子排版安全生产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国的图书分类,按照英文的26个字母排序分类,其空间之小,安全科学能从无到有,占据半个字母实为不易。
   
“我敬佩四个人”

    刘老非常敬佩孔子、苏格拉底、释加牟尼和耶酥,因为这4个哲人在2000多年前的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孔子,推崇“教育”,他的学说影响着人类的发展。释加牟尼,刘老把他概括为“静思”,有益于开发人类智慧。耶酥“行善”,他用他的血去清洗人类的所谓“原罪”。苏格拉底倡导“科学”,他的学说由柏拉图整理后形成。苏格拉底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使刘老十分敬仰。当初国王把苏格拉底逮捕起来,说他用理论煽动青年人,想推翻国王的统治。国王把苏格拉底逮捕起来之后,要他承认其理论是错误的,要他背叛自己的学说,假如背叛,就无罪;否则,就是死罪。最后,苏格拉底以选择死亡来坚持自己的学说。
    在安全科学的探索上,要有韧性和奉献精神。刘老认为安全科学理论研究需要有人长期的去做,而不是短期的行为,因为搞学问是无法搞“短、平、快”的。
    刘老是一个很顽强又坚持原则的拓荒者。他认为一件事情的成功,要具备三个条件:智力、努力加机遇。对于他自己,他是这么看的:智力很一般,而努力却不一般;韧性和善于寻找机会的敏感兼而有之,最难得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他说,为了科学要不惜一切,就像苏格拉底。他在中国安全科学领域坚守了40年,而且收获颇丰,说明他的的确确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
    现在,刘老寄望于后学,最希望看到后学者真正把自己的学说继承并发扬光大。他说他的理论成果对于自己和家庭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目前,他身边有了一些年轻的追随者,刘老对他们期望很高,也正在倾心的传、帮、带。一门科学的学科发展,靠的是学术梯队,刘老在这点上很有信心。

“我的父亲刘力子”

    “有时,我也在想,我这么干下去,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刘老谈到他的现状,自言自语道。“为什么?因为我时常为了学术问题,与一些学人产生分歧,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再大的分歧,哪怕是针锋相对,也仅仅是学术争论而已。在上世纪80年代,江涛(我国安全工作的著名领导人)同我在学术上的对立与亲密的私人关系并存,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也知道,有的思想理论成果,被人们接受,难免滞后,50年也不为长。”
    “那你觉得你这样坚持40多年搞安全科学研究值得吗?”
    “值!太值得了。”
    “为什么?”
    刘老说,在这点上,我和我的合作者以及支持者是幸运的,因为安全科学的学科理论框架已经被国家采纳。说40年搞安全理论研究值,是我的人生观所决定的。我的人生观受家庭的传统、特别是受家父的影响最大。他一生淡泊名利;李戴为家父书写的“一生常耻为身谋,恬澹无私心自清”,就是他老人家的写照。我也以此自律。形成我的人生观的另一情结是报恩。报谁的恩呢?是老乡护我于日寇的刀口之下,我活下来了;是老乡给了我这条命,我就要以对民众有益的安全科学的执着追求,来报答老百姓的深恩。因此,我改吴祖光诗句以寄情怀:“易消未酬怨,难报百姓恩”(吴祖光原句:“易消未酬怨,难报美人恩”。当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其妻新凤霞也没有提出与其离婚,美人即指新凤霞)。
    刘老的父亲刘力子, 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刘老以父亲为道德偶像。刘老说,家父对我们兄妹特别的严格,1947年我们到东北,我那时14岁。组织上分配我做石岘造纸厂厂长办公室的勤务员和武器库的保管员(那时我父亲在《东北日报》工作)。白天无事时,我可以去附近小学听课。学校铺的是木地板,不准穿鞋进屋,又不生炉子,非常冷。我穿着组织上发给的大衣去听课,结果被父亲发现追了回来,父亲说:“人家棉衣穿不上,你穿着大衣去上学?把大衣交回仓库。”这种额外的要求,使刘老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刘老说,父亲最大的内疚,是当初为了节约供给,没有让1947年到东北后的母亲继续工作。后来他老人家拼命攒钱,就是怕万一他自己先于老伴走了,好给老伴留点钱。最后老人家还是走在了我母亲前面,可没留下几个钱(刘母现在作为干部遗孀,按政策每月由政府发310元生活费)。

“我家里人没搞安全的”

    刘老一儿一女,都已经成家,并有了孙女和外孙子。儿子在北京,用他的话说,还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女儿在国外。
    刘老说,我这一辈子有愧于我的家庭,我培养了很多人,至今仍在培养后学。可我的儿女我没有好好培养啊。为什么不让儿女也从事安全工作?不是不让啊!因为他们都没有上高中,从事不了安全这一行。
    “当初为什么不让他们上大学?”
    “当初我顾不了他们,因为那时我要搞科研,同时还要照顾岳父、岳母。我岳父刘咸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成半身不遂。岳父、岳母最后都在我家辞世。所以,那时对孩子真的顾不过来,我要搞我的研究,我还得帮妻子照顾老人。1974年,我在北京劳保所机电组当副组长,忙得来连儿子丢了都没时间找,幸亏派出所的民警尽力,才找回来。现在想起来,工作再忙,在时间上按规定每天也不过忙八小时而已,但为什么又忙得来连照顾孩子也没时间呢?因为我做的很多事都是自个找的。”
    直到现在,刘老还说还有好多事情要办,但已有力不从心之虑。他不只一次动情地说:“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百姓的恩情,因为是老百姓把我的命保下来的。我很想让我的儿女接过我的班,用科学技术,为广大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服务啊。然而,科学是马虎不得的,他们胜任不了啊!”说这话时老人有些激动,手微微颤抖。记者赶紧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茶香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