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江涛在一起，会感到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托你，也会因为他的精神所鼓舞，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信心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就是想把这种感受传达给广大读者，使年轻的人们了解这位老前辈的坎坷历程，使老同志们知道其现在。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他有一个叫起来很年轻的名字——江涛。八十有八的他，已在轮椅上坐了4年，但看上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从他脸上找不到一般重病老人的那种神情。
去年2月的一天，在家的江涛正躺在床上看报。到访的记者悄然移步于床前猫腰瞅他，问好声没出，他却对着记者的面颊轻轻地一巴掌，然后笑着用他那仍然洪亮却已十分含混的发音，说道：“你来了！”见此情景，记者百感交集，虽是常客，但这次是4年后的重逢啊！往日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如今竟成这样；更没想到这还是因为一份他所喜爱的报纸要停刊。
那是2000年4月下旬的一天凌晨，84岁高龄的江涛还在给国务院领导写信。此前，他听说《警钟长鸣报》出完当年最后一期，也要停刊。当时《安全生产报》、《劳动安全导报》、《上海劳动保护报》、《江西安全报》已经停了，这是我国仅存的唯一一份综合性安全专业报了…… 怎么就留不住呢？老人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应该及时向上反映。午夜早过了，信还没写完，由于年事已高，劳心过度，体力不支，突发脑血栓倒地，家人将其急送医院抢救，虽挽回了生命，但他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
那封没写完的信，在他病情好转后，口授给他爱人李逸莹女士，再由李逸莹女士代笔完成，并通过全总的机要通道发给了中央。
再后来，他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差，但他总想说什么，又说不清。他是一个爱说，且说得多的人。跟他在一块，他既能听你说，也能对你说。他没闲话，更没废话，而且都是真情、真爱的表达。回首他已走过的漫漫人生路，那就是一段以生命去爱生命的光辉历程——
十三岁学做工，十七岁学做人，二十岁跟共产党走，三十岁事业有成
三四年回故国，三八年寻着亲，三九年抗大露才华，四零年戎装带兵
1916年9月24日，是江涛出世的日子，也是印尼加里曼丹岛坤甸埠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添丁加口的喜庆之日。可是，因为家贫，江涛的出生给大人们带来的喜悦，在时间上犹如白驹过隙；倒是因为添了一双吃饭的筷子，江家人多了几分挥之不去的忧愁。因此，4岁时，父母就把他寄养出去，童年的日子就汇成了四个字：寄人篱下。
怎样活下去，这是幼小的江涛时常面临的问题；为了活下去，13岁刚上完小学，他就去当了童工。
“我那时是‘三壶总管’，就是酒壶、茶壶和尿壶（夜壶）的总管。”他曾幽默地对记者说：“我还当过‘鸭司令’。什么是鸭司令呢？就是早上将鸭子放到河里找吃的，晚上又将鸭子赶回去。”
似乎是为了调节气氛，他说得很轻松，可听起来就像异物堵胸。有时鸭子少了，心狠的老板娘，轻则打骂他一顿，重则逼他游进河里找鸭子。由于老板娘的随意伤害，导致别的人也敢欺负他。有一次，10几个小孩一起打他，被激怒后，他毫无畏惧地同他们打在一起。他说，那时候就想当兵，想手中有枪，有了枪谁怕谁啊。
14岁时，日军侵占东三省，许多人都报名参军抗日。江涛也报了名，可因年幼没去成。到了十六七岁，在米店做苦力的江涛，接触到一些进步读物，这对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在形成的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4年，江涛回到祖国。临别时，父亲送他三句话：“一、干事业就要干到底；二、不求升官发财；三、平安就是福。” 年轻的江涛对父亲的话心领神会。他认为三句话三个意思，一是鼓励、二是告诫、三是祝愿。这三句话使他受益匪浅。
1938年，他去延安，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入党。1939年担任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区队长，1940年至1941年底在359旅718团任连长、指导员。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纬华毛织厂任党支部书记、工务科长等职。
1945年，奉调去东北接收日军留下的兵工厂，参与组建多处新厂。直至1949年冬，有4年时间，江涛都在兵工厂工作，当过厂长，也当过政委。他说：“在兵工厂，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一次是工人们在给手榴弹换新的引线时，因引线放置时间过久，再加上来回搬动，致使引线火药散落，引起爆炸。另一次是试投手榴弹，刚投出就爆炸了。前者没有伤人，后者却伤了一人。这两件事使我意识到，兵工生产存在固有危险；虽然这样，但不能鼓励工人们以血肉之躯去冒险。”
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为了保障安全，他白天抽时间跟班劳动，晚上去家属区看望家属，了解职工疾苦，给职工和家属讲安全知识，做思想工作。在江涛及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东北兵工部的安全生产取得了明显成绩。上级要他们总结经验，写成文章，以便推广。有关部门特意安排江涛在大连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就安全生产作专题发言。江涛的发言，博得大家一致好评，这个发言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期间，江涛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东北军事工业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他异乎寻常的以保护劳动者安全健康为己任的漫长生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从此，他的苦、他的乐，他的悲、他的喜，全都系在劳动保护事业上。
不惑染城门之火，知命启求索之行
勤奋多早熟之举，聪颖有捷足之登
1950年初，江涛代表东北军事工业总工会，到全总汇报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听完汇报后，对他说：“你就别走了，把你们的作法介绍到全国，这就是你新的工作和任务。”
就这样，江涛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全总。
不久，江涛奉命筹建全国化学工会。因其有兵工厂工作背景，了解化工生产，组织上调他任筹委会主任。在主持化学工会工作期间，江涛还兼任全总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当时他把职业病的防治作为劳动保护工作的重点来强调。他认为，抓劳动保护，必须从改善劳动条件入手。这样，不但职工安全健康有保障，还减少损失，为国家增加经济效益。
由于江涛勤于实践，善于思考，1953年，刚刚从事劳动保护工作五六个年头，就应工人出版社之约，集工作体会与理论研究于一体，写出了《劳动保护的几个问题》。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关于劳动保护工作的比较系统的论著，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度翻阅这本书，你不会觉得他说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书中所谈到的许多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问题，在现阶段也仍然严重存在，诸如“重生产、轻安全”、“只重机器不重人”、“勿视职业危害”等等。这本书所起的作用被许多后来者，包括不少专家、教授誉为“自己的启蒙读物”。著名安全工程教育家隋鹏程教授也对记者说，他就是读着这本书走上讲台的。
1956年，江涛荣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
1959年，一门心思投身劳动保护，并以此来实践党和政府对职工的关爱的江涛，怎么也没想到，“过于坚持加强劳动保护，关心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竟成了一项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他被逐出京城，流放湖南。这一走就是21年。
在湖南期间，江涛没有沉沦。他把对工人的爱深埋心底，把流放当成是一次组织考验、身心锻炼，当成是一次向书本学习、向工人学习的机会。流放使他的心与工人更近了，信念更坚定了。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个流放之人居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官运亨通”，从湖南日用化工厂技术科长、湖南省轻工化工厅生产处副处长、湖南省化学工业局副局长，一直坐到湖南省科委副主任的位置上。这真应了一句古话，“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意思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只有江涛在全总任职期间，他所在的部门才叫劳动保护部。莫非是历史，或是江涛个人命运的有意安排，让这位铁汉子与劳动保护永久结缘。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新世纪第一页的打开，全总又恢复了劳动保护部的建制。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江涛都倍感欣慰。
花甲近，耳未顺，雪压苍松挺，梅开二度春
风浪迫，心不惊，流放离骚吟，艰难大器成
生活在新世纪的青年，可能无法想象，江涛为了给工人的生命注入更多关爱，却使自己生命中21年的精壮时光，被无情地流放。21年后，这种生命之爱，并没因挫折而有丝毫的衰减。
江涛觉得，这21年，不仅是他个人爱的压抑，更是对工人们的久违。当办案人员问他今后的打算时，已过花甲的老人，竟义无反顾地说：“还是干老本行吧，我这一生就交给劳动保护了。”在壮心不已的江涛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成全己之所爱，才能实现己之所求，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那是1979年初冬，全国经济复苏；但“文革”影响颇深，工伤事故频频。这时，有人想到了江涛，想到了这个“老安全”……
有一次，他平和而严肃地对记者说：“我一直把职工群众的安全健康看得很重，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替工人说话。我们要对得起工人，特别是共产党人，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要首先想到自己所属于、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利益。”
在江涛心中，劳动者的安全健康状况不佳犹如压在他胸口上的巨大块垒，不搬掉它，心里就不舒坦。
“我告诉你，我是一边流泪一边读有关克拉玛依火祸的报道的。”听到江涛的这些真情表白，以致现在想起来，记者的脑海也会掀起波澜，也会产生一些难以名状、无法言表的思想冲突。可以肯定，这些冲突在江涛心中是不会有的，有的准是对劳动者爱的激流势不可挡。2004年6月23日，记者听原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赵全福说，有一次，他打电话询问江涛的近况，得知江涛现在虽然口头表达不行了，但脑子清醒，每天坚持收听收看新闻，只要有伤亡事故发生，他就止不住难过的眼泪。这位了解江涛，又曾在原煤炭部管过安全的总工程师说：“他难过的原因有二，一是工人丧命；二是这些事故都是不该发生的。”
“在坚持真理和维护工人利益方面，我是不认人的。共产党人不维护自己所属于的阶级的利益，还要你这个共产党员干什么？”江涛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过去，有人说中国劳动保护战线有两门“钢炮”，一位是劳动部的章萍，另一位就是全总的江涛。这形象的比方源于两位老人对劳动者利益的忠实维护和对存在的问题的直言不讳。江涛为什么会如此献身事业，这与他不是泛泛地理解劳动保护，而是基于他对这项事业的科学认识。从他16年前与刘潜在《劳动保护》杂志上的学术争论中，可见他思想的深度。
1995年2月，刘潜在给记者的信中也提到过这事，他说：“没有江老的批判，安全科学就得不到重视，江老是安全科学的催生婆……”
古稀不老，笔力遒劲，只缘华发多情
渤二敢查，苍天可闻，全凭正气一身
10年前，江涛的夫人对记者追溯了一件往事：1986年，江涛曾作过头部癌切除术。当时估计，最好的结果也会影响大脑。可他战胜病魔后，不仅掀起了关于劳动保护与安全科学的论战，还完成了三部书稿——《美国的安全生产简况》、《新工会法学习笔记》及《火焰启示录》。拜读江涛的文章，聆听江涛谈话，这种印象会更加深刻——他精力充沛、思维严密、思路宽广、头脑清醒、博学多识、不落窠臼，谈话声如洪钟，表达意思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且感情丰富。其语重心长与诲人不倦使你无法把“文盲”加“科盲”的老人自嘲联系起来，而且如果不是事先有知，你绝对看不出他是古稀之人。
在4 年以前，每次拜望江涛，都能听到他说：“我没有老！”“我老了吗？！”这对一般老人而言，或许是一种不服老的表白，而对江涛来说，他确实没有老，尽管可以用年龄来证明他老了。一次，他叫记者把手伸给他，记者虽不解其意，但只好从命。原来他是想让记者感受一下他那双大手的握力，那忍不住的疼痛至今还隐约有感。
江涛是新中国劳动保护事业的历史见证人，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开创者之一。
当年刚刚流放归来的江涛，就碰上了“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作为全总的劳动保护部部长，江涛以大无畏的气概，在全总党组会上说，查处这事，要运用法律武器。江涛与参与调查的各方同志一道，不顾千难万险，以智慧、敢言与大义，深入调查，掌握反映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并实事求是地向国务院作了报告，为国务院公正处理打下了基础，更让72名死于非命的工人在大海深处能够瞑目。
众所周知，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因违章指挥而翻沉，其死亡人数与全世界1955年至1979年24年间，94次同类事故死亡77人的数字相比，仅以5人之差接近。国务院于1980年8月25日做出处理决定：撤了一位部长，处分了一位副总理。“渤海二号”的处理，是依法管安全的经典，也是全国安全生产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全国劳动保护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一个个劳动保护宣传教育中心成立起来，一座座劳动保护教育（展览）室兴建起来，一大批有识之士加入到劳动保护的专业技术和管理队伍中来； 20世纪80年代的10年与70年代的10年相比，因工死亡人数减少了40558人，平均每年少死4000多人。
遗憾的是，这些皆成往事。现在功能齐全，运行正常或者没有挪作他用的劳动保护宣教中心、教育室、展览室所剩无几；而事故呢，从1991年开始上升，10余年间出现了两次事故高峰。
对此，江涛忧心如焚，曾在《警钟长鸣报》撰文说：“事故高发，职工利益严重受损，是完全可以依法治理而扭转的。虽然我国法制不健全，但不能说是无法可依，对现有法规的充分运用与严格执行，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对策。”
1998年9月18日，时任国家经贸委安全生产局局长的闪淳昌，用意深刻地特邀82高龄的江涛参加“国家安全生产工作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会上，闪淳昌提到当年“渤海二号”事故的处理。闪淳昌说：“处理事故，该处分领导就要处分领导，不能手软。”有的代表脱口说道：“对！不能官官相护。”江涛也插话：“官官相护主要是护自己。”这话得到了与会者的齐声赞同。
八十岁翰墨文章，雄辩如昨，挥洒从心，神韵犹存
两番论劳动保护，文字激扬，陈词慷慨，可鉴人神
“人还在，心不死”，这句话可以说是江涛离休生活的生动写照。20多年来，他仍然笔耕不断、看书不止，就是现在上了轮椅，他还是书报不离手。生病之前，他不停地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文章，大力宣传劳动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竭尽全力让更多的人重视和珍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93年又出版了《再论劳动保护几个问题》。1998年，他撰写的《“保护劳动”是共产主义原则》在《安全生产报》上发表后，被《中国改革与发展》一书收录，并于当年8月应邀参加在成都举行的研讨会。如果说江涛离休前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在履行一种工作职责的话；那么离休后的所作所为又是在履行什么职责呢？
“是感情，是生命感情的投入。”江涛质朴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对现实人生的热爱，他把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与对劳动者生命的尊重融为一体，勤奋地工作使他自己生活充实，工作的卓有成效使劳动者受益添福。
童工出身的江涛，把安全地进行生产看成是捍卫工人基本权益的重要措施，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使然，也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生存能力。他执着地追求全社会对这个观点的共识，他希望通过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来实现对安全的自觉，形成全社会的以珍惜自己生命、尊重他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氛围，以此从根本上来解决生产及一切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安全问题。他是倡导安全文化的积极支持者，他说：“有人认为建设安全文化，是‘远水不解近渴’，这是需要澄清的一种错误认识。安全文化古已有之，它的不少内容今天已成长为科学，不知道为何有人却不愿承认生长这门科学的文化。”这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隐约看到的，能够实现他之所爱的道路，然而又总是难以上路，所以才有了他于1996年新制定的两个五年计划。
“我又为自己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过了80岁，我还可以再干10年！我现在身体蛮硬朗的。”在江涛80华诞那天，中国地质大学给他颁发了兼职教授聘书。耄耋之年，初衷肠不改，还迷上了五尺讲台，正所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或者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使他如此不遗余力地勤奋工作，并且是为了工人的安全健康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爱”。爱工人是他的天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看到或听到工人们因事故而伤亡，他的心就承受不了。他说，“我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工人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实践他的爱，寻找着去爱的更好途径。因为他知道，工人们受到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通过努力而避免的。
“你们在研究安全文化问题，知道吗？这是小马拉大车。”江涛不无感慨地说道。“你们倡导安全文化，很好，很及时。但光靠你们的力量是不够的，一定要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全社会的参与才行。”江涛自始至终参加了1995年4月在京召开的首届安全文化研讨会，他对安全文化的独到见解，令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叹服；他还表示要为《安全文化》写文章，用行动支持安全文化建设。
在江涛心中，什么最沉？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最沉。针对同样的问题，在别人，轻描淡写一番便罢；在他道出来，就总是沉甸甸的。过去，只要有他参加的会，他就要讲安全，讲劳动保护，不讲，心里就不踏实。他对记者说：“我每会必到，到会必讲，一讲就长，但决不做秀。”
和江涛在一起，会感到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托着你，也会因为他的精神所鼓舞，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信心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就是想把这种感觉传达给广大读者，使年轻的人们了解这位老前辈的坎坷历程，使老同事们和所有关心他的老朋友知道其现在。
江涛老了，这是自然规律，但他的心正如他的名字，永葆青春。当我们在几大本影集里寻觅他早年的风采时，指着一张胸像对他说：“挺帅的！”他以一阵无比高兴的、爽朗的笑声作了回应，那神态分明是在告诉我们，啥叫“老还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