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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伟人的日子里--周恩来与职业安全

2006-02-15   来源:《现代职业安全》    热度:   收藏   发表评论 0

  今年1月8日,是伟人周恩来逝世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周恩来总理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的关怀,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尤其是他在病中对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多发的牵挂,激励了很多人不懈地为战胜职业危害去奋斗——1975年2月5日,刚刚作完肿瘤切除手术,还没有下手术台的周总理,就把北京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叫到跟前,对她说: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很高;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亲自主持三大规程的讨论

1953年到1957年,是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制建设的起步阶段。这期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中央政府制定了包括《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习称“三大规程”)在内的300多种安全法规。1963年3月30日,国务院在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企业安全管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颁布《关于加强企业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习称“五项规定”)。该规定要求企业建立以安全责任制为中心的安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的安全行为,推动了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开展,促进了“三大规程”的落实,为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提供了更明确的法规依据。

“三大规程”,是新中国安全法规的开山之作。10年前,笔者在采访我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老前辈,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劳动保护部部长江涛老人时,曾听他说,当年“三大规程”的出台,有一段少有人知的幕后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伟人周恩来。

1956年5月25日下午,江涛作为全总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参加了国务院正在召开的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江涛说:“那天的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主要内容是讨论‘三大规程’。讨论前,在讲到制定这几个规程的意义时,周总理说他在鞍钢的轧钢车间视察时看到,通红的钢条像飞龙一样窜出来,工人们在现场手拿钳子操作,很不安全。要制定一些规定,使工人在生产时有安全保证。”

这三个规程的前期讨论本来已足够充分,可周总理还是带着大家认认真真,逐条逐款的反复斟酌。其中有一个细节使江涛永难忘怀,那就是当讨论到《工厂安全卫生规程》中有关乙炔发生器与明火的距离和连接胶管的长度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因为焊枪与乙炔发生器连接胶管的长度,是焊工作业时明火与乙炔发生器距离的决定因素,这一因素事关安全与否;正确的思路,应以确保安全的理论距离来决定胶管的长度。但有人单纯地从节约的愿望出发,认为管子的长度有3米就够了。对此,江涛坚持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小于10米绝对不行的意见。江涛的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于是便离席来到江涛身旁,问道:“同志,你是那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在听了江涛的回答后,总理说:“好啊!那你就给大家讲讲为什么需要10米的理由。”江涛说:“理由有两点,第一,乙炔发生器与明火的距离必须在10米以上才能确保安全;第二,乙炔发生器的胶管3米长既不利于操作,又易在操作中发生连接处松动脱落而出事故。”周总理听后点点头,并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纳江涛的意见。江涛感慨地对笔者说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涉及到工人安全与健康的问题时,周总理的态度是何等的严肃、认真!”

 

对作业场所防暑降温的关心

对于作业环境的防暑降温和防冻保暖问题,当时通过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第21条规定,工作地点温度经常高于320C或低于100C,就应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后来由于这个标准定得过高,在具体实施中难以达到,国务院才在1957年10月14日发出通知进行修改,将其改为350C和50C。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国劳动场所防暑降温和防冻保暖的标准。虽然这一要求至今也未能普遍达到,但从中可见我国政府对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健康的重视是一贯的,是高标准的。

就在《工厂安全卫生规程》颁发不久,国务院又发出《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江涛说,这与周总理深入基层企业,掌握真实情况有关。江涛给笔者提供了一叠资料,其中有1977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摘录。江涛指着这段文字说:“195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到某炼钢厂视察。在铸钢车间,他问车间负责人,你们这里温度有多高?回答说有40多度。周总理说:我到过热带地区,那里最高气温也有40多度,可没你们这里热。于是,他对陪同视察的厂长说:你们要关心工人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从此,炼钢厂的降温风扇就多了起来,还为工人们设置了冷气休息室,给当班工人供应冰镇饮料,发放高温保健食品。”据《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记载,到1958年,仅鞍钢的通风机就由948台增至1271台,从加热、轧制到切断的整个生产操作过程,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工人只需坐在远离高温热源,装有通风降温设施的工作台里操纵电钮就行。从整个冶金系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防暑降温工作也都取得了好的成绩,一线工人中暑事故逐年减少。与1953年相比,1956年减少90.2%,1957年减少95%。

 

粉尘危害与“周氏降尘法”

据江涛回忆,在1956年5月25日的那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与“三大规程”同时通过的还有《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江涛说:在讨论这个决定之前,周总理曾收到一封来信,是从山东崂山打石场寄来的。来信说,他们那个采石场,原来有30多人,因患肺病十年八年都死光了。总理看完来信很是心痛,立即把信转给了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李立三,让他调查研究,要求尽快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后来经过调研,很快就以国务院的名义草拟了这个决定。

《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的发布实施,给全国接触各类粉尘的工人带来了福祉。以当时已有70多年开采历史的江西钨矿为例:该矿在1954年收归国有以后,逐步采用机械开采,但仍然是干式作业,即所谓“干打眼”,粉尘对矿工健康危害很大。《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使湿式作业和局部通风成为现实,井下劳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从那以后的20年中,该矿所属11个矿井有9个没有发现新的矽肺病例。由于湿式作业效果显著,周总理要求在全国推广。后来工人们就把湿式作业称为“周氏降尘法”。

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矽尘危害的形势依然严峻。1962年12月中旬,劳动部、卫生部、煤炭部、冶金部、全总等5个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止矽尘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听取了矽尘危害的汇报,认为问题严重,当即指示:“要力争在三五年内解决我国工业企业中矽尘危害问题”。并要求以作业点粉尘浓度已经达到2毫克/立方米的单位为标兵,让其他有矽尘危害的单位向其看齐;各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防尘工作规划,对于所需设备器材,应作妥善安排,必须开支的经费,应当予以解决;各有关部门都应有人管理此事。

1963年2月,周总理决定在原计划基础上,追加1300万元的专款,总额达到4600万元。集中解决矽尘危害严重的有色金属矿山、煤矿、化学矿山、玻璃制造、石粉加工、耐火材料、陶瓷等232个企业的防尘问题。1965年10月,第五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在大连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周总理“要力争在三五年内解决我国工业企业中矽尘危害问题”的指示精神。会议要求在矿山全面推行湿式凿岩、喷雾洒水等综合防尘措施;在机械铸造行业,推行大连机车厂水爆清砂法;在陶瓷行业推广水磨石英等防尘技术。

当时全国有9400多个企业的5万多个矽尘作业点采取了综合防尘措施。据有关部门对6020个企业的3.97万个尘点调查,矽尘浓度降至10毫克/立方米的作业点占40%,其中降到2毫克/立方米的占24.2%。国有煤矿基本都采取了湿式凿岩。煤炭部所属煤矿的2087个全岩、半煤岩掘进工作面采取湿式凿岩的,由1962年的16%增加到1965年的94.2%。冶金部所属金属矿山在推行湿式凿岩的基础上,还采取综合防尘措施,在67个有色金属矿中,到1965年已有66.2%的矽尘作业点矽尘浓度降到2毫克/立方米。

 

劳动者永久的怀念

从江涛给笔者提供的个人资料和文献中可见,周总理对劳动者职业安全的重视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中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更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建国以来,无论是职业安全的大政方针,还是某些方面的具体作法,都彰显着周总理的高瞻远瞩和人本理念。他把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化为经济建设的领导实践;他在百忙之中念念不忘厂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他走到哪里,就把对劳动者安全健康的关怀带到哪里——

1954年9月23日,周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他还说:“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

1955年4月25日,天津一家棉纺厂发生锅炉爆炸事故。针对普遍存在的锅炉安全问题,周总理指示劳动部,参照国际惯例,设置专门机构,把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安全管起来。从1956年起,各地劳动部门开始设立锅炉压力容器专管机构。此前,锅炉安全检验由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机构进行。

1956年3月的一天,在鞍钢烧结总厂的烧结机旁,周总理和工人们亲切握手,并指示说:“这地方除尘不好,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搞好除尘,提高工人同志的身体素质。”傍晚,周总理到家属区看望工人,在工人老杨家听说他正在休息,便马上折身出来,悄声说:“不要惊动他,工人生产很辛苦,不能耽误他休息,休息不好要出事故的。”1957年2月27日,周总理到重钢视察,看到人工抬钢板的情景,说:“人工抬钢板,又笨重,又危险,一定要多搞机械化,把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注意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958年4月,周总理来到了沸腾的三门峡建设工地,在听取灌浆工人劳动条件的情况介绍时,当面指示工程负责人要注意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事后,总理批示,要求组织调查,解决水电工人的职业病问题。1958年6月26日,周总理在密云水库工地对指挥部负责同志说,民工们每天劳动12个小时,休息时间太少,要三班倒才能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在总理亲切关怀和指示下,水库指挥部立即采取措施,又抽调3万民工进行三班倒,既使民工做到了劳逸结合,又加快了工程进度。

1959年6月6日,周总理在河北井陉煤矿视察,和大家一起讨论煤矿的安全采掘问题,他说:煤矿生产要经常讲安全,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使每个职工都重视安全生产。针对如何认识安全和生产的关系,他说:“在煤矿,安全是主要的,生产和安全发生矛盾时,生产要服从安全。”在一块黑板报前,周总理对大家说:黑板报要表扬安全生产的好人好事。

1960年,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触礁沉没,周总理对当时的交通部长说:你们搞海运的,也要“安全第一”。周总理这样说,是因为早在1957年,他给中国民航的题词里就有“安全第一”这四个字。后来,“安全第一”就成了各行各业安全工作的指导方针。“文革”期间,有人借“安全第一”生事,周总理针锋相对,作了坚决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在伟人仙逝26年后的2002年,“安全第一”写进了《安全生产法》,成为我国安全工作的法定方针;如今,以人为本、安全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又为搞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拓宽了道路。我们要倍加珍惜、坚定信心、努力工作,以告慰伟人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