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8日，是伟人周恩来逝世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周恩来总理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的关怀，一直被人们广为传颂，尤其是他在病中对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多发的牵挂，激励了很多人不懈地为战胜职业危害去奋斗——1975年2月5日，刚刚作完肿瘤切除手术，还没有下手术台的周总理，就把北京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叫到跟前，对她说：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很高；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亲自主持三大规程的讨论
从1953年到1957年，是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制建设的起步阶段。这期间，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中央政府制定了包括《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习称“三大规程”）在内的300多种安全法规。1963年3月30日，国务院在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企业安全管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颁布《关于加强企业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习称“五项规定”）。该规定要求企业建立以安全责任制为中心的安全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的安全行为，推动了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开展，促进了“三大规程”的落实，为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提供了更明确的法规依据。
“三大规程”，是新中国安全法规的开山之作。10年前，笔者在采访我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老前辈，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劳动保护部部长江涛老人时，曾听他说，当年“三大规程”的出台，有一段少有人知的幕后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伟人周恩来。
1956年5月25日下午，江涛作为全总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参加了国务院正在召开的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江涛说：“那天的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主要内容是讨论‘三大规程’。讨论前，在讲到制定这几个规程的意义时，周总理说他在鞍钢的轧钢车间视察时看到，通红的钢条像飞龙一样窜出来，工人们在现场手拿钳子操作，很不安全。要制定一些规定，使工人在生产时有安全保证。”
这三个规程的前期讨论本来已足够充分，可周总理还是带着大家认认真真，逐条逐款的反复斟酌。其中有一个细节使江涛永难忘怀，那就是当讨论到《工厂安全卫生规程》中有关乙炔发生器与明火的距离和连接胶管的长度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因为焊枪与乙炔发生器连接胶管的长度，是焊工作业时明火与乙炔发生器距离的决定因素，这一因素事关安全与否；正确的思路，应以确保安全的理论距离来决定胶管的长度。但有人单纯地从节约的愿望出发，认为管子的长度有3米就够了。对此，江涛坚持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小于10米绝对不行的意见。江涛的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于是便离席来到江涛身旁，问道：“同志，你是那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在听了江涛的回答后，总理说：“好啊！那你就给大家讲讲为什么需要10米的理由。”江涛说：“理由有两点，第一，乙炔发生器与明火的距离必须在10米以上才能确保安全；第二，乙炔发生器的胶管3米长既不利于操作，又易在操作中发生连接处松动脱落而出事故。”周总理听后点点头，并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纳江涛的意见。江涛感慨地对笔者说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在涉及到工人安全与健康的问题时，周总理的态度是何等的严肃、认真！”
对作业场所防暑降温的关心
对于作业环境的防暑降温和防冻保暖问题，当时通过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第21条规定，工作地点温度经常高于320C或低于100C，就应采取措施降温或保暖。后来由于这个标准定得过高，在具体实施中难以达到，国务院才在1957年10月14日发出通知进行修改，将其改为350C和50C。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国劳动场所防暑降温和防冻保暖的标准。虽然这一要求至今也未能普遍达到，但从中可见我国政府对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健康的重视是一贯的，是高标准的。
就在《工厂安全卫生规程》颁发不久，国务院又发出《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江涛说，这与周总理深入基层企业，掌握真实情况有关。江涛给笔者提供了一叠资料，其中有1977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摘录。江涛指着这段文字说：“195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到某炼钢厂视察。在铸钢车间，他问车间负责人，你们这里温度有多高？回答说有40多度。周总理说：我到过热带地区，那里最高气温也有40多度，可没你们这里热。于是，他对陪同视察的厂长说：你们要关心工人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从此，炼钢厂的降温风扇就多了起来，还为工人们设置了冷气休息室，给当班工人供应冰镇饮料，发放高温保健食品。”据《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记载，到1958年，仅鞍钢的通风机就由948台增至1271台，从加热、轧制到切断的整个生产操作过程，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工人只需坐在远离高温热源，装有通风降温设施的工作台里操纵电钮就行。从整个冶金系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防暑降温工作也都取得了好的成绩，一线工人中暑事故逐年减少。与1953年相比，1956年减少90.2%，1957年减少95%。
粉尘危害与“周氏降尘法”
据江涛回忆，在1956年5月25日的那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与“三大规程”同时通过的还有《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江涛说：在讨论这个决定之前，周总理曾收到一封来信，是从山东崂山打石场寄来的。来信说，他们那个采石场，原来有30多人，因患肺病十年八年都死光了。总理看完来信很是心痛，立即把信转给了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李立三，让他调查研究，要求尽快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后来经过调研，很快就以国务院的名义草拟了这个决定。
《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的发布实施，给全国接触各类粉尘的工人带来了福祉。以当时已有70多年开采历史的江西钨矿为例：该矿在1954年收归国有以后，逐步采用机械开采，但仍然是干式作业，即所谓“干打眼”，粉尘对矿工健康危害很大。《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使湿式作业和局部通风成为现实，井下劳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从那以后的20年中，该矿所属11个矿井有9个没有发现新的矽肺病例。由于湿式作业效果显著，周总理要求在全国推广。后来工人们就把湿式作业称为“周氏降尘法”。
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矽尘危害的形势依然严峻。1962年12月中旬，劳动部、卫生部、煤炭部、冶金部、全总等5个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止矽尘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听取了矽尘危害的汇报，认为问题严重，当即指示：“要力争在三五年内解决我国工业企业中矽尘危害问题”。并要求以作业点粉尘浓度已经达到2毫克/立方米的单位为标兵，让其他有矽尘危害的单位向其看齐；各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防尘工作规划，对于所需设备器材，应作妥善安排，必须开支的经费，应当予以解决；各有关部门都应有人管理此事。
1963年2月，周总理决定在原计划基础上，追加1300万元的专款，总额达到4600万元。集中解决矽尘危害严重的有色金属矿山、煤矿、化学矿山、玻璃制造、石粉加工、耐火材料、陶瓷等232个企业的防尘问题。1965年10月，第五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在大连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周总理“要力争在三五年内解决我国工业企业中矽尘危害问题”的指示精神。会议要求在矿山全面推行湿式凿岩、喷雾洒水等综合防尘措施；在机械铸造行业，推行大连机车厂水爆清砂法；在陶瓷行业推广水磨石英等防尘技术。
当时全国有9400多个企业的5万多个矽尘作业点采取了综合防尘措施。据有关部门对6020个企业的3.97万个尘点调查，矽尘浓度降至10毫克/立方米的作业点占40%，其中降到2毫克/立方米的占24.2%。国有煤矿基本都采取了湿式凿岩。煤炭部所属煤矿的2087个全岩、半煤岩掘进工作面采取湿式凿岩的，由1962年的16%增加到1965年的94.2%。冶金部所属金属矿山在推行湿式凿岩的基础上，还采取综合防尘措施，在67个有色金属矿中，到1965年已有66.2%的矽尘作业点矽尘浓度降到2毫克/立方米。
劳动者永久的怀念
从江涛给笔者提供的个人资料和文献中可见，周总理对劳动者职业安全的重视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中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更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建国以来，无论是职业安全的大政方针，还是某些方面的具体作法，都彰显着周总理的高瞻远瞩和人本理念。他把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化为经济建设的领导实践；他在百忙之中念念不忘厂矿企业的安全生产；他走到哪里，就把对劳动者安全健康的关怀带到哪里——
1954年9月23日，周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他还说：“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
1955年4月25日，天津一家棉纺厂发生锅炉爆炸事故。针对普遍存在的锅炉安全问题，周总理指示劳动部，参照国际惯例，设置专门机构，把锅炉和压力容器的安全管起来。从1956年起，各地劳动部门开始设立锅炉压力容器专管机构。此前，锅炉安全检验由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机构进行。
1956年3月的一天，在鞍钢烧结总厂的烧结机旁，周总理和工人们亲切握手，并指示说：“这地方除尘不好，影响工人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搞好除尘，提高工人同志的身体素质。”傍晚，周总理到家属区看望工人，在工人老杨家听说他正在休息，便马上折身出来，悄声说：“不要惊动他，工人生产很辛苦，不能耽误他休息，休息不好要出事故的。”1957年2月27日，周总理到重钢视察，看到人工抬钢板的情景，说：“人工抬钢板，又笨重，又危险，一定要多搞机械化，把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注意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958年4月，周总理来到了沸腾的三门峡建设工地，在听取灌浆工人劳动条件的情况介绍时，当面指示工程负责人要注意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事后，总理批示，要求组织调查，解决水电工人的职业病问题。1958年6月26日，周总理在密云水库工地对指挥部负责同志说，民工们每天劳动12个小时，休息时间太少，要三班倒才能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在总理亲切关怀和指示下，水库指挥部立即采取措施，又抽调3万民工进行三班倒，既使民工做到了劳逸结合，又加快了工程进度。
1959年6月6日，周总理在河北井陉煤矿视察，和大家一起讨论煤矿的安全采掘问题，他说：煤矿生产要经常讲安全，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使每个职工都重视安全生产。针对如何认识安全和生产的关系，他说：“在煤矿，安全是主要的，生产和安全发生矛盾时，生产要服从安全。”在一块黑板报前，周总理对大家说：黑板报要表扬安全生产的好人好事。
1960年，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触礁沉没，周总理对当时的交通部长说：你们搞海运的，也要“安全第一”。周总理这样说，是因为早在1957年，他给中国民航的题词里就有“安全第一”这四个字。后来，“安全第一”就成了各行各业安全工作的指导方针。“文革”期间，有人借“安全第一”生事，周总理针锋相对，作了坚决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在伟人仙逝26年后的2002年，“安全第一”写进了《安全生产法》，成为我国安全工作的法定方针；如今，以人为本、安全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又为搞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拓宽了道路。我们要倍加珍惜、坚定信心、努力工作，以告慰伟人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