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
刘潜，1933年10月出生，山东省沂水县人，原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具体组建人之一，曾任该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常务理事、专职副秘书长，第三届副理事长。现任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原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顾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首都经贸大学等6所院校的兼职教授。
曾以“安全科学开创者和倡导者”的称号于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于1996年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刘潜的学术成就，主要是提出了安全科学，争得了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地位，创建了我国安全学科理论及其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模型，为安全系统学派的形成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1 “我能干成这事儿，有几个老根儿”
“要采访我?你要先看看批评我的文章，这样，你才能全面了解我这个人。”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72岁的刘潜老人一边回答，一边站起身来，从客厅的书架上找出了一本发黄的小册子，递给记者。
“你看，这些文章都是当年江涛(时任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写的。这篇《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实质是什么?》说我是讲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对我进行了批驳。”
说到这儿，刘老合上书，抬起头来，感慨地说：“不过，我现在认为，江涛对安全科学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从对立面上帮我认清了安全科学，也帮我宣传了这个理论，我真的很感激他。”
在采访中，刘老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两个人名，并随后作出“他很有远见”“他对我帮助很大”之类的点评。虽然刘老已是72岁的老人，但思路依然清晰、严谨，书柜上、写字台上甚至餐桌上的书，随时都会被抽出来，作为他阐述观念的佐证。
刘潜，中国安全科学的开创者和倡导者。对这样的人生评语，刘老颇感欣慰，他说：“一个新理论往往会在一个领域里产生一场革命，而开创者往往没什么好下场，他的价值起码要在两代人之后才能得。 到承认。1927年就有了科学学理论，1939年英国的贝尔纳写出奠基性著作，而他的价值直到1964年才得到承认，还有美国的默顿也是如此。现在，我的理论得到国家和科学界的确认，但在安全界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不过，我现在已经比较乐观了，我的弟子或许还有你们，会把我的理论继续发扬下去。”
的确，在安全科学的建设上，刘老就像一个执着的拓荒者，在这个领域坚守了27年，不言退，不言休。安全科学从无到有，从羽翼渐丰到茁壮成长，每一步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或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安全科学已经融入他的血脉。
在刘老看来，他和安全科学结缘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我能干成这事儿，有几个老根儿”。
我要报恩，当然是报老百姓的恩
“一生常耻为身谋，恬澹无私心自清。”刘老指着客厅挂着的一幅发黄的条幅说，“这是我父亲刘力子传给我的。我这一生，家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的曾曾祖父是个开明地主，给人看病，没钱的可以赊药；我的祖父资助他兄弟当上律师，在济南城里帮穷人打官司，我这位伯祖父在解放后当上了山东省副省长；我的父亲是《大众日报》创始人之一。因此，从我的父辈们来说，他们始终站在社会的最前沿。我父亲告诉我，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应该做个进步的人。1947年，我就随中共山东分局赴东北局干部队，到东北参加工作。”
这样的家庭传统奠定了刘潜一生追求进步的思想，而报恩的想法则始于残酷的抗日战争。刘老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段往事。
“1942年，我就进了中共山东分局干部子弟小学住读，过着供给制生活；我们的吃穿供应离不开老百姓。1943年，日本鬼子扫荡山东滨海解放区，我们这些孩子经常要躲到老乡家里。我那时刚10岁，借住在一位50多岁的房东家，他总是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留给我。有一回，他们把我藏在夹墙里，才逃过了鬼子的扫荡，这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说，我要报恩，报谁的恩?当然是报老百姓的恩。”
系统，这是个灵魂问题
1954年，刘潜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1955年，赴前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电工学院雷达专业学习。
如果从刘潜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所学的雷达专业看上去有些“学非所用”。对此，刘老并不这样认为。
“两者看上去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从雷达专业知识学习中，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系统’这两个字的含义。雷达是最典型的系统专业，从信号发射到返回，这个过程是一个完整系统，一丝的偏差都不允许。这是个灵魂问题。”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刘老常常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来比喻他试办中国安全科学专业研究生教育那段经历。这也是他无意中第一次真正和安全科学“牵手”。
1960年，刘潜留苏回国，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助教。1964年，他调离北大，到原劳动部劳动保护研究所(以下简称劳保所)机电安全研究组任技术员、副组长。1978年，劳保所决定创办研究生教育，刘潜承担了“教务员”的角色。
“研究所创办研究生教育，受苦受累的是教务员。从教学计划、课程组织到培养目标，都是我定。有的导师没有当过教员，我还要跟他们说，你该怎么怎么做。学生录取后，我还给他们上了30个学时的‘如何当研究生’这门课。”工作还算得心应手，这得益于5年的留苏经历和4年的北大教学生涯。
工作虽然没名没利，刘潜却乐此不疲。由于当时劳保所招生是从“噪声控制、工业防尘、工业防毒、电气安全、个体防护和情报信息”6个专业方向规划，刘潜为了请到相关专业的专家来授课，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各大高校。不知不觉中，他开始了构建安全科学这门学科的最基础工作——调查摸底，在一定程度上，对相关专业的建设情况有了宏观把握。
就事论事，解决不了整体问题
1979年，劳保所招收了4名研究生，掀开了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页。在刘潜办学过程中，他发现在普通高校中，只有原北京经济学院劳动保护系(现为首都经贸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设有“工业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技术”两个本科专业，惟一的研究生教育设在劳保所，当初的学生还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属于半路出家。这个劳动保护系中的工业卫生技术专业，在他看来， “都是就事论事，这样发展下去，解决不了整体问题”。
如何从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劳动保护?刘潜认为，产生这样的思想飞跃离不开当时开放的社会环境。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真正开始了。1979年到1980年，钱学森带头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系列的科学学知识讲座，科学思想蓬勃发展，每个星期天都有科学沙龙。当时钱学森的《论系统工程》，还有《茅以升文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认识到，我必须从科学哲学思想、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科学学的内容和框架中吸取营养，扩大我所在的领域。”
刘潜认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把它推到科学的高度，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迫切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安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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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是被一步步逼上去的”
安全科学理论的逐步形成和丰富，用刘老的话来说，“是被一步步逼上去的”。
安全，到底能不能成为科学
刘潜说，刚开始办研究生教育时，想法很简单，只是觉得这个领域需要科学技术去支撑，而科学技术离不开人才，所以要办教育。可是办了以后发现问题来了。198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招生单位呈报学科、专业名称。
要报，不可能是6个专业的名字，必须把这6个专业捏到一起，把它们归到一个领域。这就要抓住共性的东西，那就是从安全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大家已经认识到安全与卫生的关系以及安全的广义与狭义之分。为了实现从狭义向广义过渡，就采用了“安全技术与工程学”学科名称， “现在看来这个名称真是不伦不类”，刘潜评价道。
果不其然，虽然1981年劳保所获得了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但是到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取消了“安全技术与工程学”学科、专业，将其并入采矿工程(含安全技术)。
“其实，在这之前，我曾提醒有关部门领导，可是没有引起重视。取消后，原劳动人事部领导受到极大震动，对我更是一种推动。”刘潜说。除了对这个学科名称一直耿耿于怀外，刘老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安全到底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对此，刘老承认，“心里没底儿”。
但是创办研究生教育的成功实践给了他信心。从1981年着手研究劳动保护和安全学科科学理论关系开始，刘潜踏上了一条探索之路，并为之痴迷了20多年。
为了说明自己，也为了说服别人，刘潜开始了探索之旅。
给学科戴合适“帽子”，费尽周折
从解放后提倡了30多年的劳动保护，到1984年用安全取而代之，标志着安企科学正式在我国诞生，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刘潜用4个阶段性成果完成了从“此岸”到“彼岸”的过渡。
1982年，刘潜受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筹委会委托，起草发表了《关于建立劳动保护的学科专业体系的意见》，首次提出劳动保护是跨门类综合性横断科学；
1982年，为了给学会的成立提供专业理论基础，刘潜又发表了《劳动保护科学及其学科、专业建设——科学学问题》，从科学学角度阐述劳动保护科学及其学科、专业建设等问题；
1984年，为学会加入中国科协寻找科学理论依据，刘潜完成了“安全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和“安全专业设置方案”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用安全科学取代劳动保护科学；
1985年，发表了《从劳动保护工作到安全科学(之一)——发展状况和几个基本概念问题》与《从劳动保护工作到安全科学(之二)——关于创建安全科学的问题》，对创建安全科学学科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述，明确了劳动保护和安全二者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所能发挥的作用或功能，并正式提出了安全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框架。
安全科学学科名称的确立，用刘老的话就是， “以任务带学科”的结果，创办研究生教育，要给学科戴上合适的“帽子”；学会创立和加入科协，要说出它的科学“根基”。就这样，刘潜的理论在一次次的论证中得到升华。
钱学森的回信，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刘潜的记忆中，念念不忘的一个人就是钱学森。对于后者的帮助，刘潜的评价是： “‘安全科学’产生的转折点。”
1984年，刘潜代表原劳动人事部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工科本科通用专业目录》审定会，为了争取将“安全技术”专业名称改为“安全工程”，他鼓起勇气找到了参会领导钱学森先生。没想到钱学森热情地让他到自己的房间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交流。刘潜呈上了自己的论文《劳动保护科学及其学科、专业建设——科学学问题》。
让刘老颇感意外的是，过了一个星期，钱学森先生竟然寄来了亲笔信，谈了他对论文的看法。他说： “既然提到了科学学的高度，就得实事求是，讲学科本身的内在联系。我们决不能搞部门所有制，强行把当今归劳动人事部管辖的业务，建立成一门科学或一个学科体系。我认为劳动保护工作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第一，劳动生产设备及其体系是安全运转，不出爆炸，不出火灾等；第二，生产设备与人如何做到高效能的安全生产，这就涉及劳动者——人，也就联系到人的生理和心理……”
对钱老的批评，刘潜并不感到心慌，反而觉得豁然开朗，因为钱老批评的恰恰就是方向性问题。的确，劳动保护是工作、是政策、是事业，它本身并不能构成一门科学学科的名称，只有以“安全科学”作为学科名称，才能更准确地概括这门学科的本质。
在刘潜的积极探索下，安全科学的“眉目”越来越清晰， “躯体”越来越“丰满”，这一成果带来的现实收益就是，成立于1983年的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终于在两年之后找到了科学的“落脚点”，加入了中国科协。
我抓住了它的同类：管理和环境
安全科学技术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对此，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先生曾这样评价：……实现以“安全科学技术”为名列为该标准的一级学科，为在学科分类中打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线，设置“环境、安全、管理”综合科学，从而为在世界科学学科分类史上取得突破，作出了贡献。
在这贡献背后，是刘老的执着努力。1988年，我国开始组织制定“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刘潜依据自己的“三要素四因素”(见注释)理论，对这门学科的地位进行论证，他发表了《一个发展中的交叉科学领域——安全科学》，提出了安全科学技术学科体系标准框架，并阐述了安全科学与环境科学、管理科学同属综合性科学学科的观念。
对此，刘潜不无得意地说： “我抓住了它的同类：环境和管理，都是同一个类型，而且我找到了科学依据，他们能列为一级学科，我们当然也能。”
注：刘潜的主要理论之一。他认为安全内部的基本构造是由人(主体)、物(客体)、人与物(关系)3个要素组成的；构成安全科学学科的4个纵向分支学科的是安全人体学(体现人的因素)、安全设备学(体现物的因素)、安全社会学(体现人与物关系的因素)、安全系统学(体现三要素内在联系的因素)。
库克曼说，这就是中国的安全科学
在第二次世界安全科学大会上的经历，为刘潜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让广大安全生产工作者有自己学术交流的阵地和平台，1991年1月20日，学会主办了《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刘老负责创建并且担任主编。
1993年，第二次世界安全科学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刘老带团出席，并将一本《中国安全科学学报》送给了大会发起人、德国学者库克曼。出人意料的是，库克曼先生激动地在主席台上高举着这本学报说：“这就是中国的安全科学。”这件事让刘老感到很兴奋。在他看来，我国的安全科学终于得到了国外同行的认可。
为了安全科学，扮演“说明者”的角色
为了安全科学，刘潜认为，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在扮演“宣传员”或是“说服者”的角色。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刘老和同行隋鹏程教授(我国著名的安全新学科的奠基人和安全软件科学的开拓者)积极协助科技情报研究人员研究劳动保护、安全科技图书资料分类问题。由于我国的图书分类是按照英文的26个字母排序分类，空间非常小，要想让安全占据一席之地，关键是要说服图书资料分类专家认识到安全科学的重要地位。
经过一番努力，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和环境科学终于在《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三版)中被列为一级类目“x”类，并在第四版中又名正言顺地更改为“安全科学”。安全科学在《分类法》中从无到有，最终跻身于一级类目。在刘潜的心目中，安全科学就是靠着这些点滴进步，不断地走向成熟。
安全生产人员，这种提法太含糊
“我不同意安全生产人员这种提法，这太含糊，没有定位。安全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工程来实施，所以应当叫做安全工程技术人员。”为此，他专程买了一本厚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来验证他的观点。
长期以来，安全工程技术人员的位置没有得到明确，一到评职称时，往往东挂西靠。1992年，刘潜率先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安全工程师职称制度的建议，在原劳动部和同行的支持下，终于在1997年，使安全工程师在工程技术职称系列中有了单独的职称位置。
“我了解到，国外都叫工业工程师，安全工程师只是其中的一种，国外没有单列，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因为我们找到了理论依据。”刘老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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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相信—个人，要相信一个学说”
“现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安全科学了，坏事是，我的身体吃不消了。”刘老感叹道。
的确，已与寂寞相伴多年的刘老，其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对此，刘老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反而流露出一丝担忧。
“20多年来，我们在科学界获得的一系列的位置，把它们争来到底有什么用?目的是什么?我现在经常反思这个问题。我觉得关键是，要让大家掌握在这些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可是，现在有些人太浮躁了!”
虽然一辈子从事安全科学理论的研究，但刘老的视线并没有只局限在书斋里，他的话题时不时落到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上。
“现在安全和生产成了两张皮，事故必然就多。”刘老摊开手掌，又握上，接着说， “你看，安全和生产的关系就像我们的一只手，手心抓东西，在生产，那么手背在干吗?在保证这个过程。我们能不能说要手心不要手背呢?不可能。企业的安全和生产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对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刘老评价颇高。他说：“李局长上任最大一个变化就是，把国家对企业的压力都用上了，如何把这些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动力，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刘老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属于第三次“废物利用”阶段，不久前，他又接受了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立“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论证工作。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刘潜说：“我大半辈子追求的只有一件事儿：安全的科学。”
一路走过来，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这些思想的开拓者、布道者和殉难者为他找到信念上的支持。他说：“是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相信一个人，要相信一个学说，因为我也是这个学说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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