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抗击SARS的成功经验，使不少人联想到事故预防。但事故毕竟不同于瘟疫，事故对生命的摧残不指向一切人，在剥夺人的生命时，它分人、认人，于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事故带来的恐惧和痛苦；因此，事故也就不像瘟疫那样受到所有人的重视。但事故不是瘟疫却猛于瘟疫，危害远比SARS严重得多！
长期以来，事故在我国恣意猖獗，就因为它不是瘟疫。近年来，各类事故每天夺走近400条生命，比SARS半年致死的总数还多！每天因事故受伤的人数超过5000，相当于SARS确诊病例的全部！国家安监局公布的2002年伤亡数字显示，事故死亡人数占人身伤害事故总数的12.99%。而肆虐半年之久的SARS，在我国大陆的确诊病例是5300多例，死亡率仅为6%。历史上发生过的特大事故，如大同矿务局“5.9”矿难死亡682人，克拉玛依友谊馆“12.8”火灾死亡325人，洛阳东都商厦“12.25”火灾死亡309人，每一次的死亡人数都不比 SARS在全国逞威半年之久致死的人数逊色。辽宁阜新歌舞厅大火、烟台海域大舜轮翻沉，死亡人数都接近这次SARS的死亡人数。
1.“让领导们先走”
1994年12月8日傍晚，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两基”教育汇报演出现场发生特大火灾，造成325人死亡，136人烧伤！死者中有288人是学生，其中独生子女占98%。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留下了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留下了成年女人细若笔杆的鞋跟踩下的血洞！据目击者称，一个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被卡车运往殡仪馆时，肠子还拖在地上……
由于舞台纱幕距离舞台光柱灯仅23厘米，不符合安全要求，纱幕被上千度的高温烤燃，酿成大火。而偌大一个友谊馆仅有一个出口，其余通道全被防盗栅栏和卷闸门封死。
当时在友谊馆参加活动的有该市15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及教职员工796人，有自治区教委“两基”教育验收团的25人和克拉玛依市20多名副处以上的官员。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20几位大小官员，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当时他们都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离惟一的逃生之门最远，可他们中大多数人却最先逃出，出来后一个个还都衣冠楚楚！
据一名被老师举上窗台逃生的五年级男生回忆，当他解完手回到剧场里，场内已是另一番情景：“我抬头一看舞台，无数的火花往下掉，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不要乱、不要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一位在火灾中带出12名学生、自己却失去了已上五年级的儿子的舞蹈教师说：“当时市教委的一位领导，举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
作为在场的最高长官、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方天录，从塞满孩子的唯一出口出去后，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市教委一名党委副书记，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钻进了男厕所，又凭着成年人的力气把往厕所里挤的孩子们拒之门外；十多名市局领导，没人出面维持秩序，没人向被大火包围的孩子们伸出救援之手！
2.无论谁，生命一样宝贵
过去曾有过《老子当省长，儿子下矿井》的报道，现在难见如此情形了。许多握有权柄的人千方百计让亲属避开危险岗位，这样，权力阶层与生产性人身伤害事故之间就割断了感情联系。那些处在权力当中的人，在态度上常常会把事故当故事听，不可能像对待“视人人为平等”的SARS那样，处理起来动真情、讲实效。
有些权贵的子女进不了政府机关，他们就利用关系网把子女安排到效益好的企业，那怕是阿斗也要占据无危无险收入又高的岗位。更有甚者，把子女的名挂在企业领工资，挂名者连工厂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类似情况虽使企业苦不堪言，但也有利可图，此乃不言而喻的公开秘密。
领导利用职权把配偶或子女从危险岗位调走，从个人情理角度而言，本无可厚非，但殊不知，领导们这样做便会减弱自己对企业危险部位和危险岗位的忧虑，影响对企业的安全决策。某大型企业一副总，任职不久，便将在生产一线的亲属一个个调离。这说明，许多经营者不是没有安全意识，不是不懂事故的危害，他们所以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得有些冷漠和麻木，是因为事故伤害不到自己的亲属！亲人的调离，使得“重生产、轻生命”没了后顾之忧。这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为什么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一原因一直没人道破。
古语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握有公权的人应是这方面的表率。
3.“指标管理”
对生产事故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实行指标管理，是件“奇怪”的事。它贬低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是一种把人视为类的存在的不尊重人权又违背《安全生产法》的做法，而我们对此却习以为常。指标是“上面的人”制定的，它所表达的是类中的少数，易将公众导入“死几个人是正常的，社会生活照样进行”的认识误区。在误区里面，个体生命百分之百丧失了，却又百分之百地与指标制定者无关。
笔者曾在一个有关安全生产的高层次委员会上看到，各方负责人都纷纷为提高本辖区、本系统的死亡指标而据理力争。可见，我们的安全工作只对生产安全负责，生命安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参加会议者都是各地、各行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对安全的认识一个比一个透彻，也许正因为如此，事故才被允许了。现在媒体公开报道的事故，几乎每一起都与“三违”有关，而“三违”者又多是受害者，他们中80%以上是缺少文化、为满足简单生活而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跟指标下达者毫不沾亲带故。试想，如果指标制定者有亲属在危险岗位工作，那他决不会有旁观者的那份轻松。
指标对事故的允许性，固化了某些人不负责任、不吸取教训的心态，且不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和安全生产的法律规章。但至今，指标管理仍是不少地方舍不得丢掉的陈规陋习。
S省去年给全省煤炭行业下达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死亡控制指标——400人。今年L省煤炭行业的死亡指标控制在245人以内，力争控制在222人以内，而且对这一指标作了具体分配：省属国有重点煤矿控制在65人以内，市县国有矿控制在25人以内，乡镇矿控制在115人以内。A省今年给煤炭行业下达的指标是，全年死亡人数控制在110人以内，可5月13日的一次煤矿爆炸事故，就死了86人。现在各地均把近年来全国能统计到的事故死亡人数与人口总数之比作为本地的控制指标。去年华东某省一位副省长在接受“安全生产万里行”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力争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万分之一以下。笔者查了一下该省的人口总数，这一比例意味着7000人的生命将被置于安全保障范围之外。
另有一些省份指标下得十分巧妙，或曰不突破上年指标，或曰比上年下降多少个百分点。但若细心一算，什么都一目了然。这些指标都可演算为自然数，从中可见数量极大的个体生命被冷漠地忽视了。
4.“与时俱进”和“背时倒退”
上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安全生产的最好时期，安全投入占GDP的1%以上；90年代，安全投入占GDP的0.7个百分点，现而今只占0.4个百分点，若与发达国家的3.3个百分点相比，差距很大。这次抗击SARS，仅中央财政就拿出近60个亿，全国用于农村防SARS的钱也达45亿；同时国家还决定投资80亿元，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与之相比，上世纪90年代，我们却因950多项国家级重大事故隐患的60亿治理预算而大为犯难。
安全投入不足，恶果随之而来。鸡西 “6.20”大矿难显而易见是安全欠账太多：鸡西矿业公司安全欠账1.46亿元，整个公司井下自救器的缺口占一半以上，城子河矿下井人员3人一台自救器；在“一通三防”方面,40%的高沼矿井没有健全瓦斯排放系统,部分瓦斯检测器不完善、不灵敏、不可靠。山西省杏儿沟“8.11”瓦斯爆炸事故，也暴露出安全投入不足的问题，井下作业人员甚至没有自救器！
据压风呼吸器发明者、74岁高龄的高级工程师曾世麟讲，原煤炭部曾对锚喷支护作业作出规定：不使用压风呼吸器，就是违章作业。然而这项规定最终也没得到落实。原煤炭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赵全福也说：“经过多年来的推广实践与验证，国际上迄今能使喷浆工呼吸的空气粉尘达到卫生标准又切合实用的劳保装备，独一无二的，就是隔绝式压风呼吸器。”可这项适合国情且优质廉价、使用方便的“中国创造”，至今也没能普及；原因之一，与安全投入存在的问题不无相关。
某从事危险品生产的国企曾连续发生严重的液氨泄漏事故。企业经营者发现救援设施的陈旧落后已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便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强调要更新防护器材和救援设备，以增强应急能力，要求有关部门立即打报告、造预算，列出购置清单上报。可等有关部门报告打了，预算造了，清单也开了，却迟迟不见同意购买的批复。有的企业一旦经营受挫，效益下滑，便以增收节支为由，削减按规定应为从业人员购置劳保用品的经费。某厂一次性减少劳保保健物品的采购数量，折合人民币就达百万元，占整个预算的一半以上，而厂领导出国的计划却雷打不动。
5.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医护人员穿隔离服为SARS病人治病，这不仅是自我保护，也是一项强制性要求。但从事井下、隧道开掘、石材打磨等作业的工人，他们对危害知之甚少，也没人告知危害并强制要求他们穿防护服或戴防尘口罩。7月初的一天，笔者在太平湖市场北侧河道工程施工现场，看见几个民工聚在一起打磨砌在河堤上沿作装饰用的花岗石，其中两个民工居然一左一右打磨同一块石头。下风向毫无防备的民工头上落满了石尘，面部除了眼球一片灰白，眉毛、嘴唇都被石尘覆盖。如此作业，民工健康哪有保障！但这样的危害只针对作业者本人，不会殃及其他人，所以无人重视。即使像浙江泰顺218名民工，在沈本高速公路吴家岭隧道的开挖施工中患上矽肺病，也仅218人而已，甚至仅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统计数字而已。这些人都是地位低下的民工，在有些人眼中实在无足轻重。
《春城晚报》1999年10月27日刊登了一则消息：“我国的云南省个旧地区为世界肺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早在1976年初，周总理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要尽早消除云锡肺癌！”据云南省科技厅提供的数字，自1954年1月至2002年12月，云锡公司职工发生肺癌3149例，死亡3024例。肺癌病例中矿工2643例，占病例总数的84%。
2002年3月2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了河北省高碑店民工因苯中毒死亡的事件。调查发现，民工们在通风不畅的作坊里徒手刷胶制作箱包，干上半年老板就让走人。这种用工形式是该市箱包加工作坊的共同特点，目的是避免长期接触苯的民工在作业现场发病。高碑店市有2099个箱包加工作坊，当时的从业民工达13564人，外地民工11491人。触目惊心的是，直接从事有毒有害刷胶作业的未成年工多达4770人，多为花季少女，其中还有24名童工。
今年18岁的四川姑娘张敏和罗丽群，2000年12月到成都一家制作箱包的“三无作坊”打工，因在作业中使用含有苯、甲苯和二甲苯的粘合剂，于2002年4 月被医院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遗憾的是，她俩同业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能确定患病时间，无法定为职业病。可怜花季少女，只好回乡坐待。
据卫生部统计，2002年全国报告各类职业病病例14821例，比2001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2年，我国职业病新增病例增长率连续3年都超过10%。有报道说，中国职业性伤害相当严重，仅矽肺病发病人数就占职业病总数的70%，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矽肺病发病人数的总和。我国煤产量与美国相当，但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200倍。
原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曾指出：“农民工，外来工成了伤亡事故的主体，约占伤亡事故的80%以上。这一群体普遍缺乏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是事故的最大受害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往往是事故的直接责任者。”的确是这样。死亡309人的洛阳“12.25”火灾的肇事者，是无证焊工王成太。大火没有伤及他的身体，但法律剥夺了他的自由。在23名责任者中，王成太判得最重，有期徒刑13年。一个靠打工为生的法盲，打工不成还身陷囹圄，无异于雪上加霜。王成太有罪，但不至罪不可赦。须知，非法用工是无证上岗的前提，没有非法用工，哪来无证上岗。近年来不仅无证上岗屡见不鲜，上岗证过期不复审以及持过期上岗证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几乎成了“王成太现象”。非法用工已呈泛滥之势，是该治的时候了。
6.“尊贵”的正式工
城子河煤矿是国有老矿，有许多经过正规安全培训又掌握了生产技术的老职工，可3年多发不出工资；当把矿井承包出去，让那些没有下井资格的民工去挖煤，不仅使民工每月有近千元的收入，还使矿上正式职工有了工资。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缺乏应有安全生产技能的民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多么的高，而那些懂安全操作技术的正式职工却成了煤矿的寄生群体。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煤矿，别的高危行业同样存在，例如建筑行业等。早就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叫做“工作危险的转移或职业危害的转移”。转移给谁呢？转移给文化偏低、没有受过专门安全培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他们取代城里人或正式职工去干脏、累、苦、危害大、危险性强的工作。另外，这种转移也说明煤矿正式职工的安全意识比过去强了，对煤炭生产存在危险性有了深刻认识，知道井下的安全状况单靠矿工的安全意识是改变不了的。由此可见，煤矿劳动条件的改善与职工安全意识的增强不同步，老职工不愿下井，也不愿子弟再当矿工。在这种情况下，承担生产组织任务的经营者只好大量招收农民，而农民从约束性很小的并在自然环境里进行的农业生产，转到纪律要求很高的且在人工环境里进行的矿业生产中来，在毫无培训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安全意识怎能转得过来？有报道披露，下井不许带火，可这些在意识上依然还是农民的矿工，为了抽烟居然把火柴藏在袜子里也要将火带到井下。某矿在接受安全检查时，当检查人员询问井下民工怎样辨别瓦斯是否超标，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用火柴点一下。” 天哪，如此这般，焉能不出事故！
7.私了的诱惑
2002年5月4日，山西省河津市富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18名矿工因饥饿和长期缺氧，在绝望和无助中三三两两抱成一团，死得十分凄惨。据新华社报道，富源煤矿透水后，河津市公安局一名副局长用钱打发知情者。该市一名副市长还振振有词地回答了媒体针对救援不力的提问：“井下可能有人，也可能没人。”试想，即使两种可能都存在，也应以井下有人来组织抢救，决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广西南丹“7.17”事故，81人遇难，县委书记万瑞忠、县长唐毓盛居然与矿主密谋，隐瞒事故长达半月之久。
这些矿主和地方官员靠什么瞒天过海？靠的就是当今十分流行的做法：私了。富源矿难后，陕西韩城一个以小旅店作掩护，以接待死者家属为名的地下事故处理中心露出了马脚。其实与死者亲属私了事故早就成了许多矿业经营者的基本业务；不少企业在物色安全科长时，老板并不考虑人选的安全管理业务能力高低，而对其是否深谙“公关”之道特别重视，其目的就是为了一旦出事便于搞定。群死群伤事故都敢这样，人数少的死亡事故可想而知。这与生命的官方价格和黑市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不无关系。据报道，南丹矿难死了那么多人，矿区的民工居然不恨矿主。他们认为，井下冒水是天灾，人在井下死了私了，能得到矿主2万元的赔偿。如果报官公了，兴许还得不到这么多钱。“7.17”事故后，黎东明拿了392万元给死难者家属，按死者人头点，每人获赔5至6.5万元不等。
生命本无价,可在无序的金钱追逐中变得有价了,而且如此低廉,低廉得让掏钱的业主和参与善后的官员毫不痛惜。在这种低廉的生命价格表里，城里人和农村人有差别。某省劳动部门明文规定，民工死亡赔5万，这个额度低于城市人口因工死亡的赔付。据报道，重庆綦江垮桥事故的赔付分三个档次，武警1人赔12万元，城镇居民1人赔1万元，农民1人赔5000元。
8. 滥用考核
某大型企业，生产经营一直处于靠政策吃饭的状态，经营者不在新品开发上下功夫，而把重头戏放在降低人工成本上，毫无科学根据地大谈定员定岗，给二级单位下达超员指标，并定出考核条款。考核方式是：同岗位本班组的人员背对背相互打分，领导根据每个人的累计得分判断优劣，劣者待岗或下岗。美其名曰“末位淘汰”。这种做法，既减少工资性支出，又将矛盾交给了工人。如今，这家企业已被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工人们心中阴云密布，各种不健康心态由此而生，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大家都希望别人违纪违章，纷纷暗中记录。工人们清楚，违规者越多，自己丢掉饭碗的可能性就越小；别人出的事越大，自己的岗位就越稳当。自相鱼肉成了该企业员工的主流情绪。
2002年冬，该企业发生了一起窒息死亡事故，一位常务副总出人意料地从事故的技术原因之外找到了易被人们忽略的原因。他说：“要是同志之间稍微有一点点关心和友爱，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故。”这位副总的话道出了真像，可遗憾的是，他也是“末位淘汰”的设计者之一。事故发生在夜班将要下班之前，一名青工在众目之下独自去完成交班前的最后一项作业，即对有气氨泄漏的现场进行冲洗。按现场情况和有关规定，作业者除了要佩戴氧气呼吸器外，还须有人监护，也就是说，这项作业至少要两人参加。可是这位青工在没有任何阻拦和工友参与的情况下，去了现场，直到交班也没见人回来。奇怪的是，班长居然把班交了。日班的操作人员接班后，在现场巡检时发现有人戴着氧气呼吸器倒在地上，一条生命就这样在“末位淘汰”的效应中真的被彻底淘汰了。
与SARS相比，事故原因不像SARS那样处在人类的未知领域。可我们能减少SARS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却不能遏制事故，降低其死亡率。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SARS所以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于它对人的影响不分高低贵贱，谁都可能被感染；而事故，尤其是生产事故，与一些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毫不相干。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事故致因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