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不是单纯的管理问题和人员素质问题。从体制上讲，安全生产实质是社会公正问题，关乎政府权威、国家形象，同时它还是政治问题，关乎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否，关乎社会稳定，反映了资本拥有者和权力拥有者的公正心以及社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简单说，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本拥有者只热衷于自己的消费，不把资金用于再生产、社会公益、社会可持续发展（教育、安全、环境等）的投入，政府和社会组织等权力的拥有者也没有相应的措施引导或强制一定量资本在这方面的投入，并且总认为自己权利和欲望的满足比起别人的权利都重要；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堕落、腐败横行、贫富差距、民生凋敝、社会不公正、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现象就会成为一种常态，就在富翁们的财富急剧扩张的时候，他们居住在大山里的同胞们也许还在为筹不够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而发愁，更不用说矿难频发了。
关井：绕不开的问题
8月下旬，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和非法的煤矿，遏制煤矿事故频发势头。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惩治腐败是主战场，抑制矿难频发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必须一战决定胜负，不能出现反复，形成拉锯战。这些矿井大多属私人或集体小矿井，其中又以小煤窑居多。最初这些小矿井小煤窑为脱贫致富有贡献，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也受益。现在一纸通知关闭矿井，矿工的生计怎么办？地方经济指标怎么办？投资者利益怎么办？
究竟是什么让小矿井走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人说是利益驱使，在社会和政府的一再容忍下，小矿井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有点钱就不识进退，不知天高地厚，惹得政府不得不下必杀令。实不尽然，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简单推到矿井老板的头上，而不去追问这些人怎么成了矿井老板。各级政府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存在体制缺陷，历史原因造成的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缺乏，体制改革导致有效行业管理缺位，使矿主投入资金以后“提着脑袋挣钱”，矿工“想要钱就别想要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权没有保障，矿工的生命权也没有保护，国家税收流失，而腐败却在有关部门暗地里疯狂孳生。
简单的关井使矿工保了命，却没了钱，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要的不仅是矿工的安全、健康和尊严，还要更多的利益份额，如工资、住房、健康医疗、劳动保护、子女抚育及教育等福利待遇；同时政府也应得到更多的税收，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如环境、道路、水利、公共教育等。这样的解法不是空想，提高煤炭等国有资源开发资本的准入门槛不失为一个标准答案，保证符合一定资金量的要求、符合安全投入、环保投入等标准的资本进入，触犯规章的采取冻结全部资产等措施并建立相应的体制规范，可以在根源上解决由于资本先天缺陷导致的煤炭安全管理方面的不安全属性。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会消耗各种资源，尤其在执行中。政府为了社会和企业的长远利益，依法要求企业安全生产，政府自己多检查多执法，就意味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政策目标是政策所希望取得的结果或完成的任务，在这个结果或任务面前，是企业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政府却疲于奔命；还是政府制定出规则后，企业自己说“我要安全”，政府不用投入很多的人力，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作为，体现着有关安全生产政策制定的水准。如果这次整改关闭风暴因地方抵制、资本顽抗、腐败阻止等而半途而废，那么由于政策的社会公共性导致政策失误的收放之间，在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必导致政策涉及范围或政治或经济或生态的全民性的灾难。矿工们被动地用贫穷的生命博取了人们的同情，却失去了生活来源；“黑金”和“血金”结成的同盟血肉饕餮的宴席被关闭了，需要花一些成本潜行于黑暗中寻找新的狂欢魔窟；政府手中的正义之剑在舆论压力下砍向社会不公正的同时也损失了税收、经济指标等利益，如果这样，这场战争就没有胜利者。
“撤资”“免职”：不法所得应有说法
社会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政策不到位使生产取得的利润绝大部分转化为“煤老板”们的奢侈糜烂资金、“败类”们的腐败资金、出逃资金，而没有按照社会大生产的规律成为再生产资金投入生产过程，使社会再生产无以为继，小的如企业设备改造更新，安全设施建设，大的如产业升级、社会发展都无法实现。通过这种模式积累起来的“黑金”和“血金”带有很强的“小农性”和“封建性”。以山西为典型样本的小煤窑的命运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据《北京晨报》报道，几乎就在中央政府宣布要对矿难顽疾打好两个攻坚战的同时，在9月21日结束的北京朝阳公园商务车展上，5天共售出80辆豪华车，一个带有明显群体特征的“大款团”尤其引人注意，这就是山西的煤窑主，他们大多是立即付账，直接开走。车展仅有的两辆超过600万元的顶级名车世爵和迈巴赫，就是被山西客商开走的。大方的山西客商还顺便照顾了一下主办方“观湖国际”的生意，一并买走了数十套房子。“观湖国际”是北京最贵的地界儿——CBD的高级楼盘，最便宜的一套房也在160万元以上。山西煤炭“血金”在末日之前疯狂的自我炫耀完全可以认为是糜烂的“封建性”资本对政府监管和引导的公然蔑视和半公开的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做出同样挑衅反映的是“黑金”资本。国务院办公厅对官煤勾结下发“最后通牒”：9月22之前不主动撤资者，一律就地免职。以利益资源交换获利或凭合法伤害能力得利是官员牟利的两种途径。有地方规定入股小煤窑的官员若及时撤出，不予追究，没有提什么时候以及怎么追究一些政府官员哪里来的巨额入股资金。从“官煤勾结”中参股者身份来看，有副县长、乡镇书记、镇长、税务干部、煤炭局长、安监局长、矿管局长、公安民警等，差不多涵盖所有征管部门。显然，这并不是相关部门的干部道德素质缺陷，而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官员们在煤矿中的股份多以‘干股’形式出现，在注册时的股东名单上并不体现”，这些“败类”怎么查？有些地方官员“宁可丢官也不退股”，说白了就是“宁可丢官也要腐败”。这不但是腐败分子对现有反腐机制发出的“奉陪到底”的公然挑战，也表明他们对法律的蔑视和对正义的践踏仍在不断升级。并且某些官员因经济问题被开除公职后，很快就买了别墅，开着新的高级轿车满大街跑，比他当官时更风光。为啥？当官时怕露富，现在名正言顺了！（2005年09月23日，中国青年报）这些人对金钱的贪欲令他们出卖权力、出卖党性、出卖党的事业、出卖人民的利益、当然也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他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心存侥幸，不断试探着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决心和耐心。对此，必须提醒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切除这些“败类”存活的病灶，不久的将来这些“渣滓”肯定会在别的什么地方以别的什么方式孳生出来，造成新的社会政治顽疾。所以对这些人的所谓“股金”决不能一退了之，要追查资金的真正来源和去处，小矿井退股资金仅是资本与政权结盟腐败冰山的一角，更多的则以各种更隐蔽的形式躲藏着廉政的阳光。关闭小矿井只是一个突破点，今后不仅要掀起安全生产的反腐风暴，而且要作为一个契机，惩治老鼠般深藏在经济领域中的“官商勾结”宿根，才能破解腐败与血煤的死结，重塑一个安全和谐公正的社会结构。
此外，公共政策还受一国或一地区特定时期政治文化与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正在主动走向世界的怀抱，必然需要正视和放弃一些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中的丑陋劣根，这些劣根在不少所谓“先富起来”的人身上具有更鲜明的特征，他们“先富起来”的原因之一大概也在于他们对金钱有更强烈的渴求，渴求到了宁愿放弃很多本应值得人尊重的人性方面的东西。
配套措施：跟进及时以防新乱
近年来，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在维护“务工农民”权益方面不断加大力度，但在“重资本、轻劳工”趋势抬头而劳动力市场又供过于求的现实背景下，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以民工、矿工为主要代表的劳动群体缺乏人身安全、健康、医疗等社会保障、劳动强度最大、收入最低、福利没有，在为“先富起来”那些人干出了别墅挖出了宝马、悍马，甚至确实像某领导人所说“他们是为祖国的建设而献身的”。现在也到了该他们“后富起来”的时候了，该是他们获得自己的砖瓦房、“经济适用房”、农用车或者私家车的时候了；是他们应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民待遇的时候了！
目前中国社会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劳资关系的严峻对立说明，社会物质经济利益的分配调节，是一定历史时期政策体系，特别是经济社会政策得以确定的主要依据。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中的不同和矛盾，引发和加深了人们在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其他利益需求的差别和对立。公共政策调节特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状况及其分配与矛盾关系，公共政策学家们认为，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制或制度下制定和实施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利益的个人行为”，“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朝着衰退变化的方向”发展，“没有恰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民主政治权利和劳动经济权益是民众最基本的权益，是矿工维权的重中之重，是所有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维护职工民主政治权利也是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履行维护职能、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广大企业职工的利益诉求和民主诉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受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重视企业职工利益的优良传统在一些企业遭受“摒弃”，现实的背离令我们维护企业特别是煤矿职工民主政治权利更加艰难。但共同富裕和民主政治的前进步伐势不可挡，首先成为社会“中产阶层”的人群也许就是包括煤矿职工在内的产业技术工人，也许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这些“中产阶层”培育和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产生富豪的过程。在关闭小矿井之后，尽快制定配套法规政策不至于使失业的矿工、从法网边缘逃逸的“黑金”、“血金”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才是我们下一步共同而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