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我国的安全文化观

　　人们常用成语“杞人忧天”来指那些不必要的担心，这与 “庸人自扰”的意义大致相同，如杜甫就有诗云：“但求椿寿永，莫虑杞天崩”（《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但是，也有人用杞人忧天来表达忧患意识，例如李白的“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人类的安全意识就根植于忧患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安全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人类在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中，为维护自身免受意外伤害而创造的各类物质产品及意识领域成果的总和。安全意识是一种文化观念与价值判断，它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共通性，也具有特定的时代性。

　　先哲们对忧患意识的论述，昭示了中国安全文化观念的变迁。春秋战国，列国纷争，兴衰无常。国家安危不时发生转换，存亡继绝甚至就在一事一策之间。于是，很多政治家、思想家便疾声告诫：“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战国策•楚策四》)难能可贵的“忧患意识”得以培育与激发。自秦以后，历代统治者为扩大疆域、保家卫国而励精图治。由群居、部落、氏族而形成“家——国”合一的“风险分摊体系”形成后，封建社会中的忧患文化就演化成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位卑未敢忘忧国”，体现是作为国家的依附群体对家国安全的一种期望。

　　居安思危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最早说到居安思危的是《周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这就是说，缺少守成忧患意识，就要导致危、亡、乱 。后来《左传》中也称：“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老子和庄子主张养身、正身，以退避祸难求得保全。人生苦短，草木尚且凋落，人若无灾无难倒是怪事。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 (《道德经》)老庄哲学强调的是“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的辩证道理。道家认为灾难、死亡都在所难免，把灾变与死亡视为正常与必然之事，并从祸与死的黑洞中看到福与生的曙光。老子知道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蔑视死亡，妻子死去，“鼓盆而歌”，庆祝她成就人生回归自然。

　　与道家主张祸福从容、处变不惊不同。儒家主张善养浩然之气，慷慨以天下为己任，但趋福避祸，重现实，重生死，宠辱若惊。孔子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也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孟子•告子下》)。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身取义”，虽然视死如归，但都认为生与死、祸与福是对立而不能转化的。因此，灾难与死亡在儒家那里往往是绝对和不正常的。

　　汉代萌芽的“曲突徙薪”的风险防范意识，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背景之下没有形成文化主流。“昌必有衰，兴必有废”(汉•王充《论衡•治期》)。虽然如此，人民依然形成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忧患意识。

　　南北朝诗人庾信写道：“夕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枯树赋》）。这都是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软弱，从而对灾变生死作好准备。

　　唐以下论述居安思危的则数不胜数。安者，人之所欲所求；危者，人之所避所恶。“守成忧患”之说，始见于唐，并作为治国准则，为历代推祟沿用。唐朝的谏臣魏征明确指出:“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谏太宗十思疏》）。人们在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时疾声告诫：“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唐•吴兢《贞观政要•灾祥》卷十)。居安思危的思想闪耀着忧患的哲思。

　　北宋文学家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贵福泽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而贫贱忧戚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王安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这些论断包含中国人对逆境忧患与奋发图强的思考智慧。

　　有人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称之“罪感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忧患文化”。这种“忧患文化”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与价值的取向，体现了一种浓厚的时代精神。

　　到了近代，有志之士大声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唤醒了普通民众的忧国意识。

　　到了现代战争期间，那种革命的话语与奉献精神力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个体的生命意识服从于集体与国家的需要。它秉承了屈原“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的高唱；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执著；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长吟；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幽思；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探索。先天下之忧成就了时代不屈的猛士。

　　然而，从消极的祸福相依到忧国忧民，唯一忽视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敬重。社会经济的发展既创造了新的财富，也带来重大伤亡或危机。当代社会则强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当下的安全文化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科学安全地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其核心是安全素质，包括文化修养、风险意识、安全技能、行为规范等等。于是，灾难中死亡的个体，不再是一组简单、冰冷的数字。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智慧，也就是敬畏我们自己！

　　从杞人忧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忧患文化”得以奠基与沉淀。从诸子百家对宇宙生成的哲学拷问、有识之士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念，到日常危机中老百姓的风险焦虑，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情进入我们灵魂的深处。

　　灾害与危险通过全球媒介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恐怖袭击、非典、禽流感、矿难频发、食品安全、道路安全、施工安全……安全无所不在，散落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居安思危的文化传统教给我们的不是“庸人自扰”式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鼓励公众学会与常态的风险共存，树立一种风险意识，并在日益进步的安全防范中居安思危。只有认识危险与安全、生存与灭亡的辩证转化的可能性，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才会心胸宽大、进退自如，不会在突发事件和灾难面前惊慌失措、怨天尤人。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拥有一种更健康、更安全、更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