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岁那年，在生活的压力下，我成为家乡一座国营煤矿的合同制工人。在这座煤矿工作了一年。
听说我准备到煤矿下井，母亲坚决反对。她说，那种工作，每天上班的时候进去，下班的时候，能不能完完整整活着出来都是个问题。万一不走运，出点事故，缺胳膊少腿的，残废了，这辈子就完了。穷就穷点吧，只要有点吃喝穿戴，不挨饿受冻，稍微勤快点，做点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去下井？我问母亲，你觉得我照这样下去，是不是比万一成残废更好？母亲不再说话，因为她知道，我说的一点都不错。如果光是穷点，倒也无所谓，天底下有那么多连饭都都快吃不上的人，他们没有去下井，不也照样生活？问题是，我那种忧郁的性格，使我与周围的人们和环境格格不入，这么多年处处碰壁，对我来说，想有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简直不可能。煤矿招工的时候，明知道这种工作很危险，也是十分的不情愿，但这好歹能算是一次谋生的机会，而且就连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来说都很难得。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人们明知道这种工作很危险，却还是趋之若鹜的奔向这个行业，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维持生计，比井下随时随地可能会出现的致命危险更可怕。
到矿上的时候，是在2005年正月。最初是一系列象征性的体检，实际上，只是走个过场，也有过不了关的，多少破费点，让队里的办事员出面一活动，很快就能搞定。除了填几页有关个人资料的表格外，还有一项比较特别，大致意思是万一你遭遇了意外——这里忌讳说“死”、“出事”之类的字眼，不会直截了当的说，赔偿的那笔钱——已经有了标准，至少20万，由谁受益，以及受益人和当事人的关系。这有点像一个临死的人在立遗嘱。我在上面填的是母亲的名字，与受益人关系一栏是“母亲”。
背着行李走进矿上的宿舍楼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不是我呆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自己暗淡的前途。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人都不能唤起我丝毫的热情。铺好被褥，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希望能够接受所面对的一切。这一天，我开始了自己人生旅途中的又一段充满艰辛与泪水的历程——煤矿工人的生涯。我知道，我将要经历的是真真实实的煤矿工人的生活，而不是喜剧中充满快乐的煤矿工人的生活。
接下来二十多天的时间是培训，由于新工人太多，仅有的几间教室挤不开，只好让所有的新工人分上下午两拨调开来上课。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煤矿井下的安全知识，以往下念及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培训也是象征性的。一般情况下，讲课的老师会拿着一本书，在讲台上往下念，抬头的时候都很少。工人们则在下头坐在座位上，时不时的叼根烟，与同伴闲聊。也有的老师连书也不拿，正话说不了几句，就开始在讲台上和工人们天南海北的胡侃一通，这个时候，工人们总是格外的开心。上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课后，老师一走，整个一天就没事了。另外的半天，是有一帮工人在上课。培训期间，也给开一部分工资，但工资的数量，没法跟下井的工人比。
培训结束，下井前，队里会给每一位新工人安排一位师傅，目的是让新工人熟悉井下的环境和保证新工人的安全。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到井下才知道，那里的巷道长度和数量及各个部门，几乎相当于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一开始的那几天，我就有一次一个人出来时，迷失了方向，绕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才找到出口处的罐笼底下。
每天上班前，换了衣服，工人们都要在队长的主持下开一段时间的班前会。班前会上，队长的主要讲话是围绕任务的分配来进行的。有时候井下出了事故，也会做一些思想教育之类的工作。
这座煤矿是竖井，班前会结束后，每一位前来上班的工人都带上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到井口罐笼前等待下井。一主一副两个罐笼，一上一下轮换开载着上下班的人们下井和出井。在井下出了罐笼，离工作的营头还有将近十多里的路。快到营头的时候，才有载人的矿车。其余的路，都得步行，有很长一段，还是将近45度的大坡。这样，从井口走到工作面，一下不耽搁，也得一个多小时。到了工作面，高强度劳动作业才真正开始。
一年多的时间，我上的绝大部分班是在做辅助，全队有不少人都和我差不多。在营头充当队里的主力军，各个班的班组长都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加入。在那里，我们没有多少才能可以施展，不吃香。实际上，这也正合我们的心思，因为营头除了比在巷道中做辅助有更大的危险外，由于工作环境的缘故，也会往肺里吸入更多的煤尘。矿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让工人们到矿务局医院做体检，主要是拍一个肺部的片子。拍出的片子，医院从来都不让工人们带走，其实，就算不做体检，工人们也都明白自己的肺里装了些什么，只不过在还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之前，还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时候，不会轻易去重视。也有人手不够，实在调不开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也会被安排到营头。这里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农民，在春种秋收的时候，轮流开都要请假。
初次下井，感觉一切都很新鲜，来来往往的矿车，纵横交错的巷道，就像到了一座陌生的地下城市。那时候对井下潜在的各种危险还没有多少意识，总觉得人们平时在地面上所说的完全不符，是被夸大其词了的。只要稍加注意，哪会出什么事故。知道后来经见了几次事故现场，才开始感到恐惧。如不是亲临现场，有些事故的发生，你永远不会想到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至于手脚被砸，蹭破点皮，那是每个人三天两头常有的事，微不足道。我们当地有句俗话：“窑黑子打断腿——小嚓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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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还远不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在家从事无休无止的重体力劳动了，有过这种磨练，要适应在井下工作的劳动强度，没什么大问题。最令人难以接受的，要算那些工友们的生活方式和作派。在下井的煤矿工人中，每说三句话，如果有一句不是粗野的脏话，那是很少见的现象，开口闭口骂娘，是家常便饭。我们所属的掘进队，在营头工作，尤其是在打完眼，放完炮的时候，加上风筒随时都在呼呼地往里送风，煤尘大的只能勉强看见人——像电视新闻上看的那样，巷道中那么干净整洁，在平时，根本是没有的事——就忙不跌的跑到营头去了。因为每天的班前会上队长都会定任务，没有人希望耗到下一班接班的时候才从黑乎乎的井下往出走。而且，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会直接影响到月底的工资。说起煤矽肺病对人生命的威胁，很少有人不知道。但工人们肩上顶着的压力，使他们顾不得考虑这些。所有的人都这样，如果你要讲究这些，那就意味着，你的饭碗很难保住。
在井下，抽烟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即使不被除名，也需要准备不小的一笔开销找领导通融。巷道中的瓦斯一旦达到爆炸浓度，只要有一点火星出现，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某一个工作面周围很大的一片范围中的人和物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每一个工作面都安有瓦斯浓度报警器，报警器的信号线与地面指挥中心连接。理论上，一旦出现险情，地面和井下的报警器都将发出警报。但我从来没有见到瓦斯报警器发出过警报，也许那只是个摆设，更多的可能，是井下通风条件还算不错，瓦斯浓度轻易不会超标。
但井下抽烟的现象时有发生，和我经常同上一个班的那几个工友，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分子”。有空闲的时候，时常一个或者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找个没人的地方过烟瘾。在这种时候，即使你处于安全的考虑有些不满意，也不便多说。你不能去报告领导说，有人在井下吸烟。
为了排除瓦斯和解决井下缺氧的问题 ，井下的通风设施是极完善的，空气流通很好。只要有人在上风口抽烟，即使是相距几十，上百米，对一个抽烟的人来说，也很容易闻到那股烟草的香味。在下井之前，如果被查出有人身上携带烟草和打火机，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井口处被搜出烟草和打火机。
在掘进队，一条巷道开进到一定长度的时候，除了营头附近安装几部溜槽外，还要安装一部皮带，用来运输掘进时开采出的煤。煤从一部部皮带运输到大巷的溜煤眼，再由大巷的电力矿车运送到罐笼底下，由罐笼运到地面上。采煤队的运输程序也大致是如此。
每到这个时候，工人们下班的时做皮带就成了家常便饭。按照矿上的规定，是不允许乘坐皮带的，因为那么做非常危险。巷道很窄很低，正在运行的皮带，跳上跳下都需要一定的技巧。规定归规定，想要完全制止却很难，就连队里的干部——几位副队长在下班的时候也常常会乘坐皮带，甚至，还会带头乘坐。
我就领略过一次乘坐皮带的危险。一开始坐皮带比较小心，学别人的样子，头顺着皮带前进的方向，先将四肢分别支在皮带旁边的支架上，瞅准时机把四肢一往回缩，整个身体就趴在皮带上了，这样坐安全系数比较高。还有一种坐法，一只手抓住皮带的支架，身体前倾，为的是跳上皮带的时候，身体不至于因为惯性而后仰，然后瞅准时机一跃，双膝跪在皮带上。可是有一天，我竟然别处心裁，想要双腿向前，坐到正在运行的皮带上去。结果，身体由于惯性猛的后仰，我脚向前，头向后仰睡在了皮带上。如果光是睡上去，倒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安全帽掉了。矿灯的灯头由于与身上背着的蓄电池相连还在后面拖着，但它的光显然不知道一下照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一下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好在皮带运行的时候，它的机头开关处一般都会有人。我做好了准备，感觉快到机头的时候，赶紧大声喊停。如果到那时候皮带还没有停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根本想不到，也不敢去想。正在我不知所挫的时候，皮带突然停了。我感紧坐起来，拉住矿灯的电缆一把把矿灯拽回来拿在手里，抓住这个好不容易才等到的机会，“嗖”的从皮带上跳下来，身子已经快软作一团了。
从营头出来，过了皮带，再下一段陡坡后，就会进入大约三里地的一段矿车轨道，这条轨道是用来往大巷方向专门运输矸石的。一般的时候，在我们下班时间，司机早把车头开回库房，下班了。但这段大坡地下，常常会有一些空着的矿车，而且，这段轨道还是一段缓坡。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领导在场，胆大点的工人就会插一块破板在车轮和车厢底部的空隙中间，目的是在车速太快的时候用来刹车的，然后站在矿车后面的挂钩处，一脚踩在矿车底部的挂钩处，一脚踩在破板上，顺着轨道，一股风似地，就刮到轨道尽头了。如果人多，矿车车厢内也会坐人。有一次，我在上班途中看到这段巷道中间横躺着一节矿车，上面还有些血迹。后来听说，不知道哪个队的副队长下班的时候推了个矿车，结果翻了车，受了伤。所幸他的运气还算不错，只是轻伤。一直没敢声张，副队长的待遇不低，他怕丢了那个位子。
刚干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就受了一次伤。那天，我在井下运料，我们那个班连我在内，两个运料的。我们的任务是，从大巷将掘进需要的坑木运到营头。这段路程一般都有好几百米。坑木的长度在两米多，直径平均在十五到二十公分之间，也有更粗的，一般情况，大巷的坑木比较充足，有点挑选的余地，我们会捡比较细一点的运。这么粗的木头，还是铅木，它的重量可想而知。对于年轻的壮劳力来说，如果是在地面，路也不是很远的话，那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井下正在掘进的小巷道，既低又窄，即使是空人走路，也经常会碰到头。巷道的中间，不是皮带，就是溜槽，在出煤的时候，还要运行。尤其是在皮带机尾和溜槽机头，以及两部溜槽的机头和机位交接处，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到了这些地方，即使是空人走路，也要把要猫的老低才能过去。如果再扛上那么粗那么长的一根坑木，就更难走了。中途还得尽量少休息，一旦你把坑木从肩膀上放下来，再想一个人把它扛到肩膀上在站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即便你已经使上吃奶的力气，尝试好多次，有时候也不得不等人来帮忙才能把它扛起来。我那次运料比以往时候更费劲，有很长的一段大坡，那个坡的坡度，估计不会小于四十度。已经扛了好几根了，都是到了坡顶拐弯的时候，侧过身，把坑木扔到溜槽机头上，使劲往里推一推，在跳上机头，猫着腰过了机头，实际上猫腰的程度，已经跟爬没有多少区别了，再从那一头，抱住坑木的那头，使劲把坑木拖过去。但那次我在扔坑木的时候，因为刚从坡上上来，早已经筋疲力尽了，是应咬着牙把最后那一节坚持上来的。坑木扛在右肩膀上，右手还有一刻不离的托在坑木上，既防止坑木从肩膀上滑下来，又要掌握两头的平衡。我使出最后一点吃奶的力气吧坑木往机头上一扔，但右手往出闪的时候，还是慢了一拍，手被坑木砸了一下。我听到自己的手上“噶”的一声轻响，把手缩回来的时候，紧接着便是钻心的痛。以前没有过骨折的经历，总感觉如果是骨折的话，那个手指头是不会动的，也一直认为，那不可能是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于是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疼是疼，还可以动，以为疼几天就没事了。稍微休息了一下，强忍着疼痛，又把那根坑木坚持运到营头。等从营头出来的时候，感觉实在不行，才跟班长打了声招呼，提前下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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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澡堂洗澡的时候，还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把上衣脱掉。回到宿舍，手已经肿的像只熊掌了。有几个年长一点的工人说，快去拍个片子吧，你那手，十有八九是骨折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回到矿上找队长的时候，队长正在开班前会，等散了会，我把医院的片子递给队长，并申诉了我的来意。队长只瞟了一眼我的手，就轻描淡写的说：“咋也不咋，歇上两天就好了。你也不是不知道，过去的时候，人们做点营生，多少受点伤，还不是经常有的事？”用笔写了个条子，让我到矿卫生所输三天液。
受伤后，生活得不方便可想而知。因为是右手，就连吃饭的时候拿筷子都很费力。但骨折绝不是输上三天液就可以好的，我又去找队长。这一次队长显得极不耐烦。他看到我手包扎了起来，还垫了本书用一根纱布挂在了脖子上，直瞪眼。在他看来，这也太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手被砸了一下，掌骨骨折了吗，根本就用不着整的这么玄乎。队长脸拉得老长，极不情愿的又给开了三天的输液条子。这次输完，我没有再去找队长，那张拉长的脸太难让人接受了。也没有去跟队长打招呼，径直回家养伤去了。当时的想法是，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骨折了才二十多天，队长就托人捎话给我，让去上班。我想了想，万一真的被开除，以我当时的条件，想再找个工作，太难了，只好去上。但掘进队在井下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我的右手只要轻轻一发力就生疼，考虑到万一骨伤再一次裂开又会很麻烦，只上了一个班，就又回家了。至于队长会怎么样，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次回家有养了十来天，队长又给我稍了几次话，最后的那两次，话说得很难听。虽说是国营单位，但实际上，每个队的队长就相当于一个包工头，只不过，要把队里的钱弄到个人头上，比私营的包工头难度稍大一些。工人受伤在家休息，工资不像在上班时多，但总得给开一部分。不上班，队里还得给开一部分支，这也正是队长之所以恼火的原因。至于你的伤有没有痊愈，队长并不怎么在乎。
总共养了一个多月的伤，就被队长三番五次的催去上班了。
那年夏天的一天，我们正在井下工作的时候，班上出了一起事故。当时，我们几个辅助人员在营头附近清理巷道。营头刚放完炮，开始出煤，巷道中的溜槽已经开始运行。突然看到副队长跑到溜槽机头从司机手中抢下开关，将溜槽停掉了。一边往营头方向跑，一边骂那位司机。后来才知道，营头又出事了。通常情况下，溜槽在运行时，人是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的。这种时候，人们会从安全帽上摘下头灯，对准机头方向摇晃。司机必须随时注意这些，一看到头灯头灯的光线在剧烈的摇晃，司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按下手中的停止按钮，让机械停止运行。但这位司机却不知道为什么不注意这些，副队长只好赶紧跑出来将溜槽停掉。
所有在场的工人都一起涌向营头。原来，一根坑木掉在了溜槽上，一头定在溜槽的刮板上，另一头顶在了这位工人的小腿上，一直将这条腿顶到了棚帮上。机头电机至少在几十千瓦，人的一条腿自然是不堪一击。矿工靴小腿那一块已经被顶烂，裤腿上的血直往外洇，至于那条腿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当时还想象不到。工人们赶紧撕下一节风筒来做做了副担架。那位受伤的工人却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有气无力的催促快点。
井下的电话早已打到地面，没等将伤员送出井口，救护车早已停在地面出口多时了，从这一点来说，领导们的态度还算可以。矿务局医院的大夫一看伤势，赶紧让转到省城的大医院。按照当时人们的分析，那条腿怕是保不住了。
后来的这几年，这位工人一直住在医院，不是省城的大医院，就是回去在矿务局医院养一段时间。腿倒是保住了，但它应该具备的功能，已经没有多少了。只能拄一副拐，艰难的挪动几步。矿上虽然给办了工伤，有生之年，每个月也会付一部分工资，但这些跟一个人健全的身体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
那年轩岗矿务局医院发生爆炸，以及后来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的时候，我还在矿上上班。我所属的煤矿叫刘家梁煤矿。这两起震惊全国的大事故都发生在离我们的宿舍楼五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睡觉。半夜里，忽然一声巨响把我惊醒，还听到有玻璃碎了的声音。当时没有多想，以为是哪个无聊的人在半夜里放爆竹，崩到玻璃上了。也没有看表是几点，后来才知道，是在两点多。第二天上早班的时候，从镇上来上班的许多工人都在谈论，说那栋楼的整个一个单元全被炸垮了，附近到处都摆放着人的尸首。也有的干脆说，整个一栋楼都被炸成一堆了。
下了早班，我赶到事故现场。现场已经被官兵戒严，周围沾满了围观的人，有的表情凝重，更多的人，脸上还带着笑容。人太多，我只能站在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踮起脚尖勉强看到里面。隔不多时，就会从废墟里拖出一具尸首，由于事发的时候，实在半夜两点多，人们都在睡觉，尸体大多是赤身裸体的。还有的身上血迹斑斑。附近一带民居、门市部的玻璃和卷闸已经没有完整的了，楼房的碎片飞得到处都是。
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的时候，我是在那天下了早班的时候听说的。听到这个消息，首先想到这些可怜的矿工以及他们留下的一家孤儿寡母，其次想到自己在这种地方上班，也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有这样的命运，心里说不上来的伤感和后怕。但那次，我没有去现场。
签了三年的合同，只干了一年，就再没有去上班。但在我最无奈时候的这段经历，却永远的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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