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公共危机实行补偿制度的进步意义
去年中共中央在修宪建议中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表明了建立公平合理的国家补偿制度的决心。近来，面对世界性禽流感的暴发，我们的政府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良好国际形象。国家领导人亲自部署防疫工作，全国上下齐动员。政
府对这次禽流感的防治，还实行了扑杀家禽合理补偿和强制免疫免费政策。对此不仅家禽养殖户感到满意，连经济学家们也感到欣慰。
“当泰国、越南的农场主面对电视镜头哭诉的时候，我就在担心，如果中国境内也暴发了禽流感，政府会不会对养殖户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补偿。但是现在，我感到很欣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如是说。（见2004年2月2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因为传染病防治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公共卫生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一种外部性。在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对社会整体是有利的，惟有如此，才能严防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才能确保公众的健康无虞。其处理成本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承担。特别是我国的养殖业发展还处于较小的规模，以一家一户养殖为主，一年三五千只的规模。如果因为禽流感需要扑杀，就可能使这些农户“颗粒无收”，乃至倾家荡产。因为养殖收入就是这些农户收益的全部，是他们赖以维持生计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个人来说，他们更为关注的当然是个人利益，关注的是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学费和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经济理性。
但是，为预防禽流感，扑杀家禽、强制免疫都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必须牺牲这些农户的个体利益。不如此，就不能消灭疫情的传播源，不足以遏制疫情的暴发。但是，农户响应政府号召，忍痛割爱，除了加强防疫（防疫亦需要成本）之外，甚至需要扑杀所养家禽，这些是农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资料和商品，如果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合理补偿，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客观地说，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这主要是源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思维。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教授所说，以往我们国家在制定应对风险的公共政策时，往往只强调整体的社会效益，较少考虑个体的经济损失。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提倡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有句口号就是“舍小家保大家保国家”。这种道德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其实，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并非这种简单的等式关系。从国家和地方利益关系看，由于分税制，国家和地方界线分明。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机制不仅体现在个体收入的差距，同时也体现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即使集体可以给予个体以困难救助，但个体的生计还是要自己扛。
所以，当个体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时，政府理应给予相应的补偿。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公共事业公共承担，公众产品政府承担，尊重个体利益，兼顾社会公平的管理原则，也符合经济社会付出必有回报的理性原则，体现了政府以民为本的责任意识。
中国安全生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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