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民工流汗、流泪又流血
（一）
民工，城市生活中的边缘人，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他们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城市，住四面漏风漏雨的窝棚，吃最廉价的盒饭，起早贪黑，挥汗如雨地勤扒苦做，只为那与他们的付出远远不对等的一点点报酬，希望用自己的苦力挣来的血汗钱改善家里困窘的生活，给孩子挣点学费，给父母挣点医药费……
他们的愿望都很单纯。可他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以为只要自己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出了力，按工头、按老板的吩咐好好完成了应做的工作，就能得到应得的报酬。可事实却是：工作完成了，工钱却领不到。有的老板干脆躲起来不露面，有的工头找上十几个打手，谁敢去要工钱，谁就要领受一顿暴打！
民工只好自认倒霉，放弃抗争，卷起铺盖回家。可他们依然怀着善良的愿望，以为总有一天老板会良心发现把工钱给结了，于是露宿街头，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也得吃饭，要有起码的活命钱。于是他们三五成群地和老板开始了“黄世仁与杨白劳”的游戏，只是那欠钱的反而成了“黄世仁”，他们就只好忍受着“杨白劳”般的艰辛、屈辱和打落牙往肚里咽的痛苦，一日一日陪着笑脸去找那老板、工头。可即使是陪着笑脸、说尽好话，那些养尊处优、只管自己捞黑心钱、哪管别人死活的老板们，绝对不会发一点慈悲心往外掏一个子儿。
（二）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人在彻底绝望的时候，只有反击了。可他们又能怎样做呢？去告状吗？身无分文。老板甚至明目张胆地说“老子和劳动局、工商局、法院的人熟得很，随你去哪告，老子都不怕！”求告无门，怎么办？只有拿命一拼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值钱和最不值钱的也就是这一条命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例：
江苏籍民工吴某，为讨要工钱爬上了北京北新桥某工地的塔吊。此事发生后不久，在2002年10月9日，四川籍民工吴某和李某，也因为拿不到工钱，爬上了北京某建筑工地的塔吊。
在广州，同样，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总会从媒体中看到类似的新闻。
2003年8月12日上午，两名外来民工因为包工头携款逃跑，两个月工资没有了踪影，在某楼盘二期工程内爬上了60多米的塔吊臂架，以自杀要求楼盘承建公司赔偿损失。
2003年8月3日下午，在东圃某楼盘发生了一起民工讨薪遭木棍铁铲毒打事件，多名民工受伤，有的头破血流，有的手臂红肿，需要急救和救治。现场一片混乱。
在这些以自杀的方式讨要工钱，或者以血的代价讨要工钱的事例中，有的能最终拿到他们应得的工钱，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拿不到。
（三）
我们有什么办法防止我们的民工兄弟不再流血又流泪呢？我想，再来呼唤那些老板、工头们回复良知已经是不现实了，因为在他们的心中，金钱远远大于民工的生命。即使是十次、百次的“自杀”也绝对唤不起他们哪怕一点点的震撼与同情。一己之私利早已染黑了他们的良心。对于他们，当道德不值一提的时候，起作用的恐怕就只有法律了。
对于民工自身来说，提高自身修养，学习法律知识也显得更加的重要与紧迫。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自己起码知道按劳动法规定，在建筑工地等地方干活应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老板如果不签订劳动合同、有意无意拖欠工资，自己可按法律规定找劳动保障部门、工商部门解决。如果还是解决不了，还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没有钱打官司，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通过这些正当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用再冒着一不小心就被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险去爬塔吊。我们谴责无良老板、黑心工头，但我们也不提倡民工们以“自杀”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为，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它是非常宝贵的，去了就绝不会再回来。而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爬塔吊的行为本身是扰乱社会秩序和妨碍安全生产的，有可能被公安局行政拘留。因此，也许你通过“自杀”的方式最终讨回了工钱，可也面临着被拘留的危险。
到底如何医治民工伤痛的心？如何给他们以帮助？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对民工的种种不幸既要关注，更要关怀。浙江瑞安陈宅村和绍兴越城区塔山街道于2002年成立了外来人口“协会”，走出了一条“让外来人管外来人”的社会化管理之路。2002年7月5日，为民工服务的“浙江省青年法律工作者志愿服务团”正式成立，与此相配套的是，与进城务工青年维权事务密切相关的公安和劳动保障部门设立“进城务工青年维权岗”。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改善民工待遇的一线希望，但要真正改变民工的不幸现状，让他们活得像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由政府出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设置专门的民工维权机构，他们的人身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那些以爬塔吊来讨要工钱的事情才可能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