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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对转基因稻米是否产业化的争论非常激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罗云波:转基因问题大家比较关注,很难笼统的讲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社会上出现种种的担心,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对一个新事物发生置疑是很正常的。
首先,对转基因的技术很多人不懂,所以肯定会有一些顾虑,这就需要做一些宣传,进行一些科学知识的普及。其次,转基因稻米是否产业化不单单是科学的问题,还牵扯到贸易、政治,也牵扯到一些所谓的伦理,传统观念等方面。另外,还存在一些媒体的过分炒作,很多东西存在证明和证反的问题。比如说“某某食品是安全的”,这样的一句话很容易让老百姓起疑心:好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声明他是安全的呢?难道它不安全吗?转基因的问题有些类似,可以说很多疑虑是被过分炒作出来的。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包括一些科学家的担心,我们可以肯定,科学家的担心往往会构成老百姓更多的担心。在科学界,学科分工非常细,隔行如隔山,如果环境方面的科学家或物理科学的科学家评价生物方面的事情,其做出的结论应该是有所保留的。例如:杨振宁是一个大科学家,如果他说转基因的东西不能吃,那么普通老百姓就会相信,科学家都这么说了,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不是生物领域的专家。转基因的东西也是这样的,有些评价的科学家,不是这个领域内的,但是他提出一些疑虑和一些怀疑,这也是产生大家疑虑的一个因素。
记者:如何看待当下出现的批评转基因稻米的观点?
罗云波:有一种说法:用老鼠做做试验,人吃了就不会出现问题,全国13亿人民都成老鼠了。这种说法未免偏颇。从大的方向看,转基因技术是被积极推进的,在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做的很好,产品很有竞争力,在贸易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各个贸易集团如何竞争呢?唯一可以名正言顺的理由就是技术壁垒,这是贸易上的一个主要问题。例如,转基因大豆冲击我们国内的大豆,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国,但是我们的产量低,品种不好,而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很大,工厂就想要国外的大豆,价格便宜,品质好,出油率高,我们现在生产的大多数色拉油都是转基因的美国大豆生产的。如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产大豆,只能不进口,拒绝的理由只能说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评价不完善等等,但是,这是违背WTO自由贸易原则。我国在WTO前后,对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态度不同,凡此种种,转基因的问题和贸易、政治等等都有明显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是观点,转基因的利用,剥夺了农民自己留种的权力。长期以来,农民自己留种、自己种,但是现在要从种子公司购买,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不能说有了食堂,就剥夺了做饭的权力。
记者:转基因稻米的大面积种植是否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罗云波:如果转基因稻米大面积种植,对环境的影响的安全评价要求会非常严格。首先是基因漂移,基因漂移是通过花粉传播实现的。种植转基因植物之前要检验周围环境是否有亲缘相近的、能够相互传粉的植物,如果没有,就可以种。第二方面是有没有传粉的可能性,因为传粉是一种有性的杂交。很多物种是不相近的,水稻和野稗,世世代代不会杂交,水稻的基因不会漂移到野稗上,使野稗也拥有优良性状,而出现难以消除的超级杂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基因逃逸。比如在运输途中,掉落的种子自己生长,因此会规定固定的运输容器、固定的运输路线等等,确保上岸之后不发生逃逸。如果万一出现逃逸,也要做相关的分析。用试验数据说明是安全的。
即使转基因稻米现在被批准大规模种植,也只是限制在一个地区,就是被针对性研究的那个地区,如果要在别的地方种,还要做继续的评估。所以说,真正推广开始的话,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在一个地方推广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三年要进行一次评估。
记者:有人指责主张推进转基因稻米产业化的科学家存在背后利益,您怎么看?
罗云波: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的时候,个人为什么不能致富呢?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致富呢?
转基因的棉花已经种植了若干年,科学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真正最大受益人是农民。最后才是技术开发的科学家。
如果问农民,转基因的棉花和非转基因的棉花种植哪一种,农民自然会选则转基因的棉花,因为农民已经从中受益。给农作物喷洒农药,要花钱,而且有些病虫害喷洒农药还治不住。另外,在没有推广转基因棉花之前,每年接近20万的农民由于喷洒农药中毒,而且很多农民中毒身亡。喷洒农药有若干的规定,例如,顺风,戴口罩,计量要合适,农民往往不能按规定操作。现在农民中毒的数量大大降低了。如果转基因水稻被批准的话,也会给农民带来很多的好处。
记者:如何看待转基因稻米的安全问题?
罗云波:我对转基因食品的理解是:目前能够通过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安全评价的,理论上应该是安全的。
转基因的食品经过一个漫长的科学研究试验过程和安全性评价过程。从试验室开发出来到商品化生产,需要若干年的观察。通过实验室阶段,中间试验阶段,环境释放阶段,最后生产性试验阶段,直到安全证书的获得,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年来计算的。对环境会不会造成影响的,独立性实验,有些实验是没有必要做的,但是要回答社会上的一些疑虑,觉得没有必要也要做。我是学生物学的,曾经做转基因的东西,现在不作了,从我对转基因东西的理解,目前能够通过转基因安全评价的,理论上应该是安全的。实际上,在自然界,基因的交换从来都在发生,而且人为的也在创造。传统的杂交育种也是一种基因的转移,只不过是一群基因和一组基因在交换。现在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进行单个基因交换,有目的的筛选需要的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有很多限制,有些基因交换是被限制的。我们做基因评价的时候,首先对被转基因进行评价,例如花生中的某种蛋白对某些人群是过敏的,所以我们绝对不会从花生中提取基因,也不会用基因工程去改变花生,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上,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不能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转基因的东西问世了近二十几年,没有出现一例安全问题的原因。
我对转基因稻米的担心,不是安全问题,而是能否达到预期的抗病能力,从技术上讲,我希望他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真正能够达到他预期设置的标准,能够造福农民。
记者:转基因食品有什么特点?
罗云波:现行的标识系统,安全性评价等等都非常的严格,目前没有一种食品像转基因食品那样,受到如此严格苛刻的评价,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转基因食品比其他食品更安全。很多转基因的食品是以抗虫为主的,抗虫的直接意义在于可以少喷洒农药。农药本身它就有残留,如果让我来选,我会选转基因抗虫的农作物。因为我知道它化学残留会少。农民每年使用成千上万吨的农药,很多喷洒到大气中,对环境和空气造成的污染巨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意义的。
转基因技术掌握在科学家的手中,科学家会十分严格。如果告诉农民种这个东西不用喷洒农药,农民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样减少了他的投入。另一方面,农民对农药的安全使用不是很重视,需要一公斤的农药用量,他可能喷洒两公斤,为了让农作物好看一些,尽可能没有虫害。一些蔬菜等作物,要求上市前的一个星期不喷洒农药,让农药有一个挥发降解期,但是农民为确保蔬菜好看、好销售,往往在上市的前一个晚上都可能喷洒农药。农药对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罗云波: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包括两个部分:环境安全的评价和食用安全评价。只有通过这两方面的评价才能够大规模生产。
我国是一个生产和消费水稻的大国,我们始终面临人口和粮食的尖锐矛盾,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在逐步减少。转基因技术的出现,能够使高产优质水稻抗病,如果转基因稻米能够被批准产业化的话,应当有非常好的前景。
转基因技术作为人类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向前发展的。不管从那方面来讲,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技术为我们服务,所以有了这种需要,我对它的前景非常乐观。尽管现在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阻力。
记者:您认为转基因稻米产业化的前景如何?
罗云波:转基因食物标识起管理和知情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任何安全与否的含义。而且一定不能理解为国家对此不负责任,把选择的皮球踢到消费者手里,让老百姓自己选择,要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国是强制标识,义务标识。有的国家是自愿标识,有的国家不标识。这三种情况,政府都有各自的考虑,但是对安全的管理来说,都是严格的。从长远来看,转基因标识可能成为商业上的一个金字招牌,如果大家都明白了的话,可能都要买转基因东西。
记者:给消费者一些建议。
罗云波:老百姓应该相信国家推出的东西应该是安全的。不要处在一种恐惧和恐慌中,生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要以积极的心态享受新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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