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煤产业链黑幕披露 当地政府称不敢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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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山西太原、临汾报道

　　官煤产业链黑幕

　　一位乡干部无奈地说:不管(违规)的话最多只是丢官，但管的话可能就要坐牢
 
　　“他不当官了，煤矿还会给他分红吗？”针对坊间传言的有官员宁愿退出官场也不愿从煤矿撤股一事，山西省清理纠正国家工作人员入股煤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曹建林反问。

　　“大部分入股的都是县乡干部，占到总人数的90%，他们都是能决定煤矿生死存亡的人。”曹建林说，随着近年来煤价的一路飙升，官员入股煤矿已演变成给煤矿提供非法保护。

　　作为山西省负责清理官员违规入股工作的主要官员，曹建林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危害最大的是干股和权力股，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很不好查，有的矿连账本都没有。”

　　山西，是中国煤炭蕴藏最丰富的地区,清理官员违规入股煤矿的难度也很大。《瞭望东方周刊》在山西临汾的调查显示,官与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

　　“黑口子”背后的黑幕

　　“这些‘黑口子’乡里根本管不了。”在闲聊中，一位乡干部很无奈地说，“不管的话最多也只是丢官，但管了的话可能就要坐牢。”

　　10月10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山西省临汾市采访时，一位当地的朋友提供线索称，该市汾西县团柏乡茶坊村双叉沟一个“黑口子”发生透水事故，五名矿工被困井下，已有两人遇难，另外三人生还希望渺茫。

　　“黑口子”是当地人对没有合法手续的矿井的简称。

　　当天夜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和当地的几名记者一起赶到汾西县团柏乡，但值班的几位干部均称“什么也没有发生”。

　　10月11日上午，记者准备到事故现场看个究竟，但由于通往矿井的沟口堆积了一大堆土，车辆无法通行。下车走了不多远，一位着公安便装的男子上前询问，在得知是记者后，这位男子立即拨通手机说：“记者又来了。”

　　在事故现场，记者见到了称“什么也没发生”的乡镇干部，这位干部显得非常尴尬，“我们乡镇干部最可怜，哪能管得了‘黑口子’，这些‘黑口子’都是公检法等实权部门的人开的，谁能惹得起？”

　　据一位当地的百姓说，汾西县最少有上千个“黑口子”，一条沟里最起码有百十个，这里的好多小山沟都被老百姓称为“公检法一条沟”。

　　“乡里根本管不了这些‘黑口子’。”在闲聊中，上述乡干部很无奈地说，好多“黑口子”，他们其实都知道谁是后台老板，但不敢查，“你要敢查，就会有人来找你的问题，来查你，可能还未等你把‘黑口子’关掉，你自己就被关进监狱了。”

　　据当地百姓介绍，这次出事的矿井共有四个股东，其中两个是当地的村民，其余两个不知道是谁，“普通老百姓谁敢开‘黑口子’，而且像这个‘黑口子’有上百米深，一天能出好几百吨煤，一般百姓是没有这个投资能力的。”

　　曹建林说，“山西省11个市目前共有正规煤矿4600多座，保守地说，‘黑口子’的数量也有4000多个。”

　　“这个数字确实有些保守，仅临汾市的‘黑口子’就有三四千个。”临汾市尧都区一位姓刘的煤老板说。

　　为了更多地了解“黑口子”的情况，《瞭望东方周刊》在临汾市尧都区一位朋友的带领下，来到其所辖的一平垣乡。站在山顶上眺望，山林中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煤堆，“全是‘黑口子’”。

　　顺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路边不时会冒出一个个黑乎乎的洞口，更为奇妙的是，有一个土墙上安了一个卷闸门，随行的朋友称这个卷闸门一拉开就是一个“黑口子”，记者凑前发现，在卷闸门的下面埋藏着一根很粗的电缆线。

　　在一平垣乡一个“黑口子”前，有一大堆刚刚采出不久的煤，但井口并没有人。朋友称，这些“黑口子”一般都是晚上开始挖煤。当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记者准备在此等候。

　　就在记者在井口守候的时候,附近的一个山梁上出现了几个身影，一直盯着记者看。不一会儿，有一辆机动三轮车开来，只听这几个人大喊，“有查窑的。”三轮车立即掉转车头，加速离去。

　　天色慢慢黑下来，山沟里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火光和汽车的发动机声。

　　在此前的3月初，临汾市曾展开“打击私开矿百日会战”，12个相关部门联合执法，集中对私开矿进行全方位、大规模出击，“力争全部歼灭”。

　　而一件蹊跷的事情是，当记者一行回到临汾市区不久，陪同记者前往的朋友便接到某煤矿主管领导的电话,责问他:“带记者上山去干什么？”

　　官方对“黑口子”的无奈

　　“随着查处手段的强硬，‘黑口子’却越来越猖獗。”

　　临汾市纪委副书记石雪爱说，他们已经因为官煤勾结的问题处理过上百个干部，但现在私挖滥采情况还是很严重，“我们都有些不敢再处理了。”

　　根据山西省出台的关于打击非法煤矿的规定，凡乡镇辖区内发现两处非法煤矿者，乡镇政府分管负责人要被免职;凡发现两处以上者，乡镇党政一把手被免职。有关人士称，如果严格按这个规定，山西省相当部分涉煤的乡镇，领导都要被免职。

　　主管官员的补充

　　曹建林的另一职务是山西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研员，和煤矿打了多年交道。对于官员入股煤矿，曹建林有自己的看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好多煤矿难以生存，倡议大家入股，当时如果有官员在煤矿入股的话，可能媒体还要表扬。”曹向《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0月13日，山西省11个市共上报有922人投资入股煤矿，共投入金额9257.74万元。-

　　对于私挖滥采泛滥的原因，石雪爱称，查处难度相当大，“我们曾经不相信私挖滥采的情况根治不了，下大力气整治了一段时间，但过后还是反弹。”

　　为了躲避检查，“黑口子”不仅有人放哨，甚至还有“消息树”，“等我们的车到了跟前，他们的人都跑光了。”

　　石雪爱承认好多“黑口子”都有官员的背景，但不好查。据介绍，临汾市纪委曾经查处过蒲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根据举报，这个副局长开了一个“黑口子”，临汾市纪委将其“双规”，但是他死活不承认，最后通过电话清单发现，这位副局长和“黑口子”的负责人联系密切，“因为没有有力的证据，我们最后只给他定性为充当‘保护伞’。”

　　至于纪委直接去查“黑口子”，石雪爱也称是出于无奈，“本来是相关部门将案件移交我们，但因为一直查处不力，我们只好亲自去查。”据了解，临汾市查“黑口子”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开始是煤炭局和国土局主管，后来检察院介入，再后来公安局直接抓人，再后来纪委介入，“随着查处手段的强硬，‘黑口子’却越来越猖獗。”

　　“黑煤”运输通道

　　“官煤勾结已不仅仅是入股办煤矿，从审批到运输、销售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严重的官煤结合。”临汾市一位姓李的运输户说。

　　据介绍，为了堵住非法小煤矿生产的煤炭流入市场，临汾市从2005年上半年就对煤炭运销实行“两票制”管理，所有拉煤车辆必须出具煤炭运销票、煤炭总量控制票后方可通行。按规定，只有合法的煤矿才能领到这样的票据。那么，“黑口子”出来的“黑煤”是如何运出去的？

　　“在基层的好多县区，地方政府为了得到预算外资金，就公开支持‘黑口子’生产和黑煤运输，私自印制本辖区内使用的车辆通行凭证。”一位知情人士说。据介绍，汾西县每年的财政收入里，预算外资金占一半左右，“这些钱不用按比例上交。”

　　“除一些地方政府放纵外，一些执法者和运输户勾结在一起运输黑煤，而且好多都是黑车。”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在临汾市土门镇的运输主通道上，《望东方周刊》发现，过往的运煤车有80%没有车辆牌照，好多车的前保险杠上喷着白色的“通达”、“鑫达”等字样，而站在路边值勤的交警对这些车视而不见。

　　“这些字都是暗号，执法者看到这个就知道是谁的车，一路绿灯。”上述知情人士说。

　　晋中市检察机关近期查办的一起案件证实了这些怪现象背后存在的“猫腻”。

　　检察机关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市灵石县原交警大队副队长张育文在近几年里收受运输车队负责人的贿赂达10多万元人民币，另有5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资料显示，该县志鑫车队负责人李庆林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给其送过五次钱，共计47000元，李的车队最多时有22辆车，大多都是没有牌照的黑车，这些黑车的前保险杠上都喷有“志鑫”字样，这些车后来得到了张育文的多次关照。

　　检察机关还查明，张育文的弟弟张育恭，自己印刷了一批派车证，派车证上印有张育恭的住宅电话和手机号码，遇到交警查车的时候，司机拿出这个卡片就行，如果还不行，就照着上面的手机打过去，张育恭会出面摆平。

　　“张育恭先后25次给他人办卡56张，收受现金171000元。”晋中市检察机关的一位人士透露。

　　除交警外，交通部门的超限检查站也是运煤车必须要过的一关。

　　从临汾市区去乡宁县采访的路上，大型运煤车一辆接一辆地通过，车上装的煤明显超高。奇特的是，这里的路面一侧保护较好，一侧则是坑坑洼洼。“这个叫‘阴阳路’，进煤矿时车都是空的，而出来时都超载。路就成这个样子了。”同行的一位当地煤老板如是解释。

　　奇特的事还有，在每一个检查站附近，都会看到运煤的车辆排成长队在此等候，“现在好多检查站都有监控，司机便在离检查站较远的地方停下来联系人，开始交易。”

　　据晋中市检察机关的人士介绍，他们起诉的张育恭就是灵石县公路段超限检测点的代班长，凡持有他发放的派车证的车辆，在他代班期间，每吨20元的超载罚款就可以全免。

　　审批环节是否有交易

　　早上7点多，煤老板高某便拿着一叠材料站在当地煤炭宾馆的门口等人，他要等的人与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人较熟，“熟人好办事。”位于太原市并州北路的煤炭宾馆，就在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工业局附近。

　　“房间都满了，住的都是煤老板。”煤炭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说。

　　高某要办的是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曹建林介绍说，目前山西省的4600多座煤矿中，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只有2000多座，“要达到安全标准，一般的小煤矿也要投入500万元以上。”

　　但让高某为难的并不是投资，“办一个安全生产许可证，最少要过二三十道关，每道关你都要想出能过的办法。”

　　“从村委会主任开始，到乡镇，到区县，再到市里，他们都放行后，才能报到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而每个环节都有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由主管副头和一把手签字才能通过，有一个人不放行，就得从头再来。”高某说。

　　而一个煤矿，有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生产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多个证件。

　　一个在临汾市煤老板群落中熟知的事情是，河北的一位李老板在临汾市投资数千万元的一个煤矿，因为和当地村委会发生纠纷，村委会主任不给签字，安全生产许可证办不了,目前已列入被关闭行列。

　　高某的钱夹子里有数张酒店和洗浴场所的打折卡。

　　在和记者熟悉后，高某毫不隐晦对一些记者的反感，“我们煤老板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具腐尸，你们记者像个秃鹫，发现了我们，吃上几口，然后狼来了、老虎来了、狮子也来了……”

　　自称“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高某来自临汾市乡宁县，开着一辆“丰田霸道”车，对于外界传言的煤老板开着名车出入高档娱乐场所的传言，高某并不否认，“都是陪着官员，包括你们记者，如果是我一个人去吃饭的话，最喜欢吃一碗面。”

　　高某的“丰田霸道”车前挡风玻璃处放着一张红色的临汾市委大院通行证。

　　开了多年煤矿的高某明显地感觉到近年来煤老板地位的“提高”，“以前煤炭不景气的时候，官员见了我们都躲，一到年关，我们煤老板不敢回家，催账的到处都是。但现在，官员整天给我们打电话。”

　　让高某不可思议的是，连林业局、地震局、气象局、计生委等部门的人也往矿上跑，“我们浑身的口袋里都插满了手。”

　　而资产高达数千万的高某却只用小灵通,“不敢拿好手机，我好几个高档手机被一些官员‘借去用几天’后就没影了。”

　　高某认为，明目繁多的许可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官员的腐败机会，却对安全生产管理起的作用不大。

　　曹建林也认为，审批权的高度集中，除带来腐败外，对煤矿的安全亦无益，“现在好多证件都是省里审批，但因为人手太少，根本没办法监管，监管环节的漏洞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权力寻租导致的畸变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记者认识了汾西县一位“黑口子”的老板，他向记者讲述了官煤是如何勾结起来的。

　　汾西的煤埋藏均较浅，老百姓打水井也能挖出煤。这位老板称，他家的屋后就挖出一个小煤矿，开始是自己挖一点用，后来他用机动三轮车拉着卖了一些，但被当地执法部门的人发现了，除了被没收非法所得外，还罚了好几倍的款，根本没办法干。

　　“最后没有办法了，我给执法的人送了些钱，并表示和他一起来做，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如果要查的话，他就会提前通知我。”

　　上述老板说，“如果没有后台，光罚款就能让你倾家荡产。”

　　“现在‘黑口子’那么多，投资非常少，也不用交各种税费，对我们正规煤矿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临汾市尧都区的刘老板说。刘老板有一个年产15万吨的大煤矿，所有的手续都有，仅在安全方面就投入近千万元，“现在有好几个‘黑口子’就在我的地盘上，挖我煤矿的煤，但我告到主管部门，他们都说管不了。”

　　刘老板的煤矿虽然有合法手续，但经常处于停产整顿状态，“现在一出事故，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但‘黑口子’不管，它照样生产，逼得我们也不得不违法生产。”

　　刘老板承认，在煤矿统一停产整顿期间，好多煤矿都在偷偷生产，所以事故频发。

　　运输户李某也认为自己的很多违规行为是迫不得已，这位原本合法经营的运输户开始有三辆运煤车，但因为黑车及假军车扰乱了运输市场，运输价格已降得非常低,“一辆合法运输车，每月交费26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罚款，但黑车什么费用也不交，合法运输车怎么和它竞争？所以我现在也开始交‘保护费’,用黑车运输。”

　　在利益的驱使下，权力与权利的交易也开始出现。上述运输户称，黑车一般只在本县区内活动，但现在一些神通广大者，把黑车开到外县区也没事，“两地执法者很默契，你不查我地盘的车，我也不查你地盘的车。”

　　一桩更为奇怪的交易发生在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

　　在土门镇一个煤炭检查站旁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有成群的村民站在路边。记者以一位购煤者的身份和一位老者聊天，这位老者称他们主要是带领黑车过检查站，在他们村附近，他们专门修了一条便道，可以绕过这个检查站。

　　对于他们如此明目张胆地在路边带黑车过检查站却无人管的疑问，这位老者自豪地说，“没人敢管。”

　　这位老者的述说让人惊奇。据称，这个检查站附近的村子里有许多运煤的机动三轮车，都是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运输黑煤，当地媒体记者对此进行曝光后，交警开始清理这些非法的三轮车。村民们为了讨回三轮车，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过往的大型运黑煤的车进行查扣。

　　“这些黑车大部分都是交警的,一下子扣了几十辆，把我们学校的操场都停满了,最后交警队没办法了,把扣我们的三轮车全放了，我们也就放了他们的黑车。”这位老者说,“从此以后,我们双方互不干涉。”

　　临汾市交警队一位民警向记者证实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好多人都看我们交警队的笑话，说这叫‘交换俘虏’。”

　　《瞭望东方周刊》在临汾采访时发现，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所有和煤有关系的人都不愿说出官煤勾结的内幕。

　　帮记者接触煤老板的当地朋友解释说,“从官员到煤老板,甚至到农民和记者,都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谁也不愿意打破它，而他们吃的都是国家的资源。”
 
广东:煤矿终结者

　　让煤矿从广东地平线上消失是否代价过大

　　10月8日上午，广东连州市大山煤矿一片萧条。除了守矿的两三个管理员懒洋洋地躲在屋檐下，躲避着秋老虎的最后淫威之外，矿上惟一的生气，就是几只土鸡在山脚四处寻找食物。被炸封(炸后封闭)的矿井一片芜杂，全为矿渣、野草和残旧建筑所占据。

　　“矿被炸了，连母鸡都受苦了，以前光100多个矿工的剩饭剩菜就足够它们吃的。井上的矿工们忙忙碌碌，等着装煤的运输车则排成数十米的队伍，谁都靠这矿赚钱。”守矿的一位中年妇女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矿上往昔辉煌。

　　事实上，在炸矿事件之前，像中年妇女描述的喧闹和忙碌，是连州每个煤矿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而在7月底到8月初，煤矿股东的心情却完全相反，大股东们纷纷买起了广州本田，小股东也打算在煤矿盈利之后置些房产。

　　投资人的好心情其实很简单:当地诸多乡镇煤矿的技改项目已完工或接近完工，多数煤矿拿到了复工通知，市面上煤炭价格居高不下，连州附近的粤连电厂和韶关电厂的电煤需求旺盛。

　　这些消息对投资人来说都属利好。但他们的美好“憧憬”，被一起梅州同行制造的特大事故，炸得灰飞烟灭。

　　8月7日发生于梅州兴宁的特大安全事故,造成123名矿工死亡,是华南历史上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正是这起事故,掀起了广东省“铁腕”治煤风暴,治煤风暴也使地方政府与投资人的关系趋于紧张。

　　用“铁”的手段治煤

　　兴宁特大事故发生后，广东立即作出反应，全省煤矿全部停业整顿。这个通知在8月10日，也就是事故发生的三天之后，就传达到了广东全省各个煤矿。

　　停业整顿只是广东治煤的第一步，更加严厉的措施紧接而来。

　　8月14日，省长黄华华签发省政府2005年第27号明电，除重申所有煤矿一律停产整顿之外，还要求韶关、梅州和清远三个产煤市“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这个通知要求凡无证非法开采、“三证一照”(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煤炭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不齐全、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水害严重的煤矿，一律关闭。

　　这个通知还要求，凡五证齐全，包括过期正在续办的，一律停产整顿，有关部门重新审核有关证照，不符合标准和安全条件的煤矿也将关闭。

　　通知称，将派出三位副省长担任组长，到三个产煤市督查煤矿安全工作。

　　该通知一下达，广东全省特别是三个产煤市立即行动起来。

　　8月15日至17日，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率领省政府煤矿安全生产督查组，赴广东清远市督查煤矿停产整顿工作，并打响了关闭非法煤矿的第一枪。

　　8月17日，在广东省副省长谢强华的指挥下，广东韶关首批炸掉了18个非法煤矿并进行了封闭，此外还将当地煤矿全部关闭，停产整顿，同时进行“地毯式”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广东对所有煤矿关闭和停产整顿，绝非一时之举，省里的意图也很明显，广东意图整体性退出只有800万吨产量的煤炭行业。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管局负责人对媒体表示，该省决定逐步依法关闭煤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截至10月12日，韶关所有煤矿停产，清远和梅州也基本停产，广东煤矿整治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但是，因炸矿和停产引起的广东煤矿利益相关者的申诉，却未结束。

　　让煤矿在广东彻底消失

　　广东三个产煤市中，最先进行煤矿整治的是清远市下辖的县级市连州。该市有32个乡镇煤矿，全部为民营资本构成的股份制煤矿。

　　连州细冲煤矿矿长李易秋介绍,8月10日接到市里通知要求停产整顿后,连州的煤矿就停了下来。到8月15日时,煤矿老板们连续接到不同版本的通知。“上面的通知一个比一个严厉,先是说要停产整顿,但到了下午说要关闭矿井,用水泥和砖头把矿堵住，正当我们开始着手做这个工作时,上面又通知说要炸矿,不用堵了。”

　　根据记者调查，连州市的通知下达后的第二天，连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领执法人员来炸矿，当时几乎每个煤矿都有价值不等的设备在矿里，但因拆卸各种设备，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执法组来炸矿时，绝大多数设备都还留在井内。

　　连州大山煤矿是该市产量最高、资金投入最大的煤矿之一，也没有例外。矿长和重要股东陈吉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连州市政府的政策是‘四不见’，也就是不见矿井、不见厂房、不见设备、不见人，意思就是将矿井夷为平地。生产设备多数被炸在矿井里。”

　　清远市市委书记陈用志态度十分坚决。根据广东媒体报道，他在一次炸矿的现场对在场的当地干部说，关闭煤矿，要穷追猛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目前清远市的煤矿存在“无规模、无证照齐全、无先进技术、无安全保障措施、无多少公众利益”，没有开采的价值和前途；要抓住省委、省政府全面整顿煤矿的有利时机，“借势、借力、借刀”，用铁的手腕整顿煤矿和非煤矿山，用法律武器排除“定时炸弹”……

　　10月8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了连州市大山煤矿，看到矿上的宿舍里除了留守的矿长和另外两人之外，原本有100多职工的矿山已空荡荡的。矿井已被炸毁并封闭，连矿井附近的加工设施也已被夷平。

　　8月19日下午,连州32个煤矿彻底炸封。根据《南方日报》报道,截至8月19日，“(连州)所有煤矿民工居住的工棚已基本拆除，民工也已基本遣散回家。”报道说，这些煤矿是“证照不全的非法煤矿”。

　　投资人不认同自己是非法煤矿

　　利益受损的股东们还不认同自己是非法煤矿。

　　“说我们是非法煤矿，我们不同意。我们连州32家煤矿中，证照是齐全的，无非是有些证照已过期正在补办而已。”《瞭望东方周刊》接触的十多位投资人，几乎每人都会这样解释。

　　保安镇大山煤矿的矿长出示了该矿的一系列证书和执照的复印件,有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其中,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至2006年7月,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08年12月,矿长资格证发放于2004年6月,而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08年6月1日。

　　按照广东省明电的规定，该煤矿的工商执照已过期。大山煤矿矿长陈吉日对此的解释是，“新的工商营业执照之所以还没拿到，是因为管辖关系发生了变化，大山煤矿从个体工商户转变为私营企业后，煤矿的发证机关变为广东省工商局，而这个证件我们还在办理中。”

　　陈还出示了一份《清远市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这份合同签订于2005年初，出让人为清远市国土资源局，采矿权限截止日期是2011年6月，合同金额为43.7万元，其中首付23万元。

　　连州大冲煤矿也出示了相关证照的复印件。在大冲煤矿的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中，签订时间为2005年5月，出让金额为39.5万元。

　　另外许多矿主还出具了连州市安监局的复工通知。龙坪东田冲煤矿接到的通知中说，“你矿符合复工条件，经呈报市政府主管领导批准，同意批准复工整改……”

　　在出具了一系列证照的同时，许多矿主们还出具了2004年-2005年度完税费清单。在清单中，连州32家煤矿，向各级政府部门、村委会、安评保险机构等缴纳的税费，少的20多万，多的200多万。

　　对于“非法煤矿”一说，连州煤矿投资人的观点是:每年的税费少不了，和国土资源部门也签订了正规合同，缴纳了资源补偿费，如果我们是非法煤矿，政府为什么还要向我们收税呢？为什么要和我们签订合同呢？另外，连州绝大多数煤矿都曾收到过连州市安监局的复工通知，如果我们是非法煤矿，为什么几个月之前还叫我们复工呢?”

　　政府认为是在履行宪法

　　连州市的一些矿主们认为，按照国务院和广东省27号明电的精神，连州的煤矿应有的处理是停业整顿，而不是关闭，更不是炸矿。

　　对于连州市矿主们的质疑，《瞭望东方周刊》试图采访连州市政府，当记者致电连州市委宣传部时，一位李姓副部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连州市下一阶段有一个国际摄影展，有一定规模和档次，市里主要领导在法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里其他人也忙着安排工作，暂时没有空接受采访，下星期再和你联系。”截至发稿时，记者还没有接到电话。

　　而广东省法制办负责人在接受广东当地媒体采访时则明确表示，这(指煤矿整治)是省政府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健康及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正确履行《宪法》、《安全生产法》、《煤炭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所赋予的重要职责的重要体现，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谁是赢家

　　矿主们普遍不解的是，既然广东已打算退出煤炭业，为何还要他们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呢？

　　连州煤矿股东自发编制的统计表显示，32个煤矿的总投资达19979万元，将近两亿元的投资，在连州这样的粤北贫困县市不是小数字，在32个煤矿中，往往每座矿山都有十多人到上百人的股东，光连州一地，因为煤矿而利益受损的投资人达上千人。而韶关的煤矿比连州要大得多，造成的损失也就更大。韶关的111个煤矿近年来的投入计约3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煤矿都拥有普通村民股份，一些村民将在矿上做工的工钱、卖菜的菜钱甚至老人的养老私房钱都投入到矿上。

　　来自湖南株洲的江忠梅等人，他们是经韶关市引资到仁化县投资办矿的，近200名株洲客商集资两亿元收购了27条矿井，还没开始生产就被关闭了。有一名姓刘的投资者，投入300万元收购了仁化县一个煤矿，但在三天后就被炸封，以“每天损失100万元”而在韶关闻名。

　　事实上，广东煤矿停产炸封，受影响的不只是矿老板和矿工们，当地以煤炭为能源的整条经济链都受到一定影响。

　　浙商徐明宏在山西煤矿有不少股份，因为早年曾有朋友一起在广东修建过煤矿巷道，所以对广东的煤矿也有一些了解。他对广东省退出煤炭行业表示理解，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对广东煤矿整治工作一直很关注，毕竟大家都是同行。广东省的铁腕手段肯定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广东省退出煤炭行业是必然。我和不少朋友在那边修建过巷道，说实话，如果广东的煤矿放在山西,估计是没人愿意去开采的，无论是煤层厚度、地质复杂程度，还是储藏量，广东的煤田可能连山西这里废弃的矿井都不如。广东以前之所以还在坚持采煤，主要是他们的出矿价是我们这里的1.5倍到两倍,因为他们距离最终消费市场很近。但是,广东的百万吨煤死亡率要远高于山西等重点产煤省。”

　　他还说，“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无论是GDP还是财政收入都排名全国第一，从煤炭行业战略退出，对经济影响应该不大，但是，既然广东省是中国第一财政大省，如何通过政策与财政手段，将煤矿股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可能也是需要政府考虑的。”

　　煤矿彻底关闭带来的联动效应，已引起广东省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视，一些补救措施已实施或正在酝酿。

　　广东省安监局对媒体透露，对依法关闭的小煤矿，已上缴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费、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开采登记费、企业登记费等收费，按照“谁收谁负责”的原则，尽快退还给矿主，初步统计此笔款项已返还约4000万元。

　　韶关市政府也出台26条扶持煤矿企业转产的意见，对煤矿企业转产提供了一些政策保障和优惠。

采矿业出路在何方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明晰权责的矿业产权制度，已在个别地区试验.

　　10月18日，60多岁的浙商黄兆允呆坐在家里，这位原华东矿建董事长，短短七年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七年前的1998年11月，黄兆允是广东省连州市政府的上宾。他投资的煤矿举行盛大的开工庆典，领导们都来捧场，因为他是这个城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对象。七年后的2005年9月，同样是出席庆典的领导带着执法组把他的煤矿炸封(炸后封存)。

　　黄兆允总结说，“虽然改制后的大冲煤矿号称是民营煤矿，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黄兆允的总结道出了中国矿业民营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民营矿业尽管具备一定期限的开采权，但行政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民营矿业的生死。

　　而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掠夺性开采、严重环境污染、官煤勾结、采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称为民营矿业“四大毒瘤”，这让地方政府也很头疼,但这些问题的背后都能隐约看到产权问题的沉重阴影。

　　中国矿业的出路在哪里？

　　谁导演了矿商的厄运

　　黄兆允投资连州煤矿，纯属偶然。1998年，时任华东矿建公司董事长的黄兆允，听到公司有连州籍妻子的员工称，连州当地煤矿生产条件较差，市委市政府很欢迎外来资本。做了几次考察和协商后，华东公司有了投资意向。

　　作为一个预期总投资2500万元的煤矿项目，连州市政府相当重视。黄兆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举行的隆重开工典礼，除了连州市五套班子之外和几乎全部的局、委、办负责人来了，公司所在的温州平阳县部分领导也来到现场。除了隆重的开工典礼之外，连州市还给予公司不少税费上的优惠，各个职能部门也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

　　一份清远市计委《关于连州市三口江区下元冲煤矿项目的批复》的文件显示，这个工程总投资为2500万元，每年生产无烟煤12万吨。

　　连州市政府的一份1998年第五期的工作会议纪要称，“连州市各级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保持与市委、市政府一致，在供电、环保、税收、通讯、安全、材料供应、矿区界址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在办理各种手续时按照市政府有关优惠政策执行，给予方便。”

　　另外,1999年3月9日,连州市政府批复文件,给予三口江总矿有限公司两个煤矿三年的税收优惠和免除地方行政管理费。

　　但就是这样一个当初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欢迎，给予诸多优惠政策的煤矿企业，在“8·7”矿难之后，同样免不了被炸命运。而根据黄兆允的解释，并非证照不全，而是少数证件正在审核办理。

　　而炸矿也是为了大局，当时请黄过来也是为了大局，两个大局导演了黄兆允的命运。黄兆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这个煤矿，我和公司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几乎每天都在矿上转，连同合作的资金，我们一共投入约2000万元，现在技改工程即将结束，收获期快要来临了，矿就被炸了，我欲哭无泪。我当时质问执法组的领导，1998年你们通过招商把我们引进来，现在又是你们把我的矿炸掉，这算什么意思？”

　　谁制造了矿业毒瘤

　　并非每个矿商都像黄兆允那么霉运。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矿业的民营化进程一直未断,中国矿业联合会秘书长王燕国透露,到2004年,非公资本矿业产值占矿业总产值的比例,历史性地达到57%。16万家矿业企业中，只有7000多家属于国有。民营资本投入的勘探费用已超过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规模,达11.4亿元。

　　由于中国矿藏多数集中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在许多地方，民营矿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和重要财政来源。

　　矿业民营化进程也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富豪。在2005年版的胡润能源富豪榜上，身价最高的人拥有26亿元资产，最低也有三亿元。而浙江温州平阳县水头镇，这个被媒体称为“温州炒煤团”的发源地，由于大批当地商人在山西等地投资煤矿，每年收获达50亿元。在该镇，投资煤矿几乎是全民运动，甚至连老头老太太的几万十几万的“压棺材钱”也投入其中，而回报率也高得惊人，一年就收回成本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是，伴随矿业民营化而来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如掠夺性开采、严重环境污染、官煤勾结、采矿死亡率居高不下等被称为“四大毒瘤”。

　　以百万吨煤死亡率为例,国有大型煤矿的死亡率为1.07,而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为7.61,是国有煤矿的七倍，是美国的260倍。乡镇煤矿绝大多数属于民营煤矿。

　　掠夺性开采现象也十分严重。矿业开采中都有开采率一说，也就是正式开采量占探明储量的百分比,再以煤矿为例，国有大型煤矿的开采率一般在40%-50%之间，而多数小矿则不到20%。在湖南、重庆、四川、贵州等伴生有色金属矿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矿业企业，由于提炼技术和资本的局限，往往只开采经济价值最高的一两种矿物。其他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矿物常会被丢弃。

　　严重环境污染在湖南、重庆、贵州等地同样严重，湘、黔、渝三省市交界处是全国锰等金属矿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因为大量的中小冶炼企业的出现，导致了当地的严重污染。据《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西，几乎成了黑城、臭城。

　　把钱赚足了就跑

　　张国明,这位来自湘西的民营矿业股东,常年奔波于黔东北、湘西一带,经验丰富。

　　“我什么怪事没见过？上千个村民一拥而上一个月挖平半座山，从中国最大的锑矿之一被盗挖成废矿，再到黑矿之间的火并，我就看到甚至亲历过。”他对老家湘西一带的矿业污染也感到十分痛心。这位经历丰富的老江湖把诸多的乱局归结于产权制度没有建立。

　　张国明的话语坦率而直接：“按照法律规定，矿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民办矿其实拥有的就是开采权，而且这个开采权往往很短，有的甚至不到五年。你想想看，给你短短不到10年时间，而这个矿原本可以开采50年，你要早日收回投资，当然要尽量减少成本，把钱赚足了就跑，那些伴生矿怎么办，尽管有一定经济价值，但矿主管不了那么多，干脆扔了，扔哪里呢，最方便就是扔到河滩边，扔到山坡上，冶炼用的剧毒废液怎么处理呢，为了减少成本，扔到河里，你说这样能不造成环境污染吗？湘西的重金属污染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张国明认为,要是矿主拥有矿业的所有权，情形就会有很大变化。“如果矿是自己的，我还舍得把伴生矿扔掉吗？哪怕不用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嘛。我还敢污染环境吗?因为第一个受害的肯定是自己。”

　　张国明还认为，民营企业只拥有矿产开采权，很容易受行政权力的左右。他举了这样一个案例，中部某县新上任一届县委书记，认为发展旅游业才符合该县定位，嫌小矿像疮疤一样不好看，影响旅游形象，所以他就号令全县的中小煤矿停业整顿，结果搞了一段时间旅游业毫无进展，而小矿停业之后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所谓的“新政”不到一年就终止了。

　　事实上,矿难频繁，一些中小煤矿安全设备的缺乏和产权问题也息息相关。也就是业界流行的所谓“产权不清,矿难不已”。

　　在广东韶关，一位来自湖南、不愿公开姓名的投资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湖南郴州和韶关都有煤矿投资，现在韶关把我的矿封住了，我股份不多，但个人损失也有几十万，矿上买的价值几百万的安全设备，估计也都被水淹掉了。我在郴州的煤矿也不打算安装安全设备，因为如果哪一天湖南也像广东那样炸矿，我这钱不是白投了？”

　　对于民营矿业浪费资源一说，来自浙江温州的煤矿投资人陈义不认同。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老家早年是以建巷道矿井为主业，煤矿的贫富程度和结构我们最清楚。如果说浪费，国有企业的浪费也很惊人，一个国有大矿区，开采到一定年限后，嫌开采成本太高废弃不要了，就是这个废弃的矿区，蜂拥而上的民企就有十几家，照样家家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情形，你到华北东北许多大矿区都可以看到，我们民营煤矿就只能挖人家国有大煤矿挑剩下的货。为什么民营煤矿也嫌贫爱富呢？只给我们12年甚至三五年的开采期限,你说我能不挑最好的煤层采吗？”

　　核心是产权改革

　　作为民营矿业的核心问题，产权制度已引起了决策层、行业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少人把只拥有短期开采权的民间投资企业，用“伪民营矿企”来形容，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又能明晰权责的现代产权制度，已成为共同的呼声。

　　1998年在浙江开始试点的矿权拍卖制，在2002年以后，已成为中国矿权转让的通行方式，这也使得之前猫腻丛生的协议转让和层层审批方式被放弃，而开采权的年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延长。

　　而矿业产权制度改革最重要的试点，出现在煤炭产量居中国第一位的山西。

　　2004年4月30日，一场造成35名矿工遇难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之后，临汾市就开展了一场与广东炸矿封矿截然不同的明晰产权的试点，这个城市将全部312座煤矿的煤炭开采权由集体转让给了个人，被明晰产权的个人则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资源有偿使用费。煤矿产权的明晰，使不少矿主在获得了利益的同时，又感到安全责任的重大。

　　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在不触动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条底线之外，矿业的勘探权和开采权长期归受让人所有，并且不设时间限制。个人承担安全责任和安全投入,每吨煤炭缴纳一定数量的资源使用费。

　　临汾煤矿产权新政产生了不错效果。山西临汾的一位原本只拥有13年开采权限而舍不得大规模安全投入的矿主郭学军，在2005年5月改革之后，他就投资1300万元更新了这条运煤通道，并且投资2800万元新建了煤矿的变电设施，另外还修建了职工宿舍。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还表示，还要加大井下的安全投入。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这样解释产权制度变革的意义:首先是打消了经营者对长远利益的担忧，当他对这块资源明确拥有开采权后，他才能够知道他有多大的利益,他们就要进行综合规划,把所有资源尽量开采干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还要进行技术改造，要关心煤矿的安全，尽量不出事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把过去的几个小煤矿整合到一起招标拍卖。

　　中国矿业联合会顾问、中国矿业权威专家傅鸣珂曾撰文呼吁，根据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在采矿法修改中要把理顺产权作为重要内容，初步设想是以物权理论作为矿产资源产权理论基础，再次强调采矿权是财产权，因此矿业权既要受到公权力(资源法)的保障，也要受到私权利(民法)的保障。

　　他还认为，“建立双保障机制的目的是防止个别政府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合法矿业权益的现状，试想如果合法矿业权得不到保障，投资常常打水漂，民间资本谁还敢涉足矿业，已建成的矿山，谁还能做长远谋划，相反，只能助长采富弃贫、减少安全投入、吃光分尽的短期行为。”

　　就在本刊发稿时，临汾的一位官员透露说，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某些官员勾结煤矿的腐败案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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