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13日上午8时,晴,山东兖矿集团南屯煤矿井口。
“咣当!”
一声闷闷的巨响,罐笼的铁门被牢牢地关上。一阵刺耳的铃声过后,罐笼启动,迅速下降,凉飕飕的风,在耳边“呼呼”滑过。尽管手已经紧紧握住罐笼内的扶手,身体还是明显感到失重的感觉。大约1分钟后,我们下到井下450米深处。在罐笼车停住那一刻,我发觉到,刚才手握紧的扶手上,潮乎乎的,一直悬着的心,总算稳稳地落下。
走出罐笼,通过一条长长的巷道,稍作等待,我们登上行人车(矿井下用来运送矿工的电动小火车,每个车厢能做四个人,需要猫着腰进入),车厢内黑乎乎的,要不是矿灯的光,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方的脸。行人车穿越着时明时暗的巷道(巷道顶每隔5米约有一盏灯),井下的凉风,在身边迅弛而过,尽管没有特别的不适,窒息感还是慢慢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大约10多分钟后,行人车在一条巷道旁停下,接下来,需要步行到达采煤工作面,这段泥泞、曲折的路,让我们真正体验了井下的环境:潮湿,黑暗,窒息。
随同我们采访的王科长说,“这样的路,记不清走了多少来回,反正4000多个日日夜夜都是这样走过的,习惯了。”经过长长的一段巷道,我们的步伐明显变得缓慢而失去了节奏,然而,王的步履坚定,每一步都很扎实,看得出,他已经习惯了这块土地。
王在出任宣传科长前,干了10多年的掘进工,是个业务精熟的优秀矿工。“在井下,如果关掉矿灯(按规定是禁止的),世界就变成无边的黑夜了。”王说,下过矿的人,对光的感受特别强烈。
当我们赶到采煤工作面时,正值检修机器。因而,那轰隆隆的、宏大的采煤场面,我们没有见到,但矿工们投入工作的神情,让我们深深明白: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违章作业,都可能让这煤井,变成生命的陷阱。
说到下井,其实在河北武安镇采访时,记者就向主管领导、矿井负责人提出过,他们的口气很委婉,说正在停产整改阶段(去年12月底武安市某煤矿曾发生特大火灾事故),“实在是不太方便,还是别下了吧?”其实记者心里很清楚,这出于对“整改阶段”的安全考虑。
同样,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巨日合镇的一个设计年产10万吨的小型煤矿,矿主沉思一会儿,说:“还是别下井了。”站在一旁的矿工,低着头小声说:“有啥好看的,里面有木头柱子、煤尘大,上来后弄得黑了吧唧的,图啥呀?”矿主的沉思和矿工的低语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他们的心里,对安全没底。
4个小时后,我们重返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世界仿佛又重新开始了光明。短暂的井下之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矿工的苦与累:在这样一个难以改变的工作环境中,矿工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习惯并适应着大自然带给他们的压力和挑战,进而,它让我们想到了那些小型煤矿的矿工们,又该会以怎样的勇气面对这种境遇?因为,我们清楚,对于那些工作在大多数小型煤矿的矿工们来讲,拥有像南屯矿那样现代化的井下工作条件,或许是他们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奢求。
一般每月能挣1千元
赤峰青年小杨28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尽管只有小学文化,但有过在大连打工的经历,所以回答起问题来,颇有几分“答记者问”的味道。
小杨说,他在巨日合镇的这家煤矿已经6年了,在井下干采煤。矿上有25个矿工,80%都是小学毕业,除了几个技术员是煤炭学校毕业的,剩下的也仅是初中毕业。
小杨住在矿上提供的房子,刚刚当上父亲的他,脸上挂满了责任。小杨说,他一家三口一个月消费500元左右,除却一些开销,一年下来能存3000到4000元。“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在老家务农,别说干剩,有时种地还得搭钱。”
小杨从16岁开始零散地干了7年矿工,“那时候人小,大人们总会照顾一点,就这样摸爬滚打过来了。”这期间小杨曾去大连打过工,在建筑工地干活,“和现在电视上常看到的一样,太辛苦了,一天干10多个小时,每天23块,一个月也就600元,如果遇到黑包工头,一年下来,一分钱都拿不到,太不稳定了。”
在小杨看来,现在一天下井8个小时,尽管苦点累点,但只要甩开膀子干,一个月能拿1000元。这个收入,拿当地消费水平算,也属于比较高的。
谈到未来,小杨反问:“未来?未来该会怎样,你知道吗?”
小杨说,的确考虑过未来,以后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了,真不知到时候会怎样,“活着,就得面对现实,边走边看吧。”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绝大多数小型煤矿,下井干活的都是农民矿工。他们在从土地上走出来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闷头劳作,他们力图用身体——这个在他们看来唯一的本钱去改变命运。他们出奇地宽容,任劳任怨,有时,他们会执拗地选择冒险,在无任何安全而言的小煤窑上开始他们的“淘金”之路,而恰恰是这个选择,让他们走上一条不归路。
2004年4月8日上午11:30,晴,河北武安镇太行煤矿。
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平方内,住着七八个矿工。还没走进屋内,一股夹杂着哈喇味、烟味和其他味道的气流便袭了过来。老李坐在自己的床边,正吃着热气腾腾的面条,时不时,老李用手,擦拭一下额头的汗。老李的身边有一个简易蜂窝煤炉,上面还有烤过的馒头片,屋内显得很乱,在老李的上铺,一个酣睡的矿工,不时发出沉闷的呼噜声。这就是矿工们临时的“家”。
老李叫李有望,42岁,河北武安市治陶阵固义村人。从1981年开始,他就在附近的煤矿当矿工,自1989年下岗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煤矿打工之旅。他到过很多矿,多年的矿工经验,让他谈起话来,颇有见多识广的架势。
老李说,他刚刚来这个矿不久,还处于“实习期”,待期满后,双方按自愿原则,签定劳动合同。对于选择什么样的矿,老李有自己的看法: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安全有保障的是首选。因为2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老李明白,安全是干煤矿最重要的事:“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上有老,下有小,万一出点事,让谁后悔啊?”,“如果你想干煤矿这行,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
老李有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6岁,都在上学。谈起孩子,他很乐观,“我挣钱不为别的,就为他们将来不像我一样,不要靠身体吃饭,要靠本事吃饭。还好,他们书读得都还不错,挺为我争气。”
在老李看来,干矿工凭体力吃饭,太辛苦了。“人都有老的一天,老了,你还能干矿工吗?”因此,他拼命挣钱,供两个孩子上学,贴补家用,他自己花销不大,除了抽点烟,没有什么爱好,一个月有400多元就够了。剩下的1000多元,全都寄回家。
和老李同住一屋的万文祥,今年35岁,有两个孩子,来自武安市的一个农村。他在矿上属于技术工种——电工。应该说吃技术饭的,没有采煤、掘进工种累,工资也不少拿,一个月1600多元,一年下来,出去开销,能存上几千块。
万文祥说,在矿上做技术工,应该是比较吃香的,一来不像其他矿工那样累,二来钱也不少拿。万文祥没有什么爱好,只不过是闲着的时候,到镇上逛逛,买点东西。他说:技术这东西,有些时候决定了很多东西。要不打小爹妈就唠叨我们要有“一技之长”呢?没错。
有些时候,环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同样是矿工,同样是采煤,然而,差别即便用“天壤之别”来修饰也不足为过。
担心今后没煤挖了
2004年4月12日下午2:00,南屯煤矿办公楼会议室。
29岁的掘进工韩峰,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矿工。戴着眼镜,有些文弱。但是,他却是一个有着8年矿龄的矿工。小韩毕业于煤炭学校,现在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小韩说,在南屯矿,98%以上的矿工都是初中以上学历,其中技校毕业生居多,很多人都已取得大专文凭。素质提高了,矿工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也就强了,对于安全生产相当重要,因为,“很多事故都是不经意间、由于疏忽而造成的。”
小韩说:“当矿工,往往最操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的亲朋好友,一个人在矿上,一群人都为你悬着心。”安全,在小韩看来,比什么都重要,“挣钱多少不在乎,生命最重要。”
尽管现在矿上的条件和待遇都不错,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都给上了,但在小韩看来,远虑近忧同在:一方面是个普遍问题,就是矿工的工资太低,什么都见涨,就不见我们的工资见涨;另一方面,南屯矿已经开采30年了,处于成熟期,以后会不会面临东北老矿区今天的境遇?因为,矿也有老掉的时候,30年后,我59岁,到那个时候,我和家人有没有保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考虑的。
小韩的这席话,引得身边的成世明一番宏论: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国家的应该考虑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我们附近的火力发电厂,无论从劳动强度,还是危险性来讲,我们的工作都超过他们,可他们的工资比我们矿工还要高。我们采出的煤,按市场价格得400元一吨,可供给他们时,才按250元一吨算。国家政策应该向矿业倾斜一下,这毕竟是一个几千万人的大行业。
老成今年48岁,1979年就参加工作了,可以说是个老矿工了。他的流畅的谈吐,不乏真知灼见,仿佛一位煤炭领导在发表就职演说。老成是自信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着辉煌;但同时,他又是矛盾的,因为对于矿区的未来,他有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遍的危机感”。
应该说,大矿矿工关于未来的思路是开放的,在期待提高待遇的同时,他们将目光投向未来,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老矿区的转型。
老成说,我们不希望东北老矿区的今天,成为我们南屯的明天。
家是矿工心底最敏感的区域
支护,在煤炭行业里是一个技术词语,泛指应用在采煤过程中的一些支撑和保护的技术和设备等。它是保证采煤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矿工生命保障的一个守护神。我们常常想,矿工除了需要矿井内的支护外,还需要怎样的支护?家的支护。
武安太行煤矿的老李对此深有感触。老李说:“如果隔三差五的不往家里挂个电话,她就坐不住了,肯定要急匆匆地向矿上打听我的消息。”老李对爱人的唠叨非常理解,他说:老婆的那句话我是装在心里了——“命是自个儿的,多操点心!你要是没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老李乐呵呵地说:这么多年了,不安全的矿井,我是绝对不去那干活的,她的唠叨还挺管用的。
家是每个矿工心底最敏感的区域,家人的嘱托,成了矿工熟记于心的“安全守则”,家,支起了矿工重视安全的半边天。
刘林玉大姐是南屯矿家属协管会的工作人员,她爱人是矿上的掘进工,她们这个协管会说白了就是“矿工家庭后勤保障队”,给矿工尽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帮助。刘大姐说,结婚20多年了,到现在,每次下井还依然会“嘱咐个不停,牵肠挂肚”,“就怕出事,真担心啊!”
刘大姐说,现在每每看到发生矿难了,心总会被它揪着,就盼着矿工获救!
郑洪兰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是家属协管会的主任。她说,矿工在井下干活,最需要的是无后顾之忧,“我们能帮助他们干点活,让他们安心在井下工作,挺值的”。
说到激动处,郑主任的眼里饱含热泪,“我曾做过一次遇难矿工家属的安慰工作,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痛了我,那次事故后,我真的明白了矿工的生命安全是天字号的大事。”
郑主任说,她们家属协管会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尤其是矿区领导的支持,“你们好好呼吁呼吁,多给我们点支持,我们不图别的,就图个平安。”郑主任在记者离开家属协管会时,还不忘微笑着嘱咐一句,“给我们好好写写,让大家都来支持我们,回头我请你们客。”
就是这样一些关爱着矿工的家属们,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井下的亲人,他们的牵挂和嘱托,成了在井下作业矿工的另一半强有力的支护。
遇难赔偿何其少!
近些年,矿难时有发生。专家称,我国已经进入了事故高发期。矿难令人心痛,痛定思痛,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赔偿遇难矿工?
死难矿工的赔偿问题,的确不容忽视,对此,有人曾撰文指出:煤矿井下事故夺去无辜矿工生命后,有多少人能够享有烈士称号?有多少家庭得到相应的抚恤或赔偿?又有多少地方为他们开追悼会、纪念会?可能不多,他们的后事往往被简单处理,补偿又很有限,死难者家庭失去顶梁柱,等待他们的更多是艰难坎坷、生活无着,对此,活着的人难道不应当认真思考吗,给他们尽可能的帮助吗?
的确,这一沉重而有力的质问代表了多少矿工和他们家人的心声。采访中,记者曾就“一些人在抢险(比如消防官兵)等行动中遇难了,得到了很高的赔偿;而我们的矿工遇难了,赔偿却很有限。”话题与矿工们交流。他们的回答,令我们惊讶:“人家那叫牺牲,是烈士,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没法比”,“那怎能比呀,人家是英雄!”,“这个没法说,人家是公众人物,有几个矿工成得了公众人物?”,“的确,到了该提高矿工地位的时候了,现在矿工成了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
一位煤炭专家说,这样的回答,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这些年,我们对矿工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太有限了。我们不能忘记矿工,特别是当矿山老掉的时候,当矿工老去的时候,更需关怀和帮助。他们是一个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特殊贡献的群体,现在,他们依旧在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对于矿工来说,关爱他们的生命安全,关心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未来,就是最好的实践以人为本。
矿工们的梦想
采访矿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在“五一”劳动节,对矿工最直接的关注,就是走进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在采访完每个矿工后,都会记录下他们最期待的事或最大的愿望,现摘录其中的一部分,算是给我们此次调查划上一个句号。
小杨,内蒙古人,采煤工:老婆给我生了宝宝,我太高兴了,他还不到一岁,希望他平平安安,希望我能多赚点钱,让他们幸福。
老祭,吉林人,技术员:我爱人也是矿上开绞车的,我打算明年做点买卖,搞些家庭养殖业,我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不可能一辈子干矿工,多为孩子考虑考虑,趁现在还能干得动,多积攒些钱,用来防老。
李有望,河北人,采煤工:我最大希望是,我那两个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多读些书,别再像我一样,靠身体吃饭,我希望他们做个有技术的人,这样,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不是更大吗?
王科长,山东人,原是掘进工:希望能提高矿工的待遇,让矿工无后顾之忧,从而让矿工以更加积极饱满的心态投入工作,为国家的能源建设多做贡献。
万文祥,河北人,电工:今年到年底争取存一万块!全家人都平安。
老潘,山东人,30年矿龄的老矿工:矿工们太辛苦了,收入太低了,而他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太大了,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理解矿工,支持矿工。
老刘,内蒙古人,采煤工:希望矿井的事故少一些,再少一些;希望政府对取缔小煤窑的力度大一些,再大一些;希望矿工的收入多一些,再多一些。
韩峰,山东人,掘进工:当矿工,我无怨无悔,苦中有乐,乐中思苦,何乐而不为?希望普天下的矿工平安,希望矿工们的家属幸福。
……
每个人都怀揣梦想,无论他身为何职,身居何位。矿工也一样,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地藏着这样那样的梦想,尽管这梦想有些终归还是梦想,但我们还是期待,他们能梦想成真。从矿区返回城市,我们常常想,到底能拿什么奉献给我们可爱的矿工呢?或许,这一份份期待和愿望,是我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时,送给他们的最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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