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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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说明：在纺织厂工作的新疆女孩。刘峥摄

　　中国，深圳松岗镇 -- 那天晚上，李春梅死了，她是累死的。
　　工友说她那天连续在白南（音译）玩具厂里来来回回跑了16个小时，把未成品的玩具从一台机器送到另一台机器。当下班的铃声终于在午夜响起的时候，她已经满脸是汗。
　　圣诞节前，正是玩具厂一年中的旺季，订单像雪片般从日本、美国飞来，工人们被强迫要求加班，李春梅和她的同事们已经有整整两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了。
　　同屋的女孩们回忆，那天晚上，19岁的李春梅躺在宿舍的床上，直直地看着上铺的床板，哀怨地说她觉得自己快被榨干了。她一边揉着自己弯曲的双腿，一边咳嗽着，她说她觉得好饿。工厂的饭菜实在太差了，她说，她饿得就像什么都没吃过一样。
　　"我不想干了"，同屋的女孩黄佳群想起当时李春梅曾说过，"我想回家"。
　　后来宿舍的灯熄灭了，同屋的女孩都陆续睡了，而李春梅却开始咳血。几个小时后，大家发现她躺在卫生间的地上，身体缩成一团，在黑暗中呻吟着，她的鼻孔和嘴角都是血，流个不停。同事们叫来了救护车，来不及了，李春梅死在去医院的路上。
　　李春梅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广东省的很多报纸都把工作强度过大、连续工作时间过长而导致的健康青年的猝死称为"过劳死"，而李春梅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认为她就是典型的"过劳死"。
　　目前没有针对导致这种猝死的原因以及发生机率的研究。很多病例甚至没有被记录，但是据估算，仅在珠江三角洲，每年就有几十人死于"过劳死"。
　　数以百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从贫困地区涌向沿海地带，他们组成了中国新一代的工人队伍，这些新的流动打工者都很年轻、贫穷，而且对劳工权利和工作安全的规定几乎都一无所知，而他们之中"过劳死"的事例使工作环境必须标准化成为当务之急。

　　背井离乡去赚钱

　　李春梅的家乡在小俄山(音译)，那是四川省的一个偏远山村，离她工作的松岗有700多里路。小俄山(音译)目前仍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全村只有一部电话，没有公路，经常限水限电。
　　小俄山(音译)那里的人们至今仍然全靠自己的双手耕地，就像他们的老祖宗，只有牛和锄头。村里的人没几个识字的。要进小俄山(音译)你只能步行，在雾气环绕的山上惟一的小路满是泥泞。
　　李春梅在家中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贫瘠的土地，艰苦劳作拖垮了父母身体。他们家在山腰上耕种一小块梯田，日复一日，上山下山，他们耕种些收成少得可怜的小麦和稻米。
　　"这是个穷地方啊，当爹妈的都想让娃赶紧离开鬼地方到城里打工"，李春梅的父亲李志民说。坐在自己造的破旧简陋的小屋里，他说"娃们越早去打工，家里日子就好过点。"  
　　当地人说他们的经济非常简单。小俄山（音译）的人们靠吃自己种的粮食为生，然后卖掉一部分粮食换钱。那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元，但是每年每人要交各种杂税与费用300元，曾有一些村民因为交不出税而被拘留。
　　村民们说活下去，办法只有一个：别让孩子们上学了，早点让他们去城里打工。
　　李志民的大女儿李梅小学三年级时就被迫辍学了，她甚至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女孩要帮家里耕地喂猪。李春梅也是在三年级时辍的学。
　　李梅15岁时，坐着长途车去了深圳。
　　"那时家里很困难"，她说，"我想赚钱养活自己和爹妈，我想供我妹妹上学。"
　　两年后，李梅带着800多元钱回家探亲。那时李春梅15岁，她说她也要和姐姐一样去城里打工。李梅回忆起当时李春梅说，家里需要钱，她不想让爸爸再这样辛苦地种地了。
　　探亲假过后，李春梅和姐姐一起踏上了去深圳的路。李志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一路翻了好多山头送姐妹俩去车站，李春梅一直偷偷在哭。
　　"我真的很担心，我叫她别哭"，李志民说，"我对她说，没啥好哭的，去赚钱又不是什么坏事。"
　　"我说：哭可不是个好兆头。"

　　最差的工作

　　长途车开了整整三天三夜。
　　当车开上广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李春梅第一次看见了珠江三角洲工厂的厂房。混凝土的宿舍在路边排成褐色的一行，只有挂在窗口的衣服点缀出些许色彩。深夜，开车经过的人们可以透过工厂的窗户看到一排排女孩仍在灯光下辛勤工作。
　　姐妹俩一起到了东莞。一个爆炸式发展的城市，约有9百万人口，而其中至少有7百万是像李梅姐妹这样的外来打工者。李梅在东莞呆了两年，在不同的玩具厂打过工，而且当时正有个工厂要她去。她说，很快也能给妹妹找到个工作。
　　李春梅打工的头一年就受了伤。一天过马路时，她被一辆摩托车撞伤了腿。李志民赶到东莞，把女儿带回家养伤。
　　在家休养了差不多一年后，17岁的李春梅来到了松岗。那是位于深圳西北面的一个卫星城，李梅当时在韩国人的玩具厂凯明(音译)实业公司打工。这次还是姐姐帮了忙，帮李春梅在这个工厂也找了份工作。
　　李春梅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们，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在三个不同的玩具厂打过工，一个是凯明(音译)，还有两家都是替凯明(音译)做加工的工厂。
　　松岗处处是工厂，衣服、玩具、电子产品，都在这里加工，然后运往世界各地。晚上，下班后，常有很多打工仔打工妹在街上闲逛，工作牌还别在工服上，而工作卡就放在衬衣口袋里。
　　松岗对一个山村女孩来说是个新奇的世界。那里有街灯，有麻将室，还有走调的歌声从KTV里飘向温暖的空气。但是同事和朋友们都说李春梅几乎从不出工厂的大门。
　　同事们说，在工厂里，生活必须按严酷的时间表进行。李春梅每天早上7点起床，穿上工服，8点到岗。中午，她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吃饭、午睡；傍晚她只有半小时吃晚餐。晚上从6点开始加班，一直到午夜时分下班铃声才会响起。
　　大部分工人会被派到流水线上做缝合玩具的工作。比如，一个工人缝上一只眼睛，另一个缝耳朵。他们整天坐在缝纫机前，重复做同一个动作。
　　而李春梅的工作却是不停地跑来跑去。一组工人完成他们缝合的那部分后，李春梅要把所有他们完成的玩具跑步送到下一组工人那里。通常一个组有25个工人，却只有2个像李春梅这样的传送工，而每天做的玩具大约有1000个。
　　"她做的是最累的工作，而且工头们还总是催她快点快点"，一个姓刘的工人说，"我们除了吃饭没有其他休息时间，车间里也没有空调。"他还说，车间里到处是飞絮，机器运转产生巨大的热量，有时车间的温度竟会达到58℃。
　　传送工不需要什么技能，所以工资就最低，只有12美分一小时。在最忙的季节，工资和加班费加在一起，李春梅大概可以赚约550元人民币。
　　但工人拿不到全部的工资。公司每月要向每人收100元的住宿费、伙食费和从来没人享受到的福利费。比如工厂向工人收费说去办暂住证和工作许可证，能让每个人能在松岗合法地打工，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拿到过这类证件。
　　工厂还常常莫名其妙地要工人交罚金，比如上厕所超过5分钟、浪费粮食或者完不成指标都要被罚钱。
　　李春梅虽然对工作环境很不满，可是只要能赚钱她就开心了。她告诉朋友们。她要攒钱给自己准备嫁妆。
　　"她又老实又害羞，她是我们中间最穷的一个，"李春梅的老乡沈秀群说，"她没有男朋友，也不爱听音乐，我们出去逛街时她常常一个人呆在屋里。"
　　另一个工人张发永说，李春梅只买过一条裙子，但又一直不舍得穿。她说李春梅觉得自己乱花钱了，又担心自己糟蹋了这么好的裙子。她死后，她父亲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这条裙子，还好好的折着，放在塑料袋里。
　　李志民还在女儿的遗物里找到了几张照片，那是在照相馆5角钱拍一张的快照。照片上李春梅和朋友们在一起，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穿着向照相馆借的军装。在那几张照片上，她看上去那么年轻，一个二十不到的姑娘留着乌黑的长发，一张照片手捧鲜花，一张做干杯状，还有一张是穿着工服端坐着。
　　只有在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得见她的笑脸。

　　"我们被套牢了"

　　死前两个月，李春梅从凯明(音译)被调到一幢新楼去了，那就是白南(音译)玩具厂。约有60个凯明(音译)的工人被同时调到白南(音译)，他们开始在三楼的一个车间里加工玩具。凯明(音译)的工头吴朵琴也一起来到了这个新地方。
　　新工厂条件更差。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来了。吴朵琴不断要工人们延长工作时间，有时甚至要加班到凌晨二、三点。工人们连续2个月没有休息一天。
　　"每个人都要加班，你根本没得选。就算生病了，还是得上班，"李春梅一个姓赵的工友说。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加班费"，她补充道，"比如说，有时我们加了6、7个小时的班，但工头只在我们的工作卡上写3、4个小时。"
　　死前一星期，李春梅哀求工头放她一天假，她实在是撑不住了。但是工头拒绝了她的请求。李春梅只好在晚上加班时偷偷去睡觉，还被扣了3天的工资。
　　朋友们说李春梅总在说她不想干了要回家，但工厂扣着她两个月的工资，如果她不干了，可能就拿不到本应属于她的工资。很多工人也有相同的遭遇。"我们被套牢了，"一个来自四川的17岁的女孩说，"我们只好呆在这儿干下去。"
　　李春梅的同事们描述的情况很多都违反了中国法律。松岗的最低工资应该不低于每小时30美分，而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而且是劳动者自愿加班才行。同时严禁任意罚款和克扣工资。但在那里，法律是一纸空文。
　　"也许那的确违法了，可在我们这里是司空见惯，"来自四川的25岁的吴春林说。五年来，他已经在六个工厂打过工了，他说，"其实哪里都一样。"
　　有个研究过珠江三角洲工作状况的记者说，工厂里种种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地的官商之间有"共同利益"。政府希望通过激励投资来增加税收，当然同时也增加他们受贿的机会，因此他们会对劳工权利和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等问题视而不见。
　　李强，曾经在中国试图为打工者打抱不平，两年前去了美国。他曾经协助400名在深圳的打工者整理材料，揭露工厂的恶劣环境，但是被当地政府轻描淡写地打发了。
　　"他们说'回工厂去吧'；他们说'你该明白，哪儿不都一样啊'"，李强回忆道，"问题是有很多当地官员的亲友都进了这些工厂当头头，这就形成了一张关系网，而只有打工者是'外人'。"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群打工者都是中国最无助的工人阶级。一是政府要限制人口流动；二是和传统的国企工人相比，打工的移民得不到福利保障；三是警察可以随时收容并遣送他们回乡。
　　打工者们想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抗争就更难。"国企的工人很容易联合，因为他们通常来自同一个城市，有些甚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很容易团结在一起，"李强说，"但打工者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是很稳定，他们很散。"
　　大部分打工者文化水平都很低，根本不能和城里的同龄人相比，而他们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从属于政府控制的职业联合会，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从没听说过有"工会"这回事。
　　在打工者经常工作的私人工厂里，老板们只关注利润。
　　外界对这些血汗工厂工人处境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跨国公司对他们在华工厂的环境及管理人员的注意。但在这类工厂中经常存在的转包合同的制度破坏了一些改善措施的实施。
　　比如，据一个不愿公开姓名的管理人员透露，凯明(音译)工业公司就从不同的品牌公司接下玩具加工订单，但那些品牌公司几乎从不到工厂了解情况，就算来也一定会事先通知。
　　他说，其实凯明(音译)有符合标准的车间，他们完全可以让工人在合格的环境下工作，但是他们为了轻松赚钱就会将订单转包给其他环境很差的工厂，比如像白南(音译)这样的工厂，凯明(音译)通过转包可以轻轻松松赚取佣金；而白南(音译)这样的工厂也想这样做，所以会再转包给像李春梅的工头吴朵琴这样的个人。
　　他说，"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说，吴朵琴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所以李春梅的事跟我们无关。"
　　果然如此。当我们打电话去白南（音译）玩具厂询问李春梅的事时，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在电话里说"是，这事我们知道了，但吴朵琴不是我们工厂的人，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吴朵琴变成了一个不属于任何单位的人，凯明(音译)和白南(音译)的人都声称无法联系上她，而她曾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在李春梅出事后也无效了。

　　父亲的悲哀

　　一接到女儿的噩耗，李志民就赶到了松岗。他说，整整28天了，他拼命想找出应为此事负责的人。
　　警察把他带去了当地劳动局办公室，而劳动局又把他送到白南(音译)玩具厂，玩具厂的老板们闭门不见。李志民又去了区级的劳动局，区级的劳动局又把他送去了当地的商业部门和深圳市劳动局。
　　最后，警察给了李志民一纸文书，说区卫生部门认为李春梅的猝死是"因为生前就有某种疾病"，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说明，同时当地的劳动局宣称她的死"与工作无关"。
　　李志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但他又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他说，最终凯明(音译)公司让吴朵琴出钱办了女儿的追悼会，并让吴支付了他在松岗期间的一切费用和回家的车票。大女儿李梅和他一起回了家。
　　现在，李志民一家又难以维持生计了。李梅想好了--明年再回工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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