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窑矿难频发调查：煤炭业人才断层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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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中国煤海，煤储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产量也占全国四分之一，均居中国各省份之首。  
 

　　山西出煤，山西更有不断的矿难，全国矿工死难者中，山西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山西也出了数不清的煤炭暴发户，富裕程度让全国人惊讶。

　　与“矿难”、“暴富”一样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还有“私挖滥采”、“生态破坏”、“苦难矿工”等等。而这一切均指向——山西煤窑。

　　为什么不断发生矿难？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山西煤窑到底怎么了？山西煤窑究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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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一系列疑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一行先后多次深入山西全省，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探访、调查。现特为读者呈上这份《山西煤窑真相调查》——

　　带血的煤炭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一

　　“煤矿爆炸了”。

　　2007年3月28日11时30分许。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一平垣乡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80名矿工脱险，26人遇难。

　　恰巧当日上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报，要求依法严肃查处瞒报事故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余家岭悲剧

　　余家岭煤矿，位于距临汾市约45公里处的西山一平垣乡和土门镇交界处，其间群山环绕，矿区就在山沟。矿区大门右边的楹联上写着“科技兴矿再铸辉煌”，使其显得与众不同。

　　记者了解到，该矿属乡镇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9万吨／年，按规定入井人员最多为29人。但是事发当天入井人数达106人，是法定人数的三倍多。在发生事故之前，其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在内的煤矿生产必需的“六证”（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全部过期。依照中国相关法规，煤炭开采必须六证齐全且有效，否则违法。

　　对于余家岭煤矿矿难发生的原因，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地政府下派该矿的2名安监人员，在一名生病外出、另一名吃饭之际，矿方自行组织开采而导致矿难。

　　然而，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实情并非如此。2006年，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24名矿工遇难）之后，当地政府向每个煤矿派出2名安监人员以监督煤矿的安全生产。“很多煤矿都通过政府安插自己的亲信做安监员。”知情者说，余家岭煤矿的真正后台，还涉及当地宋姓及任姓官员，“他（矿主周小根）还有个在煤矿监管部门工作的亲戚”。

　　“素质低！胆子大！惟利是图！”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局长杨吉春这样形容某些煤矿负责人。当地近期所发生的矿难，与这三个特征紧密相连。

　　3月份以来，临汾市连续发生了3起矿难。

　　其它两起事故分别是：

　　3月14日14时，洪洞县明姜镇圣王沟一“黑口子”（即非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导致3人死亡；

　　3月16日15时，乡宁县西坡镇硬家沟煤矿二坑口非法生产发生顶板坍塌事故，导致3人死亡。

　　主管官员虽疲于奔命，最终的结果，还是有37人被撤职、免职及得到相应处分。圣王沟的“黑口子”因地处明姜镇和兴唐寺乡辖区交界处，两个乡镇的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均被撤职。

　　在余家岭矿难发生后，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市长李天太均表示，对事故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然而，就在他们表态不久，临汾又接连发生矿难：

　　4月2日凌晨3时10分左右，临汾市乡宁县双鹤乡南崖村小西沟煤矿生活区发生炸药爆炸，致3死3伤；

　　5月5日13时50分? 临汾市蒲县克城镇蒲邓煤矿（乡镇有证）井下掘进头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遇难，2人下落不明，23人受伤。

　　被要求吸取教训，这不仅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仅限在山西。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陕西省铜川矿务局2004年陈家川“11·8”矿难（瓦斯爆炸， 166名矿工遇难）家属时曾强调，地方官员要“吸取血的教训”，抓好安全生产；而在2005年左云“5·18”矿难中， 他还指出，要严查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

　　事实表明，在山西，一些煤矿的开采者对中央政策和高层表态置若罔闻。在余家岭煤矿发生矿难10天前的3月18日，山西晋城市发生矿难。与余家岭煤矿在事故发生2小时后再上报所不同的是，晋城市西上庄办事处苗匠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后，矿方选择了伪造现场、隐瞒不报。

　　停不了的矿难

　　“国家不是不要煤，但是不要带血的煤！”

　　2005年11月21日，在贵州督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时，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显政的话，掷地有声。

　　然而，政府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应对矿难频发的挑战。在山西尤为如此。

　　晋城“3·18”矿难“吸取教训”10天后，“3·28”矿难又降临临汾。在临汾官方有关人士表示将“引以为戒”，确保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临汾又连续发生矿难，5月5日，蒲县克城镇蒲邓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28名矿工死亡。

　　5月11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在国务院山西省蒲县蒲邓煤矿“5·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说，蒲邓煤矿存在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政府监管，安全管理混乱，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等六大严重问题。赵同时表示，待查明原因之后，将依法严惩相关责任人。

　　“他们停不下来的，等风头过后，还会偷偷地开。”在山西，不少煤矿附近村庄的村民说，年复一年，他们已经看惯了这种“游戏规则”——每次发生大的矿难，都会来一次整顿，整顿过程中，有些煤矿还会在晚上偷偷地挖煤。

　　“留下电话，他们挖煤我就告诉你过来。”不少煤区的农民向记者索取联系方式，农民正在做线人——他们的眼神复杂而神秘。

　　一位山西的学者对记者说，煤矿老板手上的每一张钞票，都附着屈死矿工的冤魂。当心每块为中国发展提供动力的煤，都沾有矿工的血迹。

　　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以前，中国煤矿事故每年死亡上万人。2000年，从中央到地方组建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之后，每年事故死亡人数开始控制在7000人以下。2003年事故死亡人数为6434人；2004年死亡6027人；2005年死亡5986人；2006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事故死亡4746人。

　　2002年以来，由于煤炭行业的蓬勃发展，山西的财政收入逐年递增，全省GDP从2002年的29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048．01亿元，这是山西首次进入全国财政总收入千亿元省市的行列，同时山西也成为财政收入增速全国第一的省份。

　　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02年，山西共发生煤矿事故184起，死亡矿工501人；2003年，共发生煤矿事故159起，死亡矿工496人；2006年，共发生煤矿事故149起，死亡矿工476人；2007年到目前为止，仅仅山西公开报道的矿难就有11起，死亡矿工153人。

　　而以上这些公开的数字中，并没有统计许多大大小小不知名的煤矿里那些被隐瞒的死难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矿工丧命于煤井之下，造成煤矿事故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据记者调查，最常见的矿难，往往有三种：瓦斯爆炸、冒顶和透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三种：一氧化碳中毒、火灾和井下发生车祸。

　　“前面三种是常规的矿难，但造成矿难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位煤矿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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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难原因之一

　　煤矿产权不明确

　　很多专家指出，矿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矿主急于短期获利。

　　山西大同的一煤老板告诉记者，由于小煤窑都是承包机制，矿主也都只是一个名义老板，因此只能追求短期效益，只想在承包期内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产量，小煤矿超产情况非常严重。

　　超采是造成矿难的一个根源。“一般都超采3倍左右。”某矿副矿长老李说，煤矿老板之所以暴富，也与超采紧密相连。为了超采，煤矿老板并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采矿图纸规划进行采煤，由于地质结构状况不明，发生冒顶或透水在所难免。

　　为了超采不被察觉，“一个煤矿至少有四份图纸（采掘工作面分布图）”，真正实施操作的图纸只有老板知道，其他的都是为了应付检查。老李还对记者说，超采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偷漏税，只要交足核定产量的税款后，“剩下的都是老板的。现在煤矿都是现金交易，很难查。这也是煤老板快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矿难原因之二

　　安全投入欠账过多

　　“煤矿安全欠账大”，这是煤矿安全生产的一个重要隐患。

　　早在2005年，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梁嘉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分析煤矿事故频发原因时说，“我国煤矿安全投入欠账非常大，仅国有重点煤矿，据统计在安全工程、安全装备和安全设施方面欠账就达500亿元左右”。

　　由于安全欠账，煤矿规定的安全投入不但难以完成，维修设备所需的资金往往也被忽略。2003年，中国工程院和煤炭信息总院联合完成的《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差距和对策》的课题报告称，目前中国矿井的原有安全设施严重老化，不少设备超期服役。报告还显示，“九五”期间，国有重点煤矿仅“一通三防”（通风、防尘、防火、防瓦斯）方面投入应达42亿元，年均8．4亿元，实际投入只有4亿元／年，相差一半以上。

　　按照国家规定：

　　煤矿要加强矿井的“一通三防”的技术管理。技术负责人负责组织制定并落实“一通三防”专项措施，确保系统安全可靠；

　　每旬组织1次对矿井全面测风，对采掘工作面和其他用风地点，应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测风，严禁采掘工作面微风或无风作业。

　　对风门、局扇等设施明确专人看管和维护。矿井必须安装瓦斯监控系统，并确保传感器安装符合规定，系统完好，监控有效。

　　采掘工作面要配备专职瓦斯检查工，及时检查瓦斯、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情况，杜绝超限作业。煤与瓦斯突出煤层必须落实“四位一体”（煤与瓦斯突出性预测预报、防治突出措施、防突措施效果检验以及防突安全防护措施）的防突措施。

　　掘进工作面实现“三专两闭锁”（专用变压器、专用线路、专用开关、风电闭锁、瓦斯电闭锁），矿井按有关规定建立瓦斯抽放系统，并保证有效使用。开采自然发火煤层必须落实综合防灭火措施。所有矿井都要建立防尘系统，落实综合防尘措施。

　　但是，在地方承包机制下，矿主对井下安全只进行必要的投资，巷道的建设以及通风等设备投入，都是以能维持生产为标准，并不能完全达到国家的标准要求。

　　在产量更小的黑煤窑，条件更加糟糕，设备非常落后。晋北地区有的黑口子，在井下存在着用骡子拉煤的现象，矿工们都养着骡子，带着一辆皮革围成的运煤车。

　　在临汾市的汾西县，据记者调查，有些非法小煤窑，一部三轮车，5个工人，即可开工挖煤。还是单井出煤——一个小井口的上边有一架绞车，矿工下井和出煤都用它来提升。依据目前的相关规定，所有的煤矿必须有两个井口（主井和副井），安全生产才能有基本保障。

　　据记者调查，核定年产量在15万吨以下（包括15万吨）的煤矿，其采掘方式基本都是“炮采”；而15万吨以上的煤矿，有部分已经实现“普采”（普通机械化采煤）；同煤集团的部分煤矿，则实现了“综采”。

　　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称，山西省现有合法煤矿3800多座，其中具备30万吨以上生产规模的仅仅占到8％左右。

　　矿难原因之三

　　矿工缺乏井下安全操作培训

　　“新矿工在井下吸烟，是引发瓦斯爆炸的一大原因。”老李所在的煤矿，为了防止矿工井下吸烟，制订严格规定：第一次抓住罚款500元，第二次罚款1000元，第三次开除。“有些新来的矿工把烟藏在安全帽下带到井下抽，他们根本就不明白通风、瓦斯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挖煤挣钱，煤矿这东西说出事就出事啊！”

　　记者了解到，在乡镇煤矿、私人煤矿工作的大多数矿工，下井前基本不经过任何技术培训。“只要有力气，能吃苦，不怕死又需要钱的人”，都可以下井挖煤，没有经验的新手，由老矿工负责带一段时间。

　　“煤炭行业人才出现断层。”左云县安监局、煤炭工业局局长王新贵对记者说，农民工的素质很低，这是引发矿难的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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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老板的暴富及原因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二

　　从开矿时的低价承包煤矿，到现在的煤价持续走高，煤老板赚个金银满钵。 
 
 

　　有人说，煤老板赚的就是国家的钱；

　　有人说，他们超量生产，逃避税费；

　　有人说，他们吃的是子孙饭，吸的是工人血；

　　地下有的是煤，地上有的是人，这就是煤老板赚钱的逻辑。

　　开矿赚钱是投资和投机的结合

　　年近50的温州人秦川（音），是属于山西煤炭行情低潮时候果断“杀入”，成功“获得暴利”的煤老板。

　　1998年底，他拼凑200万元资金来到山西。“当时全国煤炭价格一片低迷，煤矿是越挖越亏钱，很多乡镇煤矿都想着承包出去。”

　　承包了煤矿后，秦川又回到温州老家，借得200万元资金，开始搞煤矿的建设。

　　“我是外地人，当时我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了，60万一年的承包费。400万经营一个煤矿是非常勉强的，‘公关开销’太多了，后来我又借来了不少钱才支撑下来的。”

　　“撑了一年，2000年开始，行情就慢慢转好了。”这也符合秦川对煤炭行情的判断。

　　在行情见好的情况下，秦川又立即承包下第二个乡镇煤矿。“资本总是要扩张的，向最赚钱的行业扩张。”才初中毕业的秦川谈起资本运作时一脸得意。

　　2001年开始，煤炭行情持续火爆，这让秦川“赚足了下辈子的钱”。现在秦川的孩子都出国留学在外，自己也长住北京，只是“偶尔来山西看看朋友，请大家吃个饭。”

　　谈到开煤矿赚钱，秦川自有心得：开矿是投机和投资的结合。我们把握了煤炭市场的经济规律，低价承包了煤矿，这是投资；当年乡镇煤矿实行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这些煤矿都是无偿取得国家资源，这算是投机。

　　“有水快流”的乡镇煤矿让秦川“一夜暴富”。

　　一个二级煤老板的发财之路

　　赵三（化名）今年41岁，大同本地人，“现在也算是煤矿老板”，他只是凭借自己拥有的股份参与煤矿管理的“总经理”。按照当地媒体同行的话说，算是“煤矿掮客”。

　　2003年，赵三搞煤炭运输的时候，与秦川相识，两人是“相见恨晚”。 秦川一人管理两个煤矿，“连矿上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常常公关不及时，吃当地政府的亏”。

　　2004年，秦川请在当地人头关系颇为熟悉的赵三作为代理人。两人谈好产量和分利之后，秦川在两个煤矿各留下自己的小舅子和妹夫管账出煤，自己抽身离去，一身轻松地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大名胜“享受世界”。

　　“其实我是承包出煤。”赵三告诉记者，“门口最脏的那辆霸道就是我的，一天到晚在矿上跑，没好车根本就不行。”

　　“这车就是耐用，坐着还舒服。”同座也开霸道的一个老板应声道。

　　“煤矿这个行业太复杂，当时承包来的价格，现在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谁都会眼红。”

　　赵三的主要作用就是摆平这些眼红的人，据介绍，赵三在大同是有能耐的人物，这个能耐就是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地头混子，“都能兜得过场”。

　　这些正是秦川所欠缺的：在煤矿圈内，如果你有地头熟悉的本地能人，就意味着效率和财富，比如能提前复产或者每次都顺利地通过各类验收。

　　停产整顿，赚钱越来越难

　　温州平阳的煤老板王明海谈到煤矿投资，也是“有一肚子苦水”。

　　他在煤矿承包转让价格高位的时候杀入山西大同左云，结果是第一个煤矿“几经波折，最后没能投资成”，现在正在别的地方经营第二个煤矿，却因为出的煤品质低而赚不到大钱。

　　“日常开销太大，我的煤价太低，实在没钱赚，如果煤质好一点的话，赚钱还是很轻松的。”他坦言，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投资项目，就会立即撤资改行。

　　这位走南闯北的温州男人最后若有所思地对记者说：“从地下挖一块‘石头’到地上的成本几乎是一样的，关键就是这块‘石头’值多少钱。”

　　记者了解到，很多温州的煤老板都想撤资，“我更想去内蒙做铁矿，那里才刚刚开始。”一位温州煤老板如实告诉记者，“现在政府控制得太严，赚钱越来越难，而内蒙古的铁矿行情和四年前山西的煤炭行情差不多，火爆！”

　　“温州的资金总是流向利润最大的行业，不怕高风险，就怕没有高收益。”秦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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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富原因之一：

　　无偿行政审批和低价承包

　　山西是中国的煤省，大同是中国的煤都，“大同的煤在左云，左云的煤在店湾”。

　　4月初，记者来到大同左云的店湾镇下张家坟村。1981年，下张家坟响应中央“有水快流”的号召，自筹资金开办第一个煤矿，到2006年被资源整合为止，该村一共开过10个“窑口”。

　　“当时开煤矿很简单，只要向上级申请一下，上级如果审批下来，那就能出煤了。”村民李海告诉记者。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行政审批开办煤矿，该村集体和村民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当时收入最高的矿工，每个月能领到八百块，最少的时候也有四百块。”

　　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因为煤炭价格持续下滑，村矿难以为继，“开煤矿就是亏钱，越挖越亏钱。”

　　在此期间，很多村办煤矿怕亏损，就承包给个人老板。据店湾镇政府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现在70％的村矿都已经承包给个人了。

　　当初的煤老板惨淡经营，煤矿也多次转包，最多的时候，店湾一个煤矿经手了20多个承包人。

　　到2000年左右，因为煤炭行情火热，承包煤矿的老板都一夜暴富。而村集体所有的煤矿，村民却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李留谰告诉记者：“通过行政审批，无偿取得资源，再低价承包转让给私人出煤，是煤老板能够暴富的根本原因。”

　　暴富原因之二：超产逃税

　　在山西，村办小煤窑乱挖乱采已经不是秘密。

　　“图纸是在地上看的，到了地下，谁也分不清了，挖到哪里算哪里。”店湾的一位矿工显然对乱挖乱采已经麻木。

　　2006年左云“5·18”透水事故发生后，部分矿工从同煤集团燕子山矿中侥幸逃生。据山西大同的知情人介绍，出事的煤矿已经把巷道掘进到同煤集团燕子山矿的煤田里，当时矿工发现和燕子山矿挖通后，又把洞口掩盖起来，后来这一乱挖的洞口成了他们逃生的通道。

　　有资料统计，在矿权改革前，山西的煤炭回采率仅在30％－40％，其中乡镇矿通常只有10％－15％，也就是说每采出10吨－15吨原煤就丢掉了85吨－90吨。

　　“他们只挖好的煤，质量差的煤就不挖了，地下挖得四通八达的，好像迷宫一样，很容易给我们大矿造成通风的困难。”同煤集团晋华宫矿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临汾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王海青告诉记者：“每当矿难发生后抢救过程中，矿上总是拿不出地质图和井下结构图，就是拿出来也没用，结构图和实际地形都对不上。”

　　发生“5·18”透水事故的张家场乡新井煤矿，是一个核定年产量为9万吨的乡镇煤矿，事故发生后，据有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该矿年产量为100万吨，超产10倍多。

　　今年55岁的老杨是大同矿务局的退休职工，有着30多年的下井经验，还当过班长，在退休后，老杨被大同一些小煤矿请去当生产矿长。

　　据老杨介绍，核定产量9万吨的煤矿，一般年产都在30万吨以上，“没有不超产的小煤矿。”老杨肯定地回答。

　　大同左云的动力煤每吨营业税是60元，其他收费是34元，一共是94元。记者在店湾一村矿得到这一数据。

　　煤矿缴税是按照核定产量缴纳的，超产给国家税收带来巨大的损失。“超产部分都是逃税，那真是个黑洞。”大同国税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老杨告诉记者，矿上常备有好几份地图，应付不同的检查，常常有煤矿掘进偷挖其他煤田的优质煤。一般的检查组都不会下井去检查的，如果真的要去井下调查，也可以把井下的巷道进行紧急处理，“在下面重新堆土砌墙，保证做得检查不出来”。

　　“安监局下井的时候，支护、通风设备都装好了，违规的生产工作面砌墙堆起来，检查时候都是合格的，检查后就扒掉继续挖。”

　　按照国家规定，9万吨矿，下井人数最多不超过26人，加上瓦斯员、探水员等也就30来人。“现在很多9万吨矿井一下就是50多人，都是三班作业。”

　　“要检查超产还不容易啊，只要去矿上看看有多少工棚住着多少工人就行了。”老杨说。

　　暴富原因之三：低成本开矿

　　在煤矿行业内，一吨煤从地下挖出送到地上所花的钱，叫做吨煤成本。据一位在河津下化乡开过黑口子的老板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吨煤成本是55元。这与老杨给记者的吨煤成本价基本相同。55元的成本包括人员工资35元、三材16元、其他设备支出4元。

　　“当时带班工头包出煤，每吨是35元，所有耗材全部由矿上提供（主要就是三材）。”

　　三材的消耗是：一个晚上一个工作面需要5根左右的坑木，需要5个雷管，每个雷管带3个炸药。“10个工作面，一个晚上火供品要花1000元，木材要花3000来元，10个工作面能出煤大概250吨，三材消耗就是每吨16元。”

　　50元的吨煤成本里面，坑木消耗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也是惟一能抠减下来的成本。

　　记者了解到，山西历来就有拿煤炭换坑木的传统。在运城河津的下化乡和吕梁地区的乡间路上，时常可以看到卡车拉着四米长的原木进山。

　　左云的老杨告诉记者，现在一根坑木需要60来块钱，老板为了省钱，会叫生产人员尽量少支坑木。

　　“能不支的地方尽量不支，有些采完煤之后，又把坑木抽出来，支到新的巷道里去。”

　　“国有大矿当年也是用坑木的，但是用得比较多，哪里有小煤窑这样少的啊。”当过国有大矿矿工的老杨补充道，“支起来需要三根木头，一根横梁，两根竖支，有时候需要四根，支一次就是200多块钱，就是少挖一吨煤，老板怎么舍得？”

　　“哪个矿长用坑木多了，就会被老板骂，都是尽量少用。”

　　少用坑木的结果是埋下顶板脱落的隐患。老杨向我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一次事故，“2002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同南郊区的一个小矿当生产矿长，下去检查生产的时候，就盯着工作面的一块顶板，看着好像有点松动，就把在工作一个四川矿工叫了出来，让他暂时停止铲煤，我先叫人把顶板加固好。等我拿着坑木进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喊出事了，我赶紧跑过去，那个工人不知怎么又进去挖煤了，就是那块石头掉下来，当时人已经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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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窑黑色利益链揭秘

　　■山西煤窑真相调查之三

    “山西产煤，到处都是黑吃黑啊！”

　　从晋北到晋南，这是记者在山西煤区采访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围绕山西煤窑的一系列“黑吃黑”的故事，可谓千奇百怪。

　　一块沉睡数万年的煤炭，一旦诞生在黑煤窑里，这块闪亮的“乌金”将会经历一系列黑色的人间“游戏”，它将目睹行贿受贿、吃黑水、收黑钱、搞敲诈、做黑交易的黑窑主、黑车主、黑站长、黑官员、黑记者、黑所长等形形色色的“黑色人物”……

　　之一：开黑煤窑

　　煤矿从合法性上分为三类：合法煤矿、非法煤矿、违法煤矿。所谓合法煤矿，就是依法取得采矿业“六证”的煤矿，这六证分别是：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所谓非法煤矿就是没有任何法定手续的煤矿；所谓违法煤矿就是虽然有法定证件，但证件不全或部分证件过期。

　　而在民间，人们把没有任何手续的煤矿叫“黑口子”，或者叫“黑煤窑”。也就是法律中认定的非法煤矿。

　　如何才能开得一个黑口子？山西省河津市的窑主王涛（化名）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程序——他亲历的内幕，要开一个黑口子，一般得经过5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资人）得跟矿产资源局的领导接上头。“你得跟他通个气，自己想挖个口子。”王涛说，有的时候，资源局的人还会告诉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资源更为丰富。

　　其次，在当地纪委找个靠山。“在这里，纪委什么事都管。在里边没有人不行。”

　　第三，找到乡政府。“在乡政府里边说得上话的人，得给他们钱。”

　　剩下的两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书记（村长）。“不给派出所好处，口子就没法开。他们抓住一个（黑口子）矿工要罚款1万，抓住一辆装载车罚款3万。”王涛说，至于村书记（村主任），他们是土地爷，挖他们地下的矿所以要给些钱，“他们能保证你平安生产”。

　　打点这些关系，需要花费多少钱？

　　“不一定。”王涛说，“给村长的‘黑水’（即支付开黑煤窑的好处费）一般是2万，给一次就可以了。其他部门的人，要经常走动，经常给钱，但第一次的‘公关费’大约需要20万元。”

　　还有一种情况，开黑口子并不一定非经过这5道程序。据知情人说，给村支书每年交10万元，也能确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开办黑煤窑。“进村都得经过山路，什么人什么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能帮着放哨”。但是，仅依托村支书为靠山，是开黑口子风险最大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给乡政府“进贡”20万元。“资源局或市里要来人检查时，可以从乡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铲车把口子堵住就没事了”。王涛说。

　　2006年底，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曾租用警用直升飞机对该省的黑口子进行监测。山西省境内共存在14个非法采矿重点热点地区，它们分别是：晋中市的灵石县，忻州市的宁武县，临汾市的汾西县、蒲县、尧都区、乡宁县、洪洞县、霍州市，吕梁市的交口县，运城市下辖的河津市、阳泉市的盂县和阳泉郊区，太原市晋源区和万柏林区。

　　在黑口子泛滥的临汾市汾西县，开黑口子的程序与河津市大同小异。该县的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汾西开黑口子，必须打点的部门有：乡政府、国土资源所和派出所。“当然，后台越硬胆子越大，但只要搞下这三关，黑口子就可开张了。”知情人说。

　　各种关系打点完毕，剩下最重要的一步是开矿。王涛向记者描述了其在下化乡某村开矿的情形：

　　第一步，在试图开矿的方位探矿，找好地点。

　　然后，开一辆矿运三轮车，带2个工人和雇一名技术员，在考察好的位置开始挖井。挖一个深50米或者更深的矿井便见煤了。

　　从探矿到见煤，所需时间大概是2—3个月，投资需80万－90万或者更多一些。

　　见煤以后，第三步是建设地上工作场面，该项费用需要7万到8万元，规模大点的需要更多一些钱。

　　“做完以上工作以后，就可以招收工人了。矿工来自四川、河南和东北。”王涛说，矿运三轮车也从一辆增加到十辆。

　　由此，一座黑煤窑即宣告诞生，“边挖边卖边发财”。

　　两年前，王涛的黑口子在该市下化乡还正常运营，“如今风险太大，不挖了”。下化乡是河津市煤炭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当时，当地明口子（即合法煤矿）有30多个，黑口子300多个。据王涛介绍，如今“明口子有30个左右，黑口子还有200多个”。4月12日下午6时，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下隐秘探访了下化村一个黑口子。在一个叫南桑峪村的地界上，山坳间散布着五六座煤矿。记者来到其中的一座，看到100多名矿工正在井口集结，准备下井挖煤，但矿上却没有任何合法证件。

　　据记者调查，在山西，最小的黑口子大概有10个人左右，一般的黑口子总人数大概在30人—50人之间。而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最大的黑口子人数可多达300人，“这些口子的后台很硬”。知情人向记者介绍，在河津市下化乡200个黑口子中，矿工约100人的为50个左右，100人以上的仅有几个，剩下的都是30人左右的。

　　2005年山西省政府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山西全境取缔关闭4876处非法违法矿点、关闭1156座矿井。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全省“打非行动”期间，大部分黑煤窑进入了“蛰伏”状态。

　　然而，对于此种行动，也有人颇为不满。“我的小煤窑因为只是公安局长保着，就给炸掉了，县长保的却没有一点事情。”4月10日，在大同市南郊区的鸦儿崖乡，安毅（化名）抱怨说，“打非行动”让它的煤窑赚不到钱，至今还背着十多万元的外债。

　　今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在山西境内由北向南采访时发现，山西还有不少黑口子依然正常运行，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同市浑源县打死“记者”的煤矿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手续的黑口子。经记者核实，被山西官方称为“无生产迹象”的这个黑口子，其实是晚上挖煤、白天休息，直到打死“记者”兰成长当天才关闭。

　　4月15日，记者一行到临汾市汾西县，恰好赶上汾西打击黑口子专项行动，当晚7时许，汾西县城大街警灯闪烁。晚上11时许，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两个未开工的黑口子。在回来路上，又碰到两拨刚出完煤的三轮车司机……

　　晚上12时许，记者一行因为迷路，误入一不知名的山沟，又找到一个黑口子，现场未见挖煤的工人，但洞口有铲车作业的新痕迹。

　　4月16日，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兴唐寺镇和明姜镇交界处，记者发现两处黑口子，一处在坡上窑洞内，一处在山沟，用塑料布和黄土遮住洞口。据村民透露，3月份，附近的圣王沟发生矿难，这两个黑口子因为风声紧，都关闭了。

　　黑口子的老板们在跟执法行动进行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矿难——执法——息事——再次矿难——再次执法”，如此的循环，似乎没有人能够望到它的尽头。

　　之二：经营黑煤车

　　煤窑挖出煤之后需要把煤运出山沟。

　　记者在煤区采访时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报废车和没有任何牌照的车在从事煤炭运输。

　　4月12日，记者一行从河津赶往下化乡，进入下化乡地界后，看到不少早已经报废的圆头解放卡车在山沟里运载煤炭，这些“上了岁数”的汽车，车身油漆斑驳脱落，“一磕一磕”地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与记者同行的司机齐师傅调侃说：“这些卡车可以拉去拍解放战争的电影。”

　　下化乡的人对这些车并不奇怪，“只要交了钱，你想开就开，没人管你。”

　　在山西朔州、大同境内，记者还看到，在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队伍中，许多车没有任何牌照，而挂牌的车里，有近三分之一挂的是外地牌照。

　　“都是为了逃养路费。”司机齐师傅告诉记者，“山西的养路费比内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

　　超载，是煤炭运输行业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山阴县城通往马营乡的山间公路上，都是装满了煤炭的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缓慢前行。为了多装煤，很多卡车都进行了改装，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钢板，再把车箱加高许多，超载往往是核定载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超载的重车下坡，一段路开过后刹车片就会因为过热而失灵。记者看到，很多重型卡车都用水管一路向刹车片滴水降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矿区下山的路都湿漉漉的。超载的卡车一踩刹车，随着“噗嗤噗嗤”的刹车声，轮胎间就冒起一阵阵水汽，弥漫开来。

　　一位司机告诉我们，盖着篷布的车子都是开往省外的，没盖篷布的都是运往省内或者煤场的。这位司机告诉我们，他的车一次要装140吨煤。

　　“油价这么高，不超载我们没什么钱赚的。”这位司机向记者坦白说，“通过治超点时，交点钱就可以了。”

　　之三：开黑煤场

　　在黑煤窑的“食物链”中，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级——在黑矿附近正规的煤矿或煤场。一般黑煤窑都是在晚上出煤，为躲避检查，白天黑煤窑都是掩盖起来的。通常，黑煤窑的煤是边挖边运的，矿工用三轮车把煤运到井口，就由装载机立即装上车，然后运到外地去，也有黑煤窑的煤拉到合法矿上或者黑煤场。

　　“价格190元／吨的煤，黑煤窑卖出来就是120元／吨，合法矿不花一点投入，就能转手赚个差价。”

　　更多的黑煤窑把煤都送到煤场去，“选好煤场很关键，煤场如果选对了，开黑口就没人查你。”临汾一位煤老板道出其中的奥妙。

　　据他介绍，很多煤场都是有“后台”的，专门收黑煤窑出的煤，因为黑煤窑的煤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60％，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

　　2006年，据太原市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太原市外环路两侧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储煤场就达90余个，其中90％均为“黑煤场”。而记者在临汾、忻州和河津等多个地区看到，许多黑煤场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两旁。据了解，山西省非法储煤场每年偷漏税费近10多亿元。

　　贩黑口子的煤，比挖黑口子的煤更赚钱。一位矿主向记者分析，由于有些煤场同时从四五个黑口子拉煤，整体而言要比单个挖煤的黑口子赚得多。

　　之四：煤检站吃“黑水”

　　黑煤窑的煤拉运到煤场，要平安上路必须持有“煤票”，并且必须路过“两关”?煤检站和治超点。

　　从1979年开始，山西省政府对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吨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俗称“出省大票”的一种煤票，仅针对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所有出省的煤车必须携带此票据以证明缴纳了基金。

　　当时，山西省政府将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征收权授予山西省煤运总公司，而山西省煤运总公司可以从征收费用中提取2．5％的服务费。自此，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公路上设置煤检站，如今已经形成覆盖全省的煤运网络。

　　煤检站的职能，是对出省的运煤车辆进行复磅计量、补征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对运煤车所携带的由上游的煤焦营业站开出的票据进行核对，对与实际重量和应收基金数额标准不符的进行量差和价差的补征。

　　2005年，为了彻底切断黑煤窑的生命线，山西省煤炭局下发铁令，要求煤炭系统禁放没有“合法煤炭销售票”（“煤票”之一种）的煤炭进入市场。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规定提出，所有“证照”齐全的矿井必须执行“煤炭销售票”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无“煤炭销售票”的煤炭。

　　这些煤票，只有正规注册的煤炭经营企业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记者介绍，为了让运煤司机在自己亲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场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会“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我们得过去加高价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运煤司机对记者说，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检站是山西最肥的差事！”山西的朋友们告诉记者。

　　记者通过对朔州市、临汾市、河津市等多个煤检站的现场观察，许多煤检站形同虚设。运煤车排着一条长龙停在路边，有的，则根本不上煤检站的地磅。

　　记者采访了一位曾在煤检站工作的人士，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不过地磅的，都是在站内‘有人’的煤车，而排队等候的，是在找人帮忙通关。”他说，煤检站一般一个班工作8个小时或12个小时，24小时轮班。

　　煤检站的工作，即是“验票”和“补票”，但此项工作几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检站都难以认真执行。“跟站里的头（站长或班长）打好关系后，一切都好办了。”知情人说，煤检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开票或少开票。比如，一个车队有10辆车，只开5辆车即可放行；一个车实际载重有60吨，开票时只收20吨的钱。

　　煤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国家该收的钱没有收到以外”，其好处有三：第一，运煤车老板少交了钱；其二，煤检站工作人员得到了“黑水”；最后，帮助“过关”的人也获得了提成。

　　帮忙过关的人，一般都是当地所谓的“老大”，他们的工作是疏通煤检站和运煤车老板的关系。2005年，山西省五台县石咀煤焦管理站站长王清祥，因拒绝与押运煤车的“老大”合作而被殴打。

　　“一个煤检站普通职工，一年挣十几万轻轻松松。”

　　一个班一天大约有5万元“黑水”入账，站长一半，副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平分另一半。“在临汾，花一百万元攻关，煤检站的站长都不一定能当得上。”临汾的知情人士说。纠风办、煤运稽查队等对此现象严查多次，“但煤检站已经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络，他们根本撼动不了煤检站暗中搞的动作”。在临汾，公安系统有个大队专门处理与煤矿有关的案件，其被坊间称为“黄金大队”。

　　在煤检站工作是一项美差。据山西本地媒体报道，有些煤检站的工作人员进行赌博时，其赌资是“值班的资格”——尤其是夜班。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税务部门委托煤检站代为补征。5月15日凌晨3时，本报记者对大同某煤检站进行调查，有的车拉了六七十吨，但煤票却只开34吨，而有些车拉了160吨，煤检站却按16吨收费。

　　“在山西，与煤有关的部门都是肥差。”

　　记者雇用的司机齐师傅曾经开过多年的运煤卡车，谈起煤检站的工作职责，他说：“见票才放行，否则一律补交罚款。”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齐师傅告诉记者：“那里面的猫腻多了。”

　　根据齐师傅的讲述，2003年他给一个倒煤的老板做司机。“我们过煤站时候都是一溜车，常常是10多辆，如果真的按照规定交钱，老板肯定赚不了多少钱的。”

　　“一般都是老板先去找一个本地的专门‘送车’的，送车的人都是和煤检站的负责人联络好，不开票直接交点钱就行了。

　　运城河津一位长期运煤的司机给记者讲起一句顺口溜：煤站煤站，两天一万。
　　他谈起自己的一次找“送车人”经历：“送车人正在玩麻将，当时告诉我把钱和车号留下，你们直接开过去好了。”

　　关于煤检“油水”的最大传闻就是“赌一班”，司机齐师傅解释道：“‘赌一班’就是谁赢了谁就上岗多值一个班，那里面全是好处。”

　　之五：黑记者经营“封口费”

　　在黑煤窑的利益链上还有一个行使着“监督权”的“记者”群体，他们也是“乌金”、“黑水”的割肉分羹人。

　　今年1月，《中国贸易报》驻山西省大同市工作人员兰成长因为到黑煤窑去“采访”，被矿主纠集同伙将其殴打致死，事件惊动全国。

　　据山西当地媒体资深人士介绍，在山西从事“创收”的“记者”比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要多得多。大同、吕梁和临汾等地，几乎成了“假记者”的重灾区。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200人。”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如此对记者表示。在吕梁，一个怪现象是，有些人“早上摆地摊，下午到现场（新闻采访现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山西，由于煤矿存在的各种问题突出，尤其是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窑非法经营，而且问题很多，为行使“监督权”的“记者”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许多“记者”往往以对方的问题与违法事实相要挟实施“创收”，为媒体与自己创造经济效益。

　　3月28日晚上12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亲历了“记者”们创收的场面，当时，朔州市山阴县腰寨煤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各路“新闻工作者”迅速聚集该矿，从车牌号上看，共有4个省份的车牌。

　　“记者”们在当地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一个小屋等候调查组发布消息。桌上放着两条名牌香烟，“记者们”在宣传部拿出的签到单上签名以后，坐在椅子上或床上吸烟。在签到单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签名为“李有”、“王二”等“记者”，其所供职的媒体只写着“朔州记者”、“中华报”等。凌晨2时许，有些“记者”等得不耐烦而吵了起来，此时，一个人拿着皮包进来，里边装的都是钱……

　　晋城一位矿长曾向记者介绍，有一次他的煤矿因事故死了一个人，他花费了290万元打发“记者”，才将此事瞒了下来。“只要你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你就得低头，你就得花钱啊！”

　　“拿了钱的记者最好对付。”他说。

　　今年4月初，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得知，两名某报的工作人员因重伤躺在临汾市的某个医院。此前，他们去了某个煤矿，“然后不得不从该矿办公楼的二楼跳了下来，骨折了”。

　　当地人称临汾市为“记者之家”。据了解，在此设办事处或派驻工作人员的媒体，“有近百家”。此外，还有许多拿着各种境外不知名刊物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有少数媒体从事正规的新闻报道”。一知情人对记者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媒体，聚集于一个非省会地级市？知情人道破天机：此处有煤，煤田面积占了全市面积的75％。此外，在山西省14个重点热点非法采矿区中，临汾就占了6个。

　　“舆论监督权不仅可以交易，而且还可以派生出其他好处”。

　　在大同，有位电视台的制片人如今的“副业”是帮助运煤车“过关”和为煤矿搞新闻攻关，“她每年至少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她的威望是打出来的。”当地一位媒体朋友羡慕地说。

　　随着假记者的泛滥，被山西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被法院判刑的“假记者诈骗案”也开始多了起来。近年来，黑记者敲诈案也不断被媒体曝光。

　　之六：黑官员

　　黑煤窑要想继续存活，除了用钱来买通“新闻工作者”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在山西，黑煤窑似乎与当地的官员都有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系。
　　凭借手中的“管理权”、“审批权”，许多官员将手伸向了煤窑，有的人担当着煤窑的保护伞，还有人入干股，甚至有人直接经营黑煤窑。而一些官员由于“运气”不好，为此丢了前程与纱帽。仅2006年，山西先后有7名安监局长因此落马，其中，两名被判刑。

　　据公开的报道显示，2006年9月6日，阳泉市盂县原安监局局长韩斌因为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韩斌从2003年7月6日起担任盂县安监局局长，到2005年7月29日，两年里敛财近500万元。2003年5月至2005年4月间，盂县王村煤矿矿长苏秋爱，在承包王村煤矿时，得到韩斌的“帮助”，煤矿在日常的安全检查、复工、审批火工?炸药、雷管等?品等方面都得到“关照”。为感谢韩斌，苏秋爱先后8次送给韩斌人民币80万元、阳泉市工商银行3万元的牡丹卡一张。2003年11月，赵玉忠以188万元的价格，从原承包人胡良国手中非法接包了盂县西南关煤矿西沟坑口?煤矿?。赵玉忠为感谢韩斌在其接包煤矿和经管过程中的“帮助”和“关照”，先后分7次送给韩斌人民币236万元。

　　2004年5月18日，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93．3万元。之后，经过吕梁市检察院的调查发现，该矿的投资合伙人中，竟然有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和交口的一名检察官。

　　2005年年底，吕梁市检察院以其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武小莉任交口县安监局局长期间，指使该局职工李建军和王海宝在出售煤炭准销票时，私自使用自制普通收据收取管理费53．43万元，由李建军保管。后李将其中50万元存入交口县回龙乡邮政储蓄所，余款存入交口县工行，并将存折交给武小莉。但在武小莉调任交口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局长后，向新任安监局局长高树春移交财务时，并未移交此款，而是据为己有。

　　经调查，武小莉家共有存款和现金445万元，除去贪污的60万元、受贿现金2．365万元、收受礼金2．5万元、合法收入及债权65万元，对其余314万元，武小莉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2006年7月27日，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交口县安监局原局长武小莉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不仅一些官员个人以“管理权”交换煤窑利益，还有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同样也以自己手中的“管理权”从大大小小的煤矿换取好处。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忻州煤矿安监局建设豪华办公楼的事实，正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该局仅仅10名工作人员，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办公室，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而他们建房的部分资金是向部分乡镇和煤矿“借”的。

　　以上是直接获取利益的官员与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许多煤矿而言，更多的是应付日常的“检查”与“管理”。

　　河津的黑矿老板王涛向记者抱怨说，有一个月，资源局的人一共来了三十多次，“来一次一人给一万”，“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吃饭、开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费”。在临汾，一名煤老板说，“我这里谁都能管，连计生委的人都可以过来收矿工的超生费，老百姓永远惹不起当官的。”

　　“只要能管着你的，你都不能得罪，你都得给人家进贡。其实煤窑最大的公关费就花在官员身上了，煤矿最多的利益并没有进入投资人手里，而是流进官员的腰包里了。官就是管啊！”

　　“当然关系混熟了也有许多好处，如果一个黑口子出事了，那么其他黑口子都要关闭，上面会打电话来通知的。”

　　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大同市打死“记者”的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开采黑煤矿是违法和暴利的，煤老板们能用钱来摆平所有的关系，就像村民所说的那样，“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之七：黑社会

　　“开煤窑没有背景不行，没有势力也不行。”

　　“找个当官的做后台，也得找些兄弟哥们给看家护院啊。”一位煤老板神秘地告诉记者。

　　他说，许多有规模的煤矿都有自己的武力护矿队，现在煤矿这么赚钱，谁不眼红，谁都想来黑一把，加之大部分煤窑本来就是黑的，谁都想敲你，我们心里也发虚，破财免灾。最怕人家来个黑吃黑，于是一些矿主也就想出办法了，找一些自己的兄弟处理“麻烦事”。

　　今年1月发生在大同市的矿主打死“记者”兰成长案中，煤矿矿主侯四就有一批自己的兄弟，经常到矿上去，为自己摆平所有不能摆平的事情，包括打伤打残周围的村民，最后以至于打死了来“找麻烦”的兰成长。

　　侯四曾经嚣张地对村民们说：“大同过去有‘红人’，让政府给崩了，我是二把手。”

　　“他们就是流氓。”一位妇女愤愤地告诉记者。打死兰成长的几个人中“有四个光头”，“他们都是黑社会”。

　　之八：黑心“矿工”

　　山西多煤窑，更多矿难。每每发生矿难，便有许多发黑心财者纷纭而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从左云、山阴、怀仁等县的芍药沟——宝湾——八一煤矿——安荣——观音堂——高山——教场坪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煤矿沿途探访中得悉，冒领矿难中矿工尸体的坊间故事在许多当地人口中流传。

　　矿难赔款额提高到2万元左右以后，煤矿发生死伤多人的矿难，常常有一些矿工的尸体被人冒名领走。“矿老板有时候也不知道谁是他们亲属，尸体让人抬走后给钱就行了。”据矿区的一些居民介绍，被冒名领走的尸体，被人背走后就扔到了山沟。

　　更可怕的是，一些矿工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然后从煤老板手中领取赔偿金。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正好看到山西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2006年10月29日，山西省交口县人乔喜平、郝卫平二人将河南农民刘继善骗到该县桃红坡新建煤矿井下打死，然后伪装成冒顶事故，郝卫平以自己“哥哥”出事为名，从煤矿骗取22万元赔偿金。

　　之九：黑线人

　　矿难还引发了一些头脑灵活农民的“商业意识”。

    “余家岭矿难”所在地的矿区，农民李大力（化名）对记者说，他现在有一个秘密的“副业”——向记者曝料。今天3月份，当地一名“记者”通过他的线索而得到了好处费5000块钱，分给他1000块钱。“他叫我以后买辆摩托车，先帮他踩好点再合作。”王说，如果有黑煤窑晚上偷偷地开，他们就可偷偷地“发财”。

　　李大力曾经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他还将自己十多年前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 等奖状一一展示给记者，以便提高自己的资信程度。

　　山西从事“矿难线人”生意的人，不仅仅只有这个老支书，在山西各产煤区的城市里，一批职业线人经常相互买卖煤矿事故信息。记者在大同与临汾就见到过好几位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消息灵通人士”。

　　这么多人都在围绕煤窑“发财致富”。那么，山西的煤窑到底是怎么样的？煤老板们又是如何组织生产与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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