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方面来讲,这是一个胜利。一度充斥深圳罗湖商业城的冒牌路易威登、香奈尔和爱马仕手袋、劳力士、欧米茄的手表和DVD消失了。”这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打假既进步又退步》中的第一句话。
无疑,这是中国打击盗版成功的一个范例。但它能说明什么?——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警官密集的巡逻,确保它们不能回来。”(引《中国打假既进步又退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我国打击盗版行为的现实处境,执法部门不盯着,转眼间盗版产品又将大行其道。
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中国近年来打击盗版行为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均在不断强化。2007全国“打黄扫非”办公室的统计显示,2007年1—4月份,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4899.2万件,其中淫秽色情出版物169万件,非法报纸期刊106.2万份,走私光盘296.4万张,盗版出版物4275.4万件。
其实,不仅这些,一些地方还会开展“打击盗版百日行动”等专项活动,在那段时间内,“打击盗版从我做起”的横幅就会飘扬在这些城市的街巷,哪怕它只是一座小小的县城。这让人们看到了政府打击盗版的立场与决心。
但是,什么事情都怕“但是”,因为一“但是”就会显现出许多问题来。根据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由181家跨国公司成立)最近的调查显示,有28%的受访者表示涉及盗版的问题已经回落,而认为事情恶化的人则更多一些。
笔者每次经过中关村大街附近,仍会见到有小贩向路人兜售各类盗版光盘,不时也会见到有执法者去查处,待执法者来的时候,男性小贩会飞奔于车流间以逃避处罚,而一些怀了孕的妇女则“挺然屹立”,因为法律会对哺乳期的妇女网开一面。
每每见到此种情景,笔者总会想起一位环保志愿者的话:“你很难想象,一个吃不上饭的人会有什么环保意识。”一样的,笔者很难想象,一个吃不上饭的人会有什么打击盗版的意识。所以此时我们再想“打击盗版从我做起”的那句,会觉得它是那么的无力。
那些小贩,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我们能要求他们什么呢?为不贩卖盗版产品而去沿街乞讨吗?我们不能。况且,他们只是盗版行为的最末端的一环,比他们更恶的,社会危害更大的那些幕后的真正盗版产品制造者,却往往难觅踪影。
今年9月29日,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成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柳斌杰说,当前,在版权法律制度基本建立的条件下,我国版权保护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打击侵权盗版、维护市场秩序”上来。打击侵权盗版,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柳斌杰这里所言的“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在笔者眼中其实就是“从我做起”的另一种阐述,但如何从我做起,为什么是从我做起,在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还不够高的今天,它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只能是一种寄予,只能是一个口号,它很难落在实处,它太过空泛了。
然而,打击盗版却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因为盗版正在阻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盗版者低廉的成本,正沉重地打击着人们的创造力,如果这种盗版猖獗的势头得不到遏制的话,没有人再愿意去创造什么。付出太多不怕,怕的是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
如何才能保障呢?仅有一句“打击盗版从我做起”的空泛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建全的法制环境,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一群能征善战的队伍,是我们更愿意见到的。
还好,温家宝总理在参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览时指出,中国将采取四项重要措施,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保护知识产权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加强执法,依法保护知识产权”,这使人们可以看到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无盗版的未来。或许它很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尺高台起于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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