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一文中的蒋氏,其祖父死于捕蛇,其父亲死于捕蛇,而他本人也几次由于被蛇咬差点死去。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意识,不知道这种毒蛇“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因而捕这种蛇是十分危险的吗?当然不是。如果说其祖父缺少这个意识,那还勉强可以说得通,他毕竟是蒋氏中第一代的捕蛇人。而说他本人也缺少这个意识那就完全说不通了。有祖父、父亲血的教训,有自己几次差点被蛇咬的亲身经历,他岂会还没有这个安全意识?可是,他仍然不愿意放弃捕蛇这个可怕的职业。原因是什么呢?他对柳宗元说,他宁愿捕蛇,也不愿意恢复给官府缴赋税。他说,他的家乡中那些不捕蛇而给官府缴赋税的人,由于负担太重,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被冻死饿死病死了,有的不得不搬走了。和他祖父一辈的人,十家中没有一家还存在,和他父亲一辈的人,十家中没有两三家存在了,而在他捕蛇的这十二年中,与同辈的人,十家中没有四五家了。可见,他之所以坚持以捕蛇为生,根本的原因在于不捕蛇的危险比捕蛇的风险还要来得大,捕蛇可能被蛇咬死,而不捕蛇则可能被饿死,冻死,病死,而后者的死亡率可能比前者更高。
那么,外来工们不知道在某些地方打工有极大的危险吗?不是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千多年,外来工的生活环境已经远远胜过那个捕蛇的蒋氏,但他们有时依然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选择:打工,但这很危险,在他们的前边,已经有众多的兄弟姐妹被砸伤甚至被砸死,而企业主们并没有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安全隐患;不打工,安全系数高了,但这样就挣不到钱,家中有人生病了,就无钱去看,只能眼睁睁看着其病死,儿女考上大学了,却缴不起书学费,结果孩子或者家人就会为此而自杀。两者相比,他们就选择了打工。前些日子,记者采访大兴煤矿的矿工。这些矿工说,他们是知道下井是极端危险的,每天下去都是提心吊胆,只有从井下上来了,他们才会有一阵子高兴,感到这条命又属于自己的了。我们能说他们没有安全意识吗?
柳宗元听了蒋氏的叙述,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并发出由衷的慨叹:“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听了蒋氏的叙述,柳宗元不是发出这样的慨叹,而是没肝没肺地责怪蒋氏素质低下,没有安全意识,那千年以来,人们将视柳宗元为何种人呢?同样在今天,我们将频频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板子首先打在外来工身上,这与柳宗元责怪蒋氏又有多大区别吗?外来工们一方面身体要常常受到伤害,还又要将发生事故的责任强加到他们身上,这公平吗?不错,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人缺乏安全生产的知识,可这又是谁的责任呢?有人对他们培训过吗?又是谁应该担负起这培训的责任呢?
在分清责任之前,先重新读读《捕蛇者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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